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时段下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社会

  • 发布时间:2020-06-16 14:47 浏览:加载中
  •   此前研究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特色是以不同国家为基本立场展开叙事,多侧重宏大叙述,而当前研究的趋势则愈发注重区域间整体历史互动的描述与分析,同时将历史叙事与现实观照相结合,并多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入手,发现“活”的历史。基于这个出发点,5月15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六场云端学术会议,以“宋元明清: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社会”为主题展开讨论,本场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罗玮主持。

      问题的提出:近代西方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理解的困惑

      在引言环节,上海大学历史系的舒健以近代“福久新闻事件”引出了讨论议题——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如何理解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段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

      “福久新闻事件”的主人公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是近代朝鲜开埠之后美国驻朝鲜王朝公使馆的海军军官,福久来朝后,没有得到官方的准许下,就推进了基督新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教事业,这对近代朝鲜的教育、医疗以及朝鲜半岛的近代化有一定贡献,同时他怂恿朝鲜王朝背清行事,鼓励朝鲜王朝摆脱与大清传统的宗藩关系。此时身在朝鲜的袁世凯对福久的所为颇为不满,两人关系因此相当紧张。1886年末,袁世凯在上海洋文报纸上看到福久关于朝鲜王朝政局的报告,便立即找人翻译出来,交给朝鲜高宗李熙阅视,李熙遂命外署督办金允植拟文诘责。

      福久的报告题为《福久少尉报告汉城革命相关情报,1884年12月4—7日》,其中谈及1884年可能会出现的政变。1886年9月前后,美国政府将此报告编入《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出版发行;此书出版后,上海的《字林西报》敏锐地捕捉到新闻点,把福久的报告公开刊行。然刊发一事,其实并非福久所为。袁世凯之所以就此大做文章,不断发函要求朝鲜驱逐福久,是因为他担心朝鲜王朝受福久的影响,在背清自主的路上越走越远。袁世凯的出发点无疑是维护大清的利益,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宗藩关系,在他持续施压之下,福久终于被逼离开朝鲜半岛。而这一事件背后,实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在近代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福久及其所代表的近代西方构建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传统东亚国际秩序。

      《字林西报》刊行的福久的报告

      “福久新闻事件”中,有一个人在大清、朝鲜王朝和美国之间斡旋,他就是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时任美国驻朝鲜王朝代理公使。柔克义意识到,要西方人理解朝鲜王朝和大清的关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他以《大清皇帝功德碑》(三田渡碑)的研究为例,不断思考中朝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大清与朝鲜王朝的关系在西方人眼里到底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如果不是,双方又是怎么回事,依据是什么,西方人又该如何理解?柔克义就此给出的答案是:“朝贡贸易”——朝鲜王朝给中国皇帝进贡,中国皇帝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朝鲜王朝使团则借此机会沿途贸易,获取商业利益。有时,柔克义又说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没有臣服的意思,有点像一个家庭中年幼的成员跟家长之间的关系,朝鲜王朝向中国皇帝通报新君册立、王室人员死亡等,不过是循例,尊重家中长者罢了。明朝之于朝鲜,好比父亲,而清朝则好似长兄。清朝皇帝在1882年时也说过,朝鲜是近亲。但有时他又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甚至主权(sovereign)和双重主权(即朝鲜自己有主权,而清朝对朝鲜王朝也有主权)来理解双方的关系。柔克义也曾感慨所得资料太少,无法全面揭示这么复杂的关系:“我无力也不想确定中朝关系:请读者去判断。因为这种关系最终不能用我们西方的规则去确定;由于已经出版的材料不足以解释这种亚洲式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它依旧是未知的。”为了让读者明白他所说的“亚洲式关系”,柔克义还特意翻译了柏葰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离开朝鲜后柔克义开始汇编朝鲜王朝和各国的条约,希望把这种难以理解的东亚国际关系置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条约体系中。然而柔克义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美国当局的认可,美国国务院一度批评他更像一个中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柔克义所使用的材料全是基于中文材料,且以中国视角为出发点。

      《大清皇帝功德碑》

      如何理解近代西方人对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困惑,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该追本溯源,展开更多问题的探讨,且眼光不能局限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对于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研究而言,需要侧重跨时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网络、传统东亚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交流、历史事件间的相互关联等问题,研究视野要从古代中国与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更为宽广的层面入手。

      秩序与个体:蒙古时代的东亚秩序变革

      西方学界对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重视,肇始于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1963-1965年,费正清在美国先后组织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探讨“东亚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并将“朝贡制度”作为分析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此后,“朝贡制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范式,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是否可用“朝贡”制度概括还需深入反思,国内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以“朝贡制度”来阐释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学界在表述上目前并不一致,还有“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华夏秩序”、“互市体系论”、“天朝体制论”等说法。在古代,不同个时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是有差异的,魏志江认为十一至十四世纪的东亚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蒙古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陈尚胜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其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在这个体系中,“上国”得到了“属国”的承认,且在双边事务上展开合作。事实上,不仅中原王朝力图构建与周边小国的国际秩序,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亦力图构建与各自周边小邦的国际秩序。中原王朝所主导的封贡关系不仅得到了周邻国家的承认,而且是维护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稳定的主要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朝贡制度并未使各个“属国”之间围绕“上国”形成合作联盟,也并未围绕“上国”就国家安全事务开展合作和相互支持。因此在近代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秩序面前,封贡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即凸现出来。故而,东亚传统国际秩序难以抗衡西方列强以及日本运用条约体系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探讨东亚传统国际秩序及其演进过程,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彼时席卷欧亚的蒙古势力重塑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以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时代”为时间范围,以中日韩三国为地域范围,结合古代绘图,以整体视角对东亚国际秩序及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细致探析。乌云高娃在报告中提到契丹人对十三世纪蒙古构建东亚国际秩序起到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西辽,与女真相抗衡;正是在契丹与女真人对抗的过程中,蒙古人逐渐兴起并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此外蒙古南下攻打金朝时,大批辽东地区契丹人离开金地归附蒙古,后既降又叛,逃至高丽,使得高丽也被迫卷入了蒙古、契丹、女真的战争之中。蒙古兴起之前,在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与宋、辽、金都有外交关系,在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事大金朝。随着十三世纪蒙古的兴起,成吉思汗派兵攻入高丽,高丽与蒙古建立兄弟之盟约,阻断了高丽与金朝的交通,高丽事大金朝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政治局势随着蒙古的兴起发生了很大变化。

      成吉思汗

      忽必烈

      至忽必烈时,东亚国际秩序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忽必烈与西部诸王的战事阻碍了中西陆路交通。为了开拓海上,蒙古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并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使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大元帝国与海洋文明相接触、相融合;另一方面也使得北方游牧文化、江南禅宗文化传播到高丽、日本。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废黜高丽元宗事件是元丽关系的转折点。此事件后,使得高丽元宗决心向元朝请婚,忽必烈同意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元朝与高丽结为舅甥关系。元朝与高丽的政治联姻,以及倭寇对高丽的侵扰,促成高丽助征日本,形成蒙古、高丽联军东征日本的局面。自高丽忠烈王开始,高丽历代国王娶元朝公主,元朝公主干预高丽朝政,公主所生世子继承高丽国王之位,高丽由此步入了“蒙古干涉期”。在“蒙古干涉期”,蒙古要求高丽履行内属国应该履行的“六事”:一为君长亲朝;二为子弟入质;三为编民户籍;四为助军;五为置驿站;六为设达鲁花赤。总体上讲,以忽必烈时期元朝公主对高丽朝政的干涉最为明显。日本学者森平雅彦认为高丽是元朝的“投下”,乌云高娃对此种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十三、十四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中,元朝与高丽仍是国与国的关系。蒙古与高丽两国文化交流密切,且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从人员上讲,元朝公主、从嫁人、高丽文人、译官、贡女在元朝与高丽的信息沟通及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内容上讲,元朝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绘画、书法、佛教、理学传入高丽,影响深远。由于高丽忠烈王、忠宣王在元朝所留居时间较长,尤其是忠宣王王璋,曾长期留居元朝,游走于元大都、上都、江南、五台山等地,与元朝文人、画家、僧侣密切交往,为高丽与元朝在禅宗文化、绘画艺术方面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忠烈王时还多次派抄经僧到元朝抄经。因此,13、14世纪东亚的禅宗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

      十至十五世纪,日本采取锁国政策,与交邻国家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与南宋有私下贸易往来,南宋禅宗僧人经常随贸易船往来于日本与南宋之间对日本镰仓幕府影响极大。忽必烈时期,蒙古曾多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由于镰仓幕府得到的关于蒙古的消息主要来源于南宋禅宗,而禅宗僧人一度对蒙古怀有敌意,因此在日本与蒙古的信息沟通上未起到积极作用,日本并未主动融入元朝所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因此,1274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但因遇台风,最后以失败告终。乌云高娃结合《蒙古袭来绘词》绘图,分析了当时蒙古征日军队的服饰、发型、兵器、旗帜等,结合旅日经历,分析了当时日本在博多湾沿岸建立的军事防御设施,这些都体现了元日战争给日本留下的战争记忆,也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元朝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元日间的交流与冲突。元朝征日失败以后,两国虽未建立外交关系,元朝文化对日本仍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宗文化交流方面。元朝与日本交往的实物现也有所遗存,如蒙元诏谕日本的文书、日本鹰岛海底沉船内发现的“蒙古袭来”时期元军军官所持八思巴印章等。

      敌阵图(《蒙古袭来绘词》)

      日本鹰岛海底沉船发现的八思巴铜印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周思成以“征日本:元帝国边缘的人群流动与战争记忆”为题,论述元与日本的关系。周思成此前出版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在这本书中他并未讨论元日战争中的人群流动和战争记忆,所以在本次报告中,他以此展开讨论,将元日战争作为当时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社会史事件来看待,或可触及对历史事件的多维度思考。

      在元朝第一次东征战争(1274年)的战斗中,日本武士竹崎季长负伤坠马。(《蒙古袭来绘词》)周思成认为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两次征伐(1274年、1281年),首先可以从军事史来谈,而军事史,也并不是战场上真刀真枪打完就完事儿了,还可以从目前比较流行的范式,比如社会心理来看待这场战争。以往学者对于元日战争的研究多依据《元史》、《高丽史》等王朝史文献,对于在当时东亚国际秩序下的社会史研究未给予充分关注。周思成认为通过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军事,有点像看戏,如果你想向观众讲清楚戏台上这些人到底在唱什么,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如何走步,就需要花很多工夫介绍背景知识,这样观众才能看懂。就这两场战争而言,实际上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战役。不像后来的“壬辰倭乱”,在朝鲜打了很多大规模的围城野战,有很多非常激烈的交锋,留下了很多史料。蒙元征日比较诡异,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交锋双方就撤走了,第二次刚要登陆就被暴风席卷了。可以说,演员刚刚登场就下场了,所以要把这样一个很短促的战争说清楚,需要在介绍两方主角的秘密上倾注很多精力。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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