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丘之貉说曹刘

  • 发布时间:2017-09-07 21:50 浏览:加载中
  •   作为晋之史官,陈寿在撰志时,多有为司马氏讳之曲笔。这是一个疵点。但也只是一个以今人眼光来论之疵。毕竟身处封建专制之旧时代,以完全公正客观来要求陈寿可谓苛责。那种年头,达官贵胄倘且常因利害之争或一言不慎而满门遭戮,区区一介史官,敢于忤逆天朝,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然正因为此,反更见出陈寿撰三国时的种种非凡胆略与勇气。书名三国志,即已表明他将从晋之角度看纯糸伪逆的蜀、吴与曹魏同等看待,这已是非凡之举了。在志中,他基本客观地评价了刘、孙、曹三家,且不避忌讳,大量收录刘备在蜀中称帝时,蜀臣蜀民的上进书、表,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尊崇之意。这固然与陈寿原为蜀吏有关,也是他在心理上仍然潜伏着刘汉正统观的迹象之一。相反,对于魏主曹氏父子们,他虽然不同于一般民间或史籍那样大张挞伐,并多少略去一些曹操的奸邪行迹,但同时也略去了曹丕即帝位时的劝进表奏等记载。这与对刘备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陈寿的政治倾向。这真是煞费苦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而处于明代的罗贯中,他来演义三国时,自然不必如陈寿那般有所顾忌了。他完全可以更公正地来表现那一段史实(当然,作为小说家亦完全不必拘于历史真实来营构作品)。然而,被誉为七实三虚的(我觉演义之虚实恐只能对半而论)演义,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似乎太偏了些。出于作者政治观及人生观的需要,强烈贯穿着全书的扬刘贬曹之倾向,支配着作者苦心经营,一味穷写蜀汉之正之忠,一味狠斥曹魏之伪之奸,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史实(当然这并非绝不可以)与艺术辩证法的地步。以至于我们无论从读史或读文学角度出发,感情上都可能与罗贯中本意相同,不知不觉地将屁股坐在了刘蜀一边,为刘氏天下忧而忧,为刘氏天下乐而乐;以至读演义至后半,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悲凉。

      然一旦掩卷,许多人的理智就开始诘问自己,难以完全与刘备认同。或许这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未可知。我重读演义有一个相当突出而近于逆反的心态:越是罗贯中重彩浓墨大肆渲染彰显的人物,我越发觉得不太可亲不太可信。究其因,前述之“妆孔明之多智近妖”是一,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鲁迅语)是同一干枝上的又一枚青果。这一现象从艺术创作角度而言,可说是再一次证明了缺乏辩证观念于创作的伤害。有如今世的许多文艺作品,出于政治的或艺术观之偏狭,人物总是被一味单侧面地拔高,写好则好到天上,写坏则坏到脚底,毫无感染力可言。但须强调的是,我确信罗贯中将刘备写成一个扁型人物决非艺术功力不逮,更非他不懂艺术规律,实在是为其世界观所左右而不得已罢了。如刘备这个人物,之所以被认为正统,无非因其姓刘,以今观之,姓刘又如何?谁规定了天下必得刘氏得之?早在刘邦得天下之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便曾振臂高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至三国时,刘氏天下早已气息奄奄,此时谁能号令天下,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谁就有理由治理天下,何必非刘莫属?曹刘同为汉臣,政治主张也并无原则差别,正如鲁迅所言:“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本质上完全是一丘之貉,演义从“王道”、正统观出发,过份扬刘贬曹,总令我有偏颇之感。

      当然,从创作角度看,演义作为小说,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定的思想应通过相应的艺术典型来体现。演义化了百倍的气力来塑造的刘备这个“宽仁爱民”、令人民“心悦诚服”的“王道”的化身,却由于作者过于人为甚至不顾事实肉麻虚饰而反而是不成功的。演义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一章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过份。作者笔下的刘备对老百姓之关心竟至不惜个人安危的地步,而老百姓对刘备也竭诚爱戴,宁可随他去死也不离开他。这一情节既无史实,更不符合一般情理,刘备再怎么,毕竟还是一个军阀,他无时不在想“申大义于天下”,为此他连年征城掠土,不知使多少生灵涂炭,焉有舍命护百姓之理?尤令我恶心的一个情节是(此糸演义虚构,并无事实):“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得,乃杀妻以食之……玄德不疑,乃饱食一顿……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割去……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瞧,为表现刘备之得人心,捏造出这么一个血淋淋的细节。谁知效果适得其反,除令人恶心,还反衬出刘备的残忍。吃了人肉,竟毫无谴责或表示,“洒泪而去”而已!倒是曹操,事后闻此,“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曹操,对其评价历来争论不休。而且贬者多而褒者少。我倒觉得,且不论史实中的曹操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杰出的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作用。仅就演义来看,我越读越觉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固然有其可恶可恨处,但较之刘备,却也不乏“可爱”之处。最根本的原因恰恰也在于演义出于政治偏见,并没有把曹操按历史本来面目来处理。而是将他写成一个历史上所有“乱臣贼子”的典型。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作者充分艺术加工再创造后的人物,已不复历史上的真曹操所能包容。这个形象体现了历史上其它“乱臣贼子”的某些特征;这种“典型化”而无所忌讳的艺术手法多侧面而立体地活化了曹操的形象。使得明明不真实的他,获得了极高的艺术真实性。

      此外,作者在对立中表现人物,原意恐怕是想将其与刘备对比着写,以曹之奸来彰显刘备之忠,结果却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倍显了刘备的伪。如作者借刘备对庞统的话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岂不正好暴露了刘备的阴险与韬诲之奸吗?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刘备也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固执、拘谨而显得单薄偏弱,恰恰成了曹操的“陪衬人”。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比较演义,三国志中的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了。显然这也有不可信处,原因如前所述,在于陈寿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地位的关系。然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感与道德感的史家,凭心而论,陈寿相对于小说家之罗贯中,写作态度到底是严肃得多了。三国志对曹操的描写或许不算是很客观的,却也未必有多少粉饰。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读来亦觉公允: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缰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掣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顺便说一句,以前总以为曹操的确是一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可以说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恶操之为人之处了。因为它是起因于演义中一个令人发指的情节,即曹操出逃路上,吕伯奢为招待他出外沽酒,他因多疑,闻屋后人(为款待他)杀猪声,疑为加害而一气误杀8口人,后明知错了,索性又将好心的吕伯奢杀了。并在此情形下说了上述那句名言。

      此事自然不见于三国志。但不能说这情节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孙盛杂记》曾记载此事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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