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的故事:名震京城与诗人之死

  • 发布时间:2017-03-11 17:00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书香世家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用笔跌宕有致,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情,即喝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濡目染,故品德、学识都非常好,苏轼有这样的母亲是幸运的,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序等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苏轼像三年后其弟苏辙也来到人世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高。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其母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来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塾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塾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塾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轼在私塾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滂,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滂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第二节 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了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倡导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吃惊,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了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最终考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甚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拔擢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完了婚事。

      今位于四川眉山县城西,原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故宅。亲程氏,在嘉祐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祜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搭船渡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祜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谏科的考试。苏轼、苏辙分别以三、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年间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是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朕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天,由于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极度困难。后来奉上级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叫“喜雨亭”,他因此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盈的笔调抒发了久旱逢甘露的喜悦心情。

    第三节 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分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入侵,边境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民粮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不得不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时间,父亲也跟着去世了,苏轼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已有了新的变化,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并不是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无济于事,并且他也不愿意陷入宗派斗争的旋涡之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闲暇之时,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而且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折反而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第四节 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调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帮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中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八风亭三苏祠古亭之一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词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贷,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等,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不应该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法人物,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讯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当时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老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相当铨叙部次长)范镇也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本来就喜爱他的诗词,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俸,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浃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求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勤劳作了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建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日常的茶饭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的宁静。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时期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两点: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此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二、由于“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述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于运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文学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的王安石,两人谈得相当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东坡亭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时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知道再过几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第五节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了名誉,并任他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天,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极力提拔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撤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形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众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元祐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进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连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制度,有一部分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大臣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免役法”尤为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但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人了。可是新法派的人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中间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入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和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祐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任杭州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祐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京都,次年又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第六节 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政治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未获批准。元祜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祐更化”也随之结束了。

      元祐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了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又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又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窘困,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就此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竞被流放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疠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至雷州,两地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口,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读书,这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虽然很艰苦,但他仍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先后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夜在浔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归,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l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文豪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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