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操的用人_闲话三国

  • 发布时间:2018-04-11 02:14 浏览:加载中

  •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shèn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干、阮yǔ,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yǎn,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都抱着《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抱着“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喀嚓”一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多凭不正当手段而独霸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有了这句名言,周瑜从此不仅在文学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喻户晓的,无丝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其实,社会的进步是建筑在公平的竞争上的,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有,我要比你更有。在同一条跑道上,不是靠使绊子扳倒别人,夺得第一,而是靠光明磊落的竞争,走在前面,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而纪录也只有在这样你追我赶的局面下,才能打破。如果“既生瑜,何生亮”,只你老哥一个,你会是永远的冠军,但纪录也永远停滞在那儿了。

      说穿了,嫉妒,是弱者的行为,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吗?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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