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谯周误国是怎么回事?谯周误国真的是千古奇冤吗

  • 发布时间:2019-04-13 10:27 浏览:加载中
  • 公元263年,曹魏邓艾率军冒险而进,偷渡阴平,攻克江油,大破诸葛瞻,兵临成都城下。蜀汉后主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然而众臣商议许久,形成两大意见。一是,吴蜀联盟,东投孙吴;二是,南走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也许可以置死地而后生。两种意见不能够统一,朝堂之上争争吵吵,刘禅更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谯周站住来,提出了降魏之计,他认为,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而南奔南中七郡也不可行,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此战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谯周此言正中后主刘禅下怀,听从了谯周的意见而降了魏。但是后世许多的名士对谯周降魏给予了指责,以东晋史学家孙盛最为激烈,他认为如果不是谯周劝刘禅降魏,蜀汉是不会亡国的。那到底谯周是不是误国呢?

    觉得谯周误国的人认为根据蜀汉的实力,仍有一战的资本,胜则救蜀汉于危难之间,败也不能将蜀汉拱手相让,誓死与成都城共存亡。其实,从蜀汉高层来说,此战如果胜利则扭转了蜀汉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国战争史也必当永垂不朽,而自己也可以赢得身前身后名,然而对于蜀汉的百姓来说,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维九出祁山已经耗尽蜀汉的国力,朝廷腐败,刘禅昏暗,降魏也是顺应民心。《三国志》中记载,公元261年,薛珝受吴主孙休之命赴蜀,回国介绍蜀国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已命不久矣,而就在263年邓艾、钟会伐蜀,蜀汉灭亡。由此观之,谯周之谏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汉连连征战,蜀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孙盛只是从表面来分析蜀汉的兵力情况,而且即使一战,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民有菜色”,说明蜀兵的战斗力没有魏兵的战斗力强。如果讲到谯周让刘禅投降魏国就让谯周背负了误国的骂名,那曹操南征的时候,孙权重臣张昭也曾根据形势而劝孙权降曹,虽然之后,孙权就没有怎么重要张昭了,但是张昭还是很受孙权的尊重的,虽然张昭之谏算不得高明,但是当时孙吴的君臣是上下齐心的,江东局势是稳定的,而蜀汉后期根本都没有赤壁之战时江东的力量与曹魏抗衡了,谯周之谏也是无奈之举,说其误国过分夸大了谯周在蜀汉灭亡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现在的观点,谯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民族英雄都不为过,为什么要背负误国的千年骂名呢?如果说谯周误国,那么司马炎代魏建晋时手下的所有魏臣都是误国,荀彧作为曹操重要谋臣,原本跟从袁绍,且后世都认为荀彧是忠于汉室才被曹操所杀,那么荀彧助曹操是不是也算误国呢?如果说蜀汉最后一战能够稳住蜀汉的局势的话,谯周也最多是分析形势能力不足,误国太过。

    不过根据形势蜀汉灭亡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上文已分析到蜀汉不得民心,蜀地的民众已对蜀汉朝廷不抱好感了,很多人以为是谯周等益州本土士族“妖言惑众”,其实是因为蜀汉国疲民乏造成的,诸葛亮是明白蜀汉的内部矛盾的,所以才有多次出祁山,转移国内矛盾嘛!其次,很多人认为姜维回师援成都,南中部队也可以北上进京勤王,邓艾从下江油到破诸葛瞻,到兵临成都,按说不是几天时间就可以搞定的,即使江油守将投降是用不了多少时间,但至少破诸葛瞻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为什么姜维没有回师援成都?说明姜维在剑阁根本就脱不开身,钟会攻击剑阁的声势太紧,剑阁的兵力也太吃紧,不然怎么会没有援兵回师成都,而南中是远夷之地,地形险阻,军队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援救成都,如此以来,紧靠成都城中之兵根本无法抵御邓艾。如果蜀汉真能够稳住的话,真的深得民心的话,怎么会从邓艾、钟会伐蜀,几个月时间就兵临成都城下?

    蜀汉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忧外患,并不是因为谯周的劝谏,如果真要说误国的话,个人认为诸葛亮和姜维误国的层次更重一些,笔者不是不尊重诸葛与姜维,毕竟诸葛与姜维忠心为国的事迹世人皆知,然而其六伐九出耗尽蜀汉的国力,误国之嫌非常大。很多人认为,蜀汉的地域狭小,不六伐九出怎么能够扩大蜀汉的土地呢?俗话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不妨将这个“人”讲成是民心如何?即使蜀汉地小民乏,但是只要蜀汉君臣民同心同德又怎么会被曹魏所灭呢?东吴抗曹,曹操强大,孙吴弱小,也没有把孙氏灭掉嘛。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偏安一隅,魏国是要伐的,但并不是如此频繁的伐,而是修内政,明得失,后待机而动,世人岂不知弱秦统一天下六国之故事,由此观之,诸葛、姜维穷兵黩武之误显而易见了,但是对于个人认为姜维和诸葛也尽人事尽臣职,只是不推崇其穷兵黩武的策略而已。很多认为谯周之谏违背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其实不然,谯周是忠君爱国的。

    《三国志》记载,“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徙为中散大夫,犹侍太子。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大意是说刘禅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谯周劝谏不听,被降为中散大夫的虚职,后来姜维数出祁山,谯周与陈祗辩论,说穷兵黩武之利害关系,谓之仇国论。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竭力劝谏,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阐明政权得失与民心有关系极大;姜维不顾蜀汉国力,一心伐魏,加上蜀汉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就写了《仇国论》,提出治国之根本在于养民恤众,这些都体现了谯周忠君爱国的思想。有人认为谯周一言就将蜀汉拱手让与了曹魏,就是不忠君爱国了,首先,忠于刘禅就是忠君,国是由君和民组成,谯周劝刘禅降魏,未让刘禅受到侮辱,且《三国志·谯周传》中记载,“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如此观之,谯周并非不忠,即使是南中督霍弋闻刘禅降魏,其下诸将均劝其尽快降魏,而霍却说:“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等到后主东迁洛阳之后,方率领六郡太守投降。

    所以,古代忠君爱国的思想,讲是主辱臣死,而并非是非得一心一意跟从某位主公,如果主公投降了,而你却只听从原来的主公,那现在的主公完全有理由相信,原来的主公是在结党,那原来的主公会死得更快;而从爱国来看,谯周让成都之民未受战火的侵袭,功在千秋,也顺应了蜀民之心,且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这些职务都是一些虚职而已,谯周并非享尽富贵,而是一心教书授徒。而那些认为谯周误国,把蜀汉拱手送给曹魏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为蜀汉抱不平,而是心中充满权利的欲望,为的是一己之私。从谯周自身而言,即使谯周不劝谏刘禅,成都城破之时而降魏,于谯周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恰恰相反,刘禅得到的实惠是最多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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