• 北宋历史常识与重大历史事件简介

  • 发布时间:2017-09-14 14:38 浏览:加载中
  • 北宋历史常识

      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周恭帝继位,无法管理政事,国家政局开始动荡不安。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即后周二禁军统帅,掌握着后周的军事大权。公元960年春,他令人谎报北汉和辽会师夹攻,并奉命带兵北上。大军行至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在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共同策划下,授意将士将黄袍强加于赵匡胤身上,欢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回师京城,部下强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军事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赵匡胤非常清楚,自五代以来,朝代的更替基本上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为了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类的事件重演,他就必须设法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在即位第二年(961年)的秋天,在宫中专门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劝他们不如多积金帛,独自享乐,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广置良田美宅,自己既可以享乐一生,又可以使军臣相安。这些将领们明白了赵匡胤此举的目的,于是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这样,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

      澶渊之盟

      北宋前期,辽的力量逐渐强大。辽军常到黄河流域扰乱或掳掠。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对宋朝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澶州北城(今河南濮阳),矛头直指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当时东京与澶州仅一河之隔,情势非常危急,朝廷上下手足无措。宰相寇准极力劝说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宋真宗来到澶州城,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他们把几千个前来攻城的辽兵杀得落花流水。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又射死了辽军先锋萧挞览,狠狠打击了辽军嚣张的气焰。辽军士气低落,寇准力主乘势进军,收复失地。但宋真宗不敢与辽军决战,于是宋辽进行议和。宋真宗派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条件是不准割地,岁币(北宋政府每年给辽、西夏的钱财等物)“百万之下皆可许”。寇准觉得岁币数太多,就对曹利用说:“不得过30万:过30万,我斩了你。”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辽国皇帝称宋朝皇帝为兄:宋每年向辽进贡20万匹绸缎和10万两银子: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相互侵犯,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随后,辽军将军队撤了回去后,宋真宗也班师回京。

      宋真宗不顾爱国将领的反对,为了一时的苟安,屈服投降,签订了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调回京都,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积贫积弱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管理层内部黑暗腐败,且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军事上将帅分离,战斗力大减:百姓的赋税沉重,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一些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国家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宋仁宗心急如焚,多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希望以改革扭转国家的危局。范仲淹总结了从政28年的经验教训和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针对当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敌(指辽夏)骄盛,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的现象,向宋仁宗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轻徭役”。以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阶级统治。宋仁宗十分赞同,于是,命范仲淹主持了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大批冗官滥吏被革职除名,同时,提拔起用了大批精明能干的官员,官府办事效能大大提高,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新政大受称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也限制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些人集结在一起,掀起了一大股反对新政的浪潮。使宋仁宗不免有些恐慌,对执行新政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改革,解除范仲淹的职务,并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主张革新的人士也都相继被逐出京城。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随之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

      1068年,年轻有为的神宗即位,决心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而此时的北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少数民族的政权也逐步加强了攻势,封建统治亟亟可危,变法势在必行。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早有耳闻,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将王安石从江宁调回京都,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又将其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看到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法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引起了当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王安石的思想主张是大逆不道。王安石据理力争,与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最终赢得了神宗的支持,开始了持续16年之久的熙丰变法运动。

      为了富国强兵,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王安石的变法始终围绕着“理财”和“整军”两大主题。理财富国方面主要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方面限制了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和大商人操纵和控制市场的局面,一方面使得农民能够专心生产,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整军强兵上主要是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到元丰年间,不仅改变了原来积贫积弱的现象,还使得府库充盈。而在军事防御上,在熙宁年间就收复了唐朝中期以后就失守的旧疆域,使2000多里的领土重新回归中国。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于国于民都受益匪浅,但却触动了一大批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连两宫太后都与反对派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变法。如此强大的压力,让神宗有些犹豫。一天,他问王安石说:“有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规。你看该怎么办呢?”王安石坦然道:“圣上用心打理朝政,就是防止天变;圣上早已征询意见。就是照顾舆论;至于祖规,本就应顺应时代。”但神宗依旧犹豫不决,再加上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大旱,反对派势力硬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使得新政迭遭阻碍,困难重重。王安石气愤之余,上书辞职。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当宰相,但没几个月,天上出现了彗星,又被反对派说成是不吉利的预兆,趁机攻击新法。1076年,王安石再次奏请告老还乡,回江宁府。

      1086年,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在不到一年内几乎全部废除,变法宣告失败。同年,王安石也在无限的忧愤中与世长辞,黄泉冥道唯叹息而已。

      “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皇帝,大多信佛,唯真宗赵恒与徽宗赵佶迷道。赵恒在位时,没有一年没有关于道教宫观之事,赵佶与赵恒相比,则显得更为痴迷。公元1113年九月,赵估赐号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之后,又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赵估对道教的崇奉已趋狂热。迷信道士,厚待道徒。公元1114年正月,置道阶26级,赐号先生、处士等。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公元1116年正月,徐知常推举方士林灵素入朝,赵估置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林灵索在宫中聚道士讲道,赵佶在旁设帐听讲。赵估乃自称“朕乃上帝元子,为神霄帝君”,诏令道令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十二月,又加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另一道士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其官秩相当于中大夫,出入词引,以至于与诸王争道,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

      赵估在位,道教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公元1116年闰正月,赵佶采纳林灵素的建议,依科举制度设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13品。每年考士,道士做道官,允许一般士人参加。又听从蔡京之言,汇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编为“道史”,诏令各地都修建道观。公元1118年八月,赵佶还御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员。公元1118年十月,又置道官26等,道职8等,道士皆领取俸禄。每一道观可得上千顷田地。凡设大斋,往往费钱数万贯。

      靖康之变

      宋徽宗时期,原本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开始兴起。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国。当时,宋朝北方的辽国已江河日下,逐渐走向了衰落,宋朝乘机联合金国攻辽。但是,宋朝长期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在宋、金联合击辽的过程中,主要依靠金军强有力的作战能力获得胜利,而宋朝的军队则显得缺乏战斗力。因此,1126年,金国灭辽后,便决定向宋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强大的金国军队很快打到了宋朝京城开封。宋徽宗对此非常恐慌,赶忙退位,让太子赵桓继位,自己则逃到南方的镇江去了。宋钦宗即位,年号“靖康”。抗战派李纲主持开封事务,得到军民的支持,士气一时十分旺盛,金兵败退。

      金兵北撤后,宋朝统治者以为万事大吉,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再次南侵,这时。控制朝政的是主和派,他们根本不组织力量进行抵抗,一心只想求和。没过多久,开封陷落,宋徽宗与宋钦宗皆被俘。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军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宗贵戚等3000人全都带往北方。当时的开封城中几乎被席卷一空,北宋王朝也从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

      长翅帽

      长翅帽是宋朝大小官员戴的帽子,其发明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当上皇帝后,对当年一起闯天下的同僚很不放心。特别讨厌文武大臣在朝堂中交头接耳,评论朝政。一天,赵匡胤上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奏章时,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很不礼貌。赵匡胤非常生气,但不露声色。退朝后,他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的对策,于是便传旨属官在幞头纱帽后面分别加上长翅。长翅用铁片、竹篾做骨架。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以后越来越长)。这种帽子除了朝堂和官场正式活动时须戴上,一般场合是不戴的,因为戴上它,在街上行走非常不便。戴上它,官员要并排坐着谈就困难了,只能面对面交谈。从此大臣上朝,也就很难排列在一起交头接耳,影响朝堂严肃性了。

      赵匡胤

      公元927年2月,赵匡胤出生在今河北涿县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父亲赵弘殷任后唐铁骑第一军指挥使。

      949年,22岁的赵匡胤离开家,投到枢密使郭威手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959年正月,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继位。小皇上没有政治威信,更无法掌控局势。于是,赵匡胤抓住时机,与赵普、石首信等策划了“陈桥兵变”。

      960年正月,北汉联合契丹,即辽,共同南犯。赵匡胤奉命抵抗。军队驻扎在距汴京北20里的陈桥,赵匡胤的手下在这里发动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顺利夺取了皇权,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即宋太祖。

      赵匡胤深知自己得天下是靠的“陈桥兵变”,因此,他害怕黄袍加身的故事会再次上演。于是,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利用巧计,使大将主动交出手中的兵权,历史上将此次事件称为“杯酒释兵权”。之后,他还将禁军中的统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将大权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他又削弱宰相的行政权、兵权和财政权,国内政权稳固之后。宋太祖就开始着眼整个中国。他针对北强南弱的特点。为避免与强大的辽国争雄,与宰相赵普商议,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

      宋太祖统一天下,不仅靠武力,更靠攻心。无论是对百姓还是对敌人,都是一样仁爱。他每次领兵打仗。都再三叮咛要安民而不要掳掠,反对滥杀无辜,安定和统一是他战争唯一的目的。宋太祖的宽仁厚爱。使他赢得了百姓和一大批义士的拥护,为他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人和”条件。最终用了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外的所有地区,基本上使中国恢复了完整的版图。

      976年,宋太祖于万岁殿暴死,其死因至今不明。

      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999年。天圣五年(1027年),29岁的包拯进士及第,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县令,但父母年岁已高,不愿离开故土,他便立刻辞官回家,陪伴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守孝期满,才又重人仕途,先后出任天长县知县、端州知州、监察御史、龙腾阁直学士(包拯又称包龙图即由此而来),以及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开封知府等。在他的任职期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廉洁奉公,备受百姓景仰,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洁身自好。康定元年(1040年),他曾出任端州知州。当地生产一种砚台,叫端砚,这种砚台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为上贡精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很多官吏都趁这个机会向百姓征收高出定额好多倍的贡品,而包拯到任后,严格按照数额定做。从不多收一块,甚至到他离任时,自己都没有一块端砚。百姓的负担一下轻了许多,生活也有了很大转机。到后来,他虽然垒官至副宰相,但其衣食住行与百姓无二,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要光明磊落。不要贪图百姓的钱财。

      嘉祐占七年(1062年),包拯在开封病逝,临死前叫家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的《戒廉承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千百年来,包拯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清官的代名词,其铁面无私的不朽形象也为世代所敬重和景仰。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吉州原属庐陵郡)。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卒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人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韦占二年(1057)二月,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此后相继任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未获批准。此后两三年间,多次请辞,都未获准。熙宁三年(1070),授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同年,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今属安徽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在颍州家中辞逝。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另外,欧阳修的诗歌、赋也都很有特色,但成就均不及散文。著名的作品有:散文《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秋声赋》,诗歌《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等。

      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司马池曾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从小家教很严。

      20岁时。司马光参加会试,中进士甲第,第二年被任命为华州判官,从此走上了仕途。后来,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便回家服丧。25岁时,再入仕途,任滑县县令。宋仁宗嘉佑二年(1058年),38岁的司马光再次进京任职,不到3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指正君臣的过错。

      然而,这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却偏于保守。他曾于嘉佑七年(1062年)七月向仁宗上书长达5000余言的《论财利疏》,以驳斥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坚决反对变法,而只主张改良。公元1068年,年轻的神宗即位,渴望北宋能够国富兵强,还认为“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因此,对王安石的主张极为赞赏,遂决定让王安石主持变法。

      司马光感觉自己再在朝廷呆下去,也难有作为,于是于熙宁三年(1070年)主动上书辞职,决定远离政事,专心著述。之后,司马光六任闲职,避居洛阳15年,集中精力组织人员编撰《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撰写完成,全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1362年,294卷,《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先写好提纲,然后由助手编撰材料,修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定稿。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开始,至宋神宗元丰七年成书(即从1065~1084年),前后历时达19年。

      元丰八年(1086年)闰二月,神宗病逝,10岁的哲宗登基,一向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治形势大变。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保守偏颇的思想得以大肆施展,为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神宗时施行了16年的新法一概废除。

      司马光将新法全盘否定,确实大有偏激之嫌。然而,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又给他增添了无数光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又将原来史料中的盘根错节加以剔除,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历史的风云变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交子

      宋真宗时期,在四川出现了代替金属货币的纸币,这种纸币称为“交子”。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自唐中期以后,四川的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北宋初期,在四川成都地区仍流行铁钱。铁钱有大、小两种,大铁钱每贯重20多斤,小铁钱每贯也有6斤多,携带起来极不方便,影响了商业发展。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成都16家富户共同印制纸制的“交子”,代替铁钱在市场上流通,作为现钱使用,使用交子的人可以向交子铺兑换现钱。后来,交子改南官办,流行渐广。

      中国最早的商标

      我国最早的商标,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济南有家姓刘的针铺店,以白兔为商标,颇负盛名。这个商标是用铜版印刷的,近似方形,中间绘有白兔捣药图,画像鲜明突出。图画的上端横写着店名“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两侧写有“认门前白兔儿为记”的条幅,图下摆从左到右写有关于经商范围、方法和质量要求的告白。这件历史文物现存国家博物馆。国外最早的商标是1473年出现在英国伦敦街头的张贴印刷商标,比我国刘记针铺商标要晚好几百年。

      苏门四学士

      北宋时期,出自大文学家苏轼之门的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当时号称“苏门四学士”。四人中,黄庭坚文学成就最高,是江西诗派的领袖,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其词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他的诗形体兼备,内容丰富,具有瘦硬老辣、新奇峭拔的风格。张末也以诗出名,他的诗注重思想性,但忽视了艺术形式,缺乏感染力。秦观以词著称。晁补之的主要成就也在词上,他发展了豪放词派。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提出的思想观念。张载认为佛教的虚无观、超脱观和轮回观都是错误的。在佛家看来。天地万物都是虚妄的、梦幻的,而张载认为都是实在的。

      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的用处是统一的:天和人都以变化为本性。张载所说的天是指无限的客观世界。张载用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解释《中庸》的诚明说,他认为,如果不承认人的作用就是天的作用,就不是诚;如果不承认知天与知人的统一性,就不是明。诚明就是肯定天道与人性的同一性。即人道与天道因诚明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人性论上,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天地之性”即人的本性、天性;“气质之性”指的是人对物欲的渴望。张载认为:“性于人无不善”,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是善恶相混的,要想重归“人性之善”,必须要经过人后天的道德修养才能完成。所以他主张“穷理尽性”,以完成人道,实现天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风俗画家张择端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宏伟壮阔,笔法严谨精细,把社会风俗画推进到更高的阶段。全图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全卷共有人物1643人,208头牲畜,船只、车轿各20余。通过对清明节时北宋都城汴梁(开封)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两岸的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生动地揭示了北宋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瘦金书

      宋徽宗赵估在政治上虽为一代昏君,但在艺术上却是才华横溢。他不仅擅文辞,通音律,尤精于书画。后人称赞他“书画精妙,亦古今首屈一指”。他的书法楷、行、草书无所不工,而最有名的则是他独创的“瘦金书”。这种艺术指一种具有瘦细、劲挺特色的楷书。它全用外拓法,如画兰竹,运笔挺劲犀利,轻落重收,书虽瘦细而有腴润飘逸之感。结构上既圆满秀丽,又通篇法度森严,犹如众宫女和乐起舞。翩翩穿梭而章节不乱,充分反映出宫廷生活的特色。“瘦金书”不仅能在宋代诸多书家中独树一帜,也是亘古唯有,它使得宋徽宗虽不能称雄政坛,却得以独步书坛。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在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一直占领着印刷市场的主导地位。雕版印刷最早出现在隋朝。先是把木板刨平,然后在木板涂一层浆糊,再把写好的确文稿翻贴在版面上,刻字工人把字一个个刻出来。待到印刷时,将油墨涂在制好的文字版上,再盖上白纸,用刷子轻轻刷平,文字就印在纸上了。雕版印刷比手工抄写方便很多,对我国早期的文化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雕版印刷的不足越来越明显了,不仅笨拙费力,又浪费材料,每一版只能用一次,而且存放不便,如遇错别字又极不易更改。据史料记载,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一部《大藏经》的印刻,立时12年,雕版达13万块之多,可见工作之繁琐。

      毕异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印刷工作的人员,更是越发感到雕版印刷的弊病急需改进。他认真总结前人和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反复琢磨,试图找到更先进的方法,但却一直未能有所突破。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一群小孩子在他家门口玩捏泥巴,才豁然开朗。孩子们用泥巴捏出了各种动物、树木、房子、椅子等东西,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随心所欲地进行排列,编出不同的故事来。毕舁看着看着,灵光一现,心想:如果用泥巴捏成一个个的字,然后再排列成句子,不就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效率了吗?

      想到这一方法后,毕舁立刻着手实践起来。他经过不断实验,反复摸索,最后还是决定用泥巴,不同的是,他在泥巴里面加入了一些胶水。这样,即容易刻又刻不坏。他先把泥巴切成小方块,在上面刻上字,烧硬,冷却,再将刻好的单字按韵排好。以便查找。印刷时,按文章找出活字,将其排列在铁板上,四周用铁框固定。除此,他还在铁板上预先铺一层纸灰、松脂和蜡混合成的黏合剂。然后,把活字版放在火上烤,黏合剂熔化时,就用平板将单字牢牢地压平,等冷却后,每一块活字版就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接下来,只要在版上刷上油墨,敷上纸,轻轻一压就可以了。等印完后,再用火将铁板烤热,黏合剂熔化后,就可以将活字取出来,保存,以备下次使用。为了提高效率,毕舁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一板排字。交替使用,使印刷速度大为提高。

      毕舁发明的这种胶泥活字印刷术概括起来有五大步骤,即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版和活字归韵,比起雕版印刷,这种方法制版迅速,印刷质量高,而且可以重复使用,节约了材料又缩短了印刷周期,堪称印刷史上划时代的突破。

      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更是印刷史上的伟大创举,为全世界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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