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史上最全分析

  • 发布时间:2016-02-18 12:45 浏览:加载中
  • 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

    第1节 暴动


      从军事的角度讲,三国的肇始是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军事之下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问题。三国动乱,源于东汉王朝的没落。从政治的角度看,东汉王朝的没落,又源于东汉后期皇权的衰落,宦官与外戚的交替专权以及外戚、宦官之间的相互倾轧,由此导致吏治败坏,民生破产。

      这是分析农民起义原因的经典说法。

      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除了揭竿而起,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说,三国是一帮饥寒交迫的农民闹起来的。

      揭竿而起这个词,似乎专指农民起义。大概起源于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意思是赤手空拳的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造反。东汉末期的农民造反,揭开了三国混战的序幕。所以,有的学者写三国史,即是以黄巾起义开篇。

      我现在来看看,揭开三国序幕的黄巾起义。

       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时,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晋宁一带)人张角,传播一种叫太平道的神秘宗教。对于生病之人,张角和他的弟子们 叫病人跪下,让病人忏悔,然后喝下符水,有的病人竟然也能痊愈。十数年间,太平道在大半个中国流行,张角拥有门徒几十万。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将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余众,小方也有六七千人。这个“方”,是个准军事组织,大致相当于军区的意思,每方设立渠帅(军区司令)。方的建立,标志张角的组织架构业已建立,传教活动向军事行动转变。

      张角他们宣传一个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黄天是指他们将要建立的新朝代。临近起事的时候,张角的门徒们在各级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墙上,都用石灰浆写上“甲子”两字。

      张角原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起事。可甲子年春节刚过,张角的其中一个门徒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在京师洛阳联络宦官做内应的主要领导人马元义被捕、处以车裂极刑,牵连被杀者一千余人。

      中央政府下令通缉张角兄弟。张角得知消息,急忙通知、联络各方,于二月匆忙举事。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制服,就在头上裹一条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之为“黄巾贼”。

      张角一声令下,各方风起云涌,起义军焚烧州郡,攻杀官吏。一时间,天下汹汹,举国震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糊涂长官们这才发觉,原来“大贤良师”传播的竟然是“邪教”,而且,“邪教”已转化为暴动。

      黄巾暴动主要发生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和豫州(今河南省大部和安徽省西北部)。豫州黄巾主要在颍川(今河南省中东部)和汝南(今河南省东南部)两郡。

       三月初,大将军何进(何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灵帝的大舅子)在京师及周围八个关隘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出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共率四万大军进攻 豫州黄巾军,分两路进击颍川。朱俊与黄巾军首领波才会战于阳翟(颍川郡治所,今河南省禹州市),失败。皇甫嵩进驻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被波才部包围。

      黄巾军将长社围得密不透风,皇甫嵩兵力单薄,军心惶恐。黄巾军依草结营,恰好刮大风,皇甫嵩心生一计,采用火攻,黄巾军溃败。骑都尉曹操及时率兵赶到,与皇甫嵩一起追击黄巾军,黄巾军退回阳翟。

      五月,皇甫嵩、朱俊、曹操三支部队会合,进攻固守阳翟的黄巾军,黄巾军大败,死数万人。

      黄巾刚起事时,张曼成击斩南阳郡(属荆州,今河南省南阳地区)太守赵谦。六月,政府新任命的南阳太守秦颉反击,斩张曼成。

      此时皇甫嵩和朱俊基本上将颍川、汝南、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县)三郡黄巾军肃清。朱俊转而进攻南阳黄巾,皇甫嵩则奉命北上对付张氏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

      朱俊进入南阳以后,与黄巾军在宛县(南阳郡治所,今河南省南阳市)展开拉锯战,呈胶着状态,直至八月初,将十余万黄巾肃清。

      本年春,张角兄弟直接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与豫州黄巾军一同起事,当地政府措手不及,幽州刺史郭勋、广阳郡(今北京地区)太守刘卫被杀。

       政府军与张角作战的是北中郎将卢植。卢植刚与张角接触,连战连胜,斩黄巾一万余人,张角退保广宗城(今河北省威县东),誓死固守。卢植将广宗团团围住, 广宗陷落在即。此时,前来军中视察的皇帝特使、小黄门左丰索贿不成,回京后诬告卢植贻误军机,卢植被解押回京,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的指挥位置。

      八月,皇甫嵩北上至东郡的仓亭(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进攻黄巾军,生擒黄巾将领卜巳。董卓与张角交战失利,受到军法处置。

      十月,张角已经病死。皇甫嵩突袭广宗,张梁阵亡,黄巾军崩溃,生降、被杀者三万余人,被逼溺死五万余人。

      十一月,皇甫嵩进攻屯军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州市西)的张宝,斩张宝,杀死、俘虏黄巾十余万人。

      至此,冀州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下去,全国展开大清洗。

      其实,黄巾起义有狭义的概念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黄巾起义,即张角兄弟、波才、张曼成等领导的冀州、豫州公元184年春天的起义,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即被当局荡平。

      广义的黄巾起义,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黄巾农民运动,仍然在各地展开,大集团有二三万人,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这些民变集团的战士是否与张角他们一样头裹黄巾,史书没有明确的记录,一般称之为“贼”或黄巾余党。

       公元185年,张牛角、褚飞燕也拉起一支队伍,攻击瘿陶(巨鹿郡治所,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张牛角战死,部众奉褚燕为主,褚燕改姓张(褚燕绰号飞燕, 所以张飞燕就是张燕,即褚燕)。张飞燕率众转战于黑山(太行山南端,在今河南省鹤壁地区)一带,被政府称为黑山贼,部众多达百万。

      公元188年二月,郭大等在河东郡(属司隶州,今山西省南部)的白波谷起事,被称为“白波贼”。十月,青州(今山东省北部)和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部)黄巾再起,劫掠郡县。

      公元189年,白波黄巾军攻击河东郡政府。

      公元190年,青州黄巾大败刺史焦和的军队。公元191年冬,青州黄巾攻击渤海郡(属冀州,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试图与黑山黄巾会合。降虏校尉公孙瓒大破青州黄巾军。

       公元192,黄巾首领于毒进攻东武阳(东郡治所),曹操采取声东击西战术,打败黄巾军。同年夏,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濮阳,斩兖州刺史刘岱,曹操接任兖州 刺史。冬十二月,曹操追击黄巾军至济北国(今山东省长清县),黄巾军部众一百余万全体投降。曹操挑选精壮三十余万入伍,号称青州兵。

      在张角稍后起事的,还有凉州(今甘肃省)北宫伯玉、边章、韩遂、马腾,闹腾的动静很大,差一点占领了长安;一直折腾到公元214年马超只身投奔刘备,公元215年韩遂被部将所杀。

      公元190年以后,以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为标志,全国转入军阀混战,黄巾余音袅袅。

      公元220年,世人听到了黄巾余音的绝响。这年正月,曹操逝世。消息传出,青州兵团的将领们率领各自的部属(经过近三十年的血火征战,这三十万人还存活多少?史书没有记载),放下武器,擂响战鼓,向东(他们的家乡青州)移动。

      此时曹操刚死,曹丕尚未继位,任何事件都高度敏感。大家以为青州兵造反,要求制止,不听劝阻的,予以镇压。贾逵反对,中央政府立即发布一道命令,沿途各州郡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供给他们饮食;他们抵达家乡后,当地政府必须给予妥善安置。

      这支军纪很差,很能打仗,仅服从曹操的特殊军队终于偃旗息鼓。

      曹操尸骨未寒,阴魂未散,地下有知,看见这些战友们离去,肯定会号啕大哭,然后放声大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怎么回家种地、抱孙子去了?嗬嗬嗬……哈哈哈……”

    第2节 成本问题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的末代,都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黄巾起义在内,没有例外。

      为什么?

      关于这个“为什么”,古代、现代,官方、民间,历史学、文学,正式、非正式,给出了很多说法。

      经典的说法是,农民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农民兄弟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掌权后又容易腐败堕落,同志间容易自相残杀。

      当然,这些说法肯定是对的,而且绝对不可能是错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像曹操、李世民赵匡胤们,他们连革命的边都沾不上,更谈不上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况且还属于腐朽、反动、落后的阶级,为什么他们能在大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自己的帝国?

      似乎,仅仅用革命性、阶级领导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视角放宽一些。

      现代管理学认为,从事一项活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且活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现代管理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倒是可以从某个侧面直观地解释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

      同做任何事情一样,战争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是高成本的。打仗要有队伍,队伍里的兵将们不能空着肚皮去打仗,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还要跑来跑去地转战东西南北。这就需要粮草、武器(包括作战的马匹)、运输,这些都是要付昂贵成本的。

      起义的农民兄弟们付得起这些成本么?

      首先,他们没有存粮。如果他们有粮食,就不会冒杀头、灭族的危险去干造反的活。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身弱小的力量也不允许他们安顿下来种粮,等来年丰收填饱肚皮再去打仗。那么,粮食从何而来?抢。政府的、地主的、老百姓的粮食都抢。

       抢到了粮食,顿顿饱餐,甚至挥霍浪费,随地丢弃践踏。抢不到粮食,就吃树皮草根,或者再到另一个地方去抢。抢劫的转移过程,在农民自己看来,叫做战略转 移;在政府看来,叫做“流寇”——边流动,边抢劫。实在没有粮食可抢,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往往一哄而散。

      其次,他们没有武器。原来,他们维持粮食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是锄头。现在,社会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他们只好丢掉锄头,拿起维护生命的工具——武器。武器从何而来?那个时候,铁是稀有资源,武器又受政府管制,只好从官军手上抢来或自己打造。

      民间制造的武器系统,肯定没有官营兵工企业生产的精良、精致。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农民,要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手上夺取武器,肯定夺不到很多,而且代价惨重。

      再次,他们还有沉重的家庭、家族负担。农民造反,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甚至整个家族加入队伍。原因有二:一是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妇孺在家中无法维持生计;二是留守的家属可能会被政府、政府军“三光”,不得不如此。

       比如,公元192年,曹操征服青州黄巾,降者一百余万,其中适合从军作战的精壮男子三十万被编入曹操军队,说明参加民变的人数至少是作战人数的四倍。一 个战士平均要养三个家属,粮食就更成问题,行军作战的效率肯定极其低下。更重要的是,拖家带口的战士最容易掉队、逃匿、溃散。与填饱了肚皮、来去如风的国 防军比较,农民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打个比方来说,维护一栋破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这栋破房子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后建一栋新房子需要更高的成本。

      我们的农民兄弟,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实在是太破,实在是无法栖身,就动手拆,根本没想到成本的问题,也没想到,还有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钉子户,等着他们来拼命。

      说到统治成本,倒让人想起两个可恶可怜的皇帝和他们短命的帝国:嬴政和秦帝国、杨广和隋帝国。

      秦始皇、隋炀帝的罪证,除滥杀无辜、残害忠良以外,第三条就是好大喜功。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驿道、宫殿。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运河、行宫。

       当然,像嬴政、杨广这样修豪华办公场所、游乐设施,尤其是在这些民脂民膏筑成的豪华场所里,与二奶、三奶乃至千奶、万奶鬼混,肯定是不地道、不正义,应 该受到谴责的。这不用多说。但说秦始皇、隋炀帝修长城、修驿道、修运河就是好大喜功,未免太简单了点,至少是太直观了点。

      长城是防御工事,其目的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驿道就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运河可以大大地节省运输成本,这些都是很超前的理念,也符合如今还在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不能说不正确。

      不管后世之人怎么厌恶、谴责秦始皇,不管他怎么残暴,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隋炀帝也是呱呱叫、梆梆响的一流人才。本来,他们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让他们成不了优秀统治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营的概念和理念。

      政治家玩的是政治挂帅,人定胜天,不知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反而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之类。政治家闹的是灵魂革命,不知道老百姓是为了肚皮闹革命。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往往是蹩脚的经营者,杰出的经营者往往也成不了政治家。

      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必须懂得成本概念。秦始皇和隋炀帝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即使头脑里有成本这一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至少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成本分为创业成本(也叫设立资金)和运营成本。

      秦始皇他们只考虑到运营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创业成本,想用一次性投入过大的创业成本(修筑驿道、运河、长城的费用),去节省可以分次投入的运营成本(运输费和战役开支),结果过度地透支了成本,耗尽了早先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国库空虚,财政失控。

      那就再进一步地去榨取民脂民膏,进一步地征发租税徭役,加上官僚、地主、商人在其中的上下其手,导致大批自耕农的破产,整体破产的自耕农揭竿而起。

      事实上,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是一种需要——客观需要。秦始皇、隋文帝(隋炀帝杨广的老爹)各自建立他们的大帝国之前,都是几百年的混战。语言文字乱了,流通货币乱了,度量衡乱了,民风习俗乱了……一切都乱了。

      统一的大帝国建立之后,就必须对这些乱成一团的东西进行梳理、整顿、统一,还要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否则,新王朝不能生存,会退回到一锅烂粥中去。

      做这些事,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是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又分为政治成本(触犯既得利益者)和经济成本,导致人心思乱、财政枯竭、农民整体破产,结果是一个字——乱。

      可以说,秦帝国和隋帝国这两个巨人,都是由于透支成本,失血休克而亡,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暴政和好大喜功,只是透支成本的具体做法而已。

      捡便宜的是刘邦和李世民,汉帝国、唐帝国分别是秦帝国、隋帝国的借尸还魂。就像一个老农民透支体力,劳累而死,却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在城里过上了好日子。

      没钱的人付不起成本,钱太多的人超付成本。结局都一样,公司倒闭。

      如果把农民起义比作开公司,不仅成本过高,而且创业资本和运营资本都是“借”来的。过高的成本导致资不抵债,只要现金流一断,公司玩完。这里所说的现金断流,即是指农民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形。

      以上关于成本的论述,只是经营方面的考虑。一个公司,要有效地经营,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管理不仅需要成本,还需要技能。

      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其生产、经营活动独立、零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什么组织、协调、控制。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谈不上复杂庞大的计划。农民种地,个体劳动,简单明了,谈不上协调和控制。

       起义军的领导者来源有三类:个体农民(如陈胜、吴广)、流氓无产者(如刘邦、朱元璋)、落魄书生(也是痞子书生,如黄巢、洪秀全)。这些人,既没有管理 方面的职业培训,也没有组织、协调、控制方面的实践经验。一夜之间,拉起一支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队伍打家劫舍,管理方面还可胜任。骤然之间,队伍滚雪球般 地壮大到几万人、几十万人,别说实施有效的管理,看着这些成山成海的人,领导者的脑袋就会地球般地旋转,大脑中糨糊一桶。

      除了管理的技能以外,起义军的战争技能也是一片空白。当然,不排除农民中也存在军事天才,培养出几个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培养优秀将领需要时间和过程,前提是农民军在起事的最初阶段能幸存下来。何况,把目不识丁的人培养成优秀将领,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惨重的。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可以说,管理技能也是生产力,同时还是战斗力。

       不管怎么说,至少可以说,成本的无力支付以及管理技能、战争技能的缺乏,是起义军失败的直接原因,与理想、信念、阶级领导之类的高尚因素关联性不大。晚 清金田起义,洪天王的农民军与曾国藩博士的农民军干一场,曾博士的农民军胜。至少可以为胜败成本说、技能说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既然农民起义几乎总是注定失败,为什么农民兄弟们还是不断地要造反?

    第3节 为什么要造反


      问题的案实在简单不过: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但真的要探究下去,问题并非“活不下去”四个字这么简单。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活不下去,为什么过了若干的时间,他们总会宿命般地遇到一次整体活不下去的厄运?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始终没有摆脱周期律的宿命。这个周期律是指社会混乱、战乱的周期性。

      一个王朝在混乱、混战中建立,短暂的稳定后经过一个瓶颈,繁荣安定一个时期,甚至呈现某某“盛世”,再衰败、混乱、崩溃。又一个王朝在混乱、混战中建立……整个封建阶段,中国历史呈波浪式的前进,却没有螺旋式的上升。

      把这种周期律叫做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可能更恰当一些。

      说起封建中国社会危机的周期性,不由得让人想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其表现形式惊人地相似。一是影响深而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财富遭到毁灭,甚至导致世界大战。二是都要经过四个阶段。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二战后表现为滞涨)四个阶段。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要经过混乱、瓶颈、发展、繁荣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经济危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阶段。

       以西汉王朝为例,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至汉王朝建立(公元前209—前202年)为混乱阶段。刘邦、吕雉诛杀功臣至“七王”之乱(公元前202—前154 年)为瓶颈阶段。“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前140年)为发展阶段。汉武帝驱逐匈奴,开边拓土至“昭宣中兴”(公元前140—前48年)为繁荣阶段。 王莽篡权改制(公元9年)是下一个危机(赤眉、绿林起义)的开始。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像西汉一样人为地将一个周期的阶段划分得如此清晰,但如此这般的大致脉络还是存在的。

      其实,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不过封建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相对过剩,而是生产绝对不足,最终导致社会混乱、战乱。这种经济危机的强度、深度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我们把它称作社会危机恰当一些。

      既然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与资本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相似,只是强度、深度不同,那么,二者的根源是否也可以比较呢?——无论是类比还是对比。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体现为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社会产品过剩——相对于社会成员的购买能力来说的过剩。

      照理来说,既然产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资本家应该把它卖出去才对呀,只有这样才能收回成本并赚到利润。对单个产品来说,的确如此。但对所有行业和整个社会来说,如果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社会成员手中握有的购买力等于社会总资本加利润。

      这就意味着,所有利润转移到社会成员手中,资本不能创造利润,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得不到利润。

      这么一来,资本就不叫资本,资本家也不叫资本家了,因为资本和资本家的本质和使命就是追逐利润。如果资本被社会而不是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全部卖出去,因为社会本身是不追逐利润的。这样的话,产品就不会过剩,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

      所以,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和致命伤。

      我们借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封建中国社会危机的周期性问题。既然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不可避免,伴随封建制度始终,那么,这种危机也应该是封建中国的某个基本社会矛盾引起的。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学说,社会基本矛盾有两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表现在封建中国,是生产的个体化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封建中国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根源吗?

       封建中国的生产者主要是个体自耕农。封建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正好相反:生产个体化。这些自耕农平时没有联络,没有组织,独立 分散,一盘散沙。单个或局部的自耕农难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原因是他们不愿、不能建立自己的农民协会(这同样涉及成本和技能的问题)与地主阶级对话,也不能 组织起集体的罢工。自耕农无法用非暴力手段表达阶级的整体诉求,作为一个整体与土地所有者或统治者进行对话、谈判。

      自耕农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与土地所有者或统治者谈判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器。农民手中的工具,要么是锄头,要么是刀枪。

      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租、税的主要来源。土地的私有,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可以流转(继承、出让、强占、买卖是所有权流转的几种常见形式,流转就是所有权的转移)。

      财富是有限的,人的消费欲望和占有欲望是无限的。有剩余产品的任何一个社会,财富都有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这是铁一般的规律。贵族、官僚、豪强、富商利用手中的权和钱,正当不正当地、合法不合法地、疯狂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

       土地严重兼并的结果,一是大批自耕农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用锄头谋生,只好拿起刀枪求生。二是本该由自耕农缴给国家的税收,被大地主截留(地主兼并土地 以后,单位土地面积缴给国家的租税肯定比自耕农所交的要少甚至一点也不上交,否则,兼并土地就失去了意义。大地主截留本应该由自耕农缴给国家的部分或全部 租税,相当于资本家从工人身上获取的超额利润),导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破产,行政运转失灵。

      土地严重兼并的上述两个后果,再加上天灾人祸、民族战争这样的一些什么导火索,混乱、混战就开始了。

      这种状况,对农民来说,是天灾人祸。对国家来说,是天灾“银”祸——不是钱太多,而是钱太少,即财政危机。农民没饭吃,政府没有钱,正式一点的说法是,农民破产,政府也破产,其结果就是一个字——乱。

      这样看来,生产的个体化和土地私人占有,确实是导致农民周期性整体破产,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结构性因素因素了。

      其实,两千年前伟大而又愚蠢、可爱而又可悲的改革家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也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类似的分析和理解。

      王莽篡夺西汉,建立新王朝以后的改革运动,历史上被称为王莽改制,主要包括: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专卖制度(主要是盐铁)、征收所得税、废除奴隶制。

      王莽改制的核心,就是试图通过土地国有来防止土地过度兼并,从而防止社会的周期性混乱。

      太平天国也进行过土地国有制的实践,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王莽们、洪秀全们的土地公有制尝试的失败,证明土地公有制在封建中国难以建立。

      土地公有制在封建中国难以建立,土地私有制又不能防止土地兼并,不能防止农民的整体破产,难道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真的就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死结吗?

      我们反过来想问题,假如王莽、洪秀全他们的实践成功了,在中国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可以保证农民不会整体破产么?

      看起来是可以的。理论上,国家占有土地,可以预防、阻止土地的过度兼并。

       问题是,这是“理论上”的、短时期内可以维持的。一个新王朝建立,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给农民,短时期内可能相安无事。久而久之,一盘散沙的、孤立无 援的自耕农的土地,迟早会被贵族、官僚、豪强掠夺、兼并。即使不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会丧失永久使用权。自耕农迟早会整体破产。

      再者,假如真的实行土地国有,地权平均,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自耕农的土地不被兼并或者不会严重地被兼并,也不能保证自耕农整体永远不会破产,不再产生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在封建中国,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土地不被兼并,分散的、弱小的、不愿也无力联合的自耕农,也会受到其他形式的盘剥和压榨,比如徭役、赋税的不公正、不公平负担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等,迟早会导致自耕农的整体破产,社会危机仍然不能避免。

       一句话,无论生产的个体化,还是土地的私有制,都与社会危机的周期性有关联,但这种关联性不是深层次的、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生产个体化,即使 土地私有,只要政府负责任并且有能力,它也会防止、阻止过分的土地兼并。即使由于土地兼并而出现社会危机,只要政府负责任并且有能力,社会也会主动地予以 纠正,其影响不至于如此深刻而广泛,正如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

      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进行内省,封建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不能认识、至少不能透彻认识这个问题,对周期性社会危机做些纠正,使其危害减轻、缓和?为什么,一定要以大多数民众的死亡、社会结构的解体、国家政权的破产来作为一个周期的开始?

    第4节 让农民不造反


      上文所说的“生产个体化”和“土地私人占有”这两个因素,与社会危机周期性的关联,是浅层次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浅层次关联”,即是指结构性关联。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功能性的关联。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统一,正如人是解剖和生理的有机统一一样。两个事物之间,只有结构性和功能性都有关联时,才是真正的有关联。上面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功能性原因。

      生产资料的占有制,比如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封建中国的土地私人占有,是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结构性原因,而非功能性原因。

      比如电网要正常供电,首先电路要正常,其次,电压要正常。这样,电网的电流才能正常。在电网里,电路是结构,电压是调控因素,电流是电网的功能,用户需要的是电流,而不是电路和电压,更不是发电机。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电网,问题就很好办了,一个合格的电力工程师就能管理一个庞大的社会。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学者、改革家、革命家,其思维、思想的盲点即在于此:研究社会,只关注社会的结构问题,而不重视社会的功能问题。

      社会的功能就是社会的有序运转,就像电网里持续、平稳的电流一样。社会的有序运转,也可比作开车。一辆汽车要在路上行驶,四个车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破,否则,汽车开不动或撞墙。

      社会要有序运转,就不能让任何一个阶层整体破产。在封建中国,要让自耕农不至于整体破产,仅仅解决土地所有制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是不够的,还是要回到功能性问题上来。

      社会的功能又是靠什么来调控的呢?毫无疑问是政府。那么,各个封建王朝的政府为什么不去解决土地的过度兼并呢?问题也很简单,因为封建国家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而不是自耕农的。

      再问一个问题,自耕农为什么不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用打打杀杀就能让自己整体地生存下去?问题还是绕了回去:在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僵化、地域辽阔、一盘散沙、交通通讯落后、缺乏成本和技能)下,他们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皇帝、政治家、改革家、农民起义首领,为什么不帮农民建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在农民勉强能活下去的同时,自己长久地吃香喝辣?

      只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先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封建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的帝位是怎么得到的?

       当然是抢来的。农民起义也好,军阀混战也罢;宫廷政变也好,谦谦禅让也罢;刘邦也好,朱元璋也罢;李世民也好,赵匡胤也罢;只要他们当上皇帝,他们的皇 位其实都是抢来的——最高级的武装抢劫。抢政权的同时,也在抢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法建立政权。政权建立以后,则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巩固土地所有权。

      既然是抢来的东西,当然据为己有,成为私产。你要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建立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府,有如要资本不追求利润、资本家不赚钱一样的不可能。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都以为是皇帝权大无边的表述。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国家属皇帝私有,包括土地和人口——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广义的生产资料)。

      在封建中国,既然国家都是私有的,即使土地国有,也是形式上的,本质上还是私有——皇帝私有。由皇帝私有,然后派生出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私有。这样一来,皇帝和政府本质上不愿意、不可能防止土地兼并,也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比如,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为了庆祝胜利,犒赏有功之臣,汉灵帝不仅不改善民生,还疯狂地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加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宦官、贵戚、镇 压黄巾有功将领赏赐大量土地(比如皇甫嵩,食邑达八千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皇甫嵩一家吃掉了国家四十万人口的税赋;以当时人口四千万计,皇甫嵩一个人截留 了国库百分之一的收入),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

      灵帝甚至在西园开设官职拍卖市场。这种公开的、大范围的买卖官职,跟今天的跑官买官性质迥然不同,也不是用贪婪腐朽一词所能概括。

       既然天下的人(可供剥削的人口也是财富)、财、物等物质形态的财富都归皇帝所有,他还要把政府的官职进行买卖。这就说明,皇帝不仅把国家视作私产,还把 政府极其官职设置视作私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灵帝的卖官行为。灵帝的疯狂行径,只能加剧已经很严重的混乱、战乱,导致新一轮的抢夺国家所有权。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理清封建中国社会危机周期性原因的一个大致的脉络:社会混乱、战乱由农民整体破产引起。农民破产是土地兼并、土地过分集中导致的。 土地兼并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反作为引起的,包括农民在内的任何一个阶层、一个集团或某个强势人物都无愿或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谁或者什么力量才能阻止土地兼并?

      只有政权的力量才能防止土地兼并。

      政权是国家的内核,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

      只要政权有意愿、有能力阻止土地兼并,政府就有意愿、有能力防止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周期性就不会发生。即使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发生了,社会矛盾激化了,一个有意愿、有能力的政权也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纠正。如此,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就可以避免或非暴力纠正。

      为什么封建中国的政权无意、无愿、无力阻止土地兼并呢?

      因为,封建中国的政权,是地主阶级的政权。

      由此看来,封建中国的死结,不在于生产的个体化,不在于土地私人占有,而在于国家私有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权私有和政府私有。这才是自耕农整体破产的根本原因,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真正根源。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破产,只是一种假象。

      既然国家私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根源,那么,怎么才能让国家成为公有而不是私有呢?

      国家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国家又是个空洞、含糊的概念。

      国家的核心和附着物是政权。在论述过程中,用政权替代国家这个概念,很多问题就很好解释,也很好理解。

      要想国家公有,就必须使政权公有。

      政权这个概念还是有些空洞、含糊,不像书包、大米一般能实实在在地拿在手上,吃进肚里,有实体感。

      只要说,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政权就是实实在在的了。在论述过程中,如果拿政府替换政权这个概念,说明、理解“国家公有”这个问题,就简单明了。

      要想国家公有,就要让政权公有。要想政权公有,就要让政府公有。

      通俗一点,公有也叫民有。

      什么叫“民有的政府”?华盛顿、杰弗逊他们的解释是,普选产生、按代议制方式运行的政府就叫民有的政府。

       通俗地说,所谓民有的政府,就是全体选民(选民不仅包括士农工商这样的“民”,还包括皇帝、贵族、地主、商人这样“非民”)选出他们的代表,代替(而不 是代表。作动词时,代表和代替意义是不同的。“代表”不一定能忠实地代表被代表者的利益;而“代替”即是代理,是一种法律上的委托关系,不代表或出卖委托 人的利益,立马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他们行使国家、政权的所有权和政府的治权;如果这些代表违背了选民的整体利益,选民有权罢免代表,直至否决现行政府 (否决现行政府不等于否决现行政权。比如日本,某某首相下台,是指某某政府垮台,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权垮台)。

      封建中国的改革家们如果 先知先觉地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按如此灵丹妙药去做,无论是生产社会化还是个体化,无论是土地国有还是私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的宿命即可以抛却,中国人 民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至于周期性地、大规模地被毁灭,中国人民(尤其是可怜可悲的农民兄弟们)不至于遭受那么多的饥饿、蹂躏、杀戮。

      这不是什么奇思妙想,也不是不可能的。王莽就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去做。

      王莽在历史上的名声很臭。其实,王莽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有着一个建立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尽管,在他爬上高位和篡汉的过程中,使了很多卑鄙、残忍的手段)。王莽根本用不着采取掩耳盗铃的禅让方式,完全可以用选举的方式当上皇帝。

       王莽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天下归心。只要他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进行精心的组织、运作,当上当选皇帝 而不是禅让皇帝,应该不成问题。他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当上皇帝,还可以规定任期制和退休制。当上皇帝以后,温和地推进改革,有步骤地达到各项目标,说不定还 真能成就一番千古伟业。

      哈!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一千八百年后,美国佬还得花费大量的银子,派大批的青年到中国来学习、深造,“东”天取经后再回去搞什么颜色革命。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美国之父、民主之父华盛顿先生,在王老先生面前也只是可怜兮兮的小儿科,王老先生甚至可能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中国也许早就越过了某某主义的高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用不着千百万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玩了命去尝试这个尝试那个。

       当然,皇帝不可能为农民兄弟们组织一个纯属农民的政府,不然他就不是最大的地主,正如要资本家不追逐利润一样。但像王莽这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建 立一个“大同”的政府,按某种权重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让农民阶阶级在这样的政府里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防止过度的土地兼并,应该是可能的吧?对王老 先生的这种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不算是过分的吧?

      上文说了,在封建中国,一盘散沙的自耕农无意、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要保护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府,至少是农民阶级有“股份”的政府。一盘散沙、愚昧无知的农民兄弟想不到这一点,情有可原。

      农民的“无意、无愿、无力”,归根到底是付不起成本,与地主阶级进行对话。万般无奈的时候,他们只能进行对抗。

      其实,对抗也是一种对话。对话是批判的武器,对抗是武器的批判。只不过,对抗是对话的极端形式;只不过,刀枪替代了语言,暴动替代了谈判;只不过,武器的批判,破坏之深远、之广泛,代价之之惨烈、之沉重,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于农民阶级。

       我始终搞不懂的是,封建中国的统治精英们为什么始终不去思考一下阶级对话的渠道问题和成本问题。哪怕为本阶级着想,哪怕为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着想,对话总 比对抗好,共存总比同归于尽好。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能说出这样古话的古人,怎么不去想想死亡(尤其 是大规模死亡)以外的解决之道呢?尝试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恐怕,还得从灵魂深处找原因。

      这个“灵魂深处”,就是封建中国的统治哲学。

      统治哲学源于思想哲学。

      本来,离汉武帝刘彻不太遥远的战国时期,中国人的头脑是风起云涌的,中国的思想氛围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各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独尊某术”一说。

      刘彻登基之后,看到自己的国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相当的强盛。那些知识分子叽叽喳喳,说三道四,很是烦心,对国家的大一统、对皇家的小一统都极为不利。于是,刘彻大头症发作,强行来了一个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儒学就成为封建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的、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就连王莽这么聪明的人的脑袋也被浆住。

      通俗来说,“儒术”,就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或者叫思想哲学。

      老古我才疏学浅,怎么也搞不清楚现在所说的“儒术”到底是指什么。我所了解的是,“儒术”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权的渊源问题以及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这个“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哲学的真实含义是,统治权力来自于上(神)对“有德者”的恩赐,而不是来自于下(民)对有德者的委托。如果“公仆” (即神授的统治者)为“上天”的子民——老百姓——服务得好,上天就通过祥瑞予以嘉奖;如果统治者违背了上天的旨意,就会通过灾异警示、惩戒他。

      实际的情形是,那些祥瑞、灾异之事,都是马屁精们的杜撰或胡乱联系,上天之神从来就没有警示、惩戒过统治者。真正警示、惩戒统治者的,恰恰是循环往复的农民革命。

      儒家的思想哲学反映在统治哲学上,表现为君权神授这一自欺欺人的统治权渊源;在统治技巧上,表现为内敛固守,反对革新,一切统治策略均从死人的言论上寻找,即所谓的经义治国。

      所谓经义治国,是指国家遇到问题、难题,不是发动大臣们开动脑筋,进行理论创新,而是限定大臣们从儒家经典《诗》、《书》、《礼》、《春秋》等几本小册子上寻找对策及其依据。

      这几本小册子的话,就是所谓的经义,不仅要尊,还要独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煌煌两千年的历史,竟然就靠三五本小册子活命,搞什么搞?

      不仅遇到问题官员们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而且,在做官之前,统治者就告诉未来的官员们,以后当了官,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比如选拔统治精英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科考),一直考到公元1905年,仍然在孔先生编撰的那几本破书里打转转,而且,不能跑调,不能走题。

      本来,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是有资格给当时的全世界人民启蒙的,被刘彻“独尊儒术”这么一搅和,中国人的脑筋被浆死,弄得公元1919年中国人反而被老外“启蒙”,还“启蒙”得不伦不类。

      在“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熏陶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无论是王莽还是洪秀全,当然、必然认识不到更不会去实践国家公有这样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命题。

      如果王莽稍稍有一点创新意识,可能不至于让自己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了镜花水月,还丢了老命,夷了三族。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往后刨也好,往前拱也好,都是一种活法,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往前拱的,肯定要比往后刨的活得好。

      离题太远,回到本集的主题——在混乱、战乱年代,农民手中的锄头换成了兵器。为什么说“还是工具”?

       在封建中国,在农业社会里,锄头是农民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用手中的锄头生产出粮食,维系自身和社会的生存,也创造出灿烂的中 国农业文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辛劳中的确蕴含着些许诗情画意。何况,锄头这把工具,农民用起来本来就得心应手,放下来恬然自怡。

      用锄头维持不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时,农民只得拿起兵器。其实,兵器也是他们整体活不下去时求生存的工具。

      所以说,兵器“还是工具”。

    5节 政治和道德问题


      “还是工具”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两个说法:一、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动力是工具提供的,动力本质上就是工具)。二、农民起义是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两个说法很好,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如果某次农民起义失败了,可以说,至少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前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才可能建立新的一个朝代。在新朝代里,农民阶级的处境能得到稍稍的改善。言下之意,农民兄弟们所付出的生命和鲜血,对历史的进步还是有贡献的。

      二、如果某次农民起义成功了,农民军领袖(比如朱元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还是受剥削受压迫,则可以说,可惜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了,本来是英雄的农民军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的可耻代言人。

      上述两种情形,分别可以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工具,或封建统治改朝换代的工具。

      从政治的“高度”看,毫无疑问,上述说法绝对是正确的。从历史的“低度”看,谁也不敢绝对武断地说,这种说法准确。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历史学者们也比较敢于说话了。也就有学者提出,要“客观”地、“正确”地、“准确”地分析、认识、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不 能忽视农民起义的负面作用。比如,农民起义对大批生命的屠杀、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结构的破坏,等等。甚至有学者提出,封建中国社会的不能进步,主要原因是农 民起义的周期性破坏。

      在我看来,正面作用也好,负面作用也罢;促进作用也好,破坏作用也罢,都是片面的看法,都是贴标签的行为。产生片面认识的根本原因,除了政治的需要以外,在于概念的不清楚。

      “起义”是政治寓意很强、褒贬作用很大的一个词,意思是正义的力量武装反抗非正义的力量(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或异族强权)。而在当时、当事的统治阶级看来,“起义”是暴乱,“起义”者是贼寇或流寇。

      剥离其中的政治含义,“起义”的中性表达是“武装反抗”或“暴力反抗”。只要将“起义”一词还原成它的本义,很多问题就没有必要争论不休。

      “起义”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暴力反抗?首先,他们整体破产,非反抗无以生存。其次,他们没有非暴力的诉求渠道,只能诉诸暴力。“反抗”加“暴力”,就是暴力反抗。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人把这种暴力反抗叫做“起义”,也有人把它叫做“暴乱”。

      在我所读过的历史书中,比较中性、比较公道的说法,出自于柏杨先生。在他的史书中,把或被称为起义或被称为暴乱的农民暴力反抗称为民变;把或称为起义军或被称为流寇的农民军称为变民。

      柏杨先生公道倒是公道,但“民变”和“变民”这两个词让不读柏杨历史著作的人很难理解甚至产生歧义。比如,“民变”中的“变”是什么意思?“民变”为什么而“变”?“反抗”一词的含义却很明确了:受到压迫,而且被压迫得过了头,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

       比较准确的用语,恐怕还是老古我的说法:“农民暴力反抗”和“农民军”。这样不仅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能两边讨好。歌颂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 以把它叫做农民起义;诋毁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以把它叫做农民暴乱。同理,农民军既可以叫做英雄,也可叫做流寇——看您站在什么立场。

      “起义”的反抗是暴力性质的。既然是暴力,自然就会造成破坏;大规模的暴力,可能造成大批生命的消亡、大量社会财富的毁灭,社会结构的解体。破坏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暴力自然而然地(表面上是人为的)停止;只要人还没有死光,又会进行重建,形成新一轮的结构和秩序。

      破坏中孕育着新生,新生的生命又哺育着破坏母本的种子。有如严冬的一场大雪,终结了一个丰收的秋季,却带来一个播种的春天,如此而已。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危机的周期性与自然界的季节轮替,本质上道理相同。人类无法阻止严冬中大雪的降临,也没有必要给大雪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人们应该做的,是在严冬来临之前,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天降大雪,尽量停损减灾。

      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就会永远使用锄头谋生,而不至于也没必要放下锄头,拿起兵器求生。

      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功能,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定性是正是负,是促进还是破坏,甚至谈不上所谓的功能或作用问题,农民起义只不过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最无可奈何、最残酷、最不幸的一种方式。

       就像结扣,一个两个乃至三个死结,我们都有耐心、有能力解开。如果让您解开一长串的死结,熬干灯油,看花老眼,磨光指甲都解不开,怎么办?最好的办法, 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如果有人咒骂这把火,可它毕竟帮您解开了这一串死结;如果有人赞扬这把火,可它毕竟把您的绳子烧了个精光。

      怎么说好呢?

      上面说的是暴力反抗的“政治问题”。如果撇开政治,倒是可以对暴力反抗做一些更基础的、更有意义的,比如人道上的解读。

      毫无疑问,暴力反抗者的起事是正义的,因为他们为了自身阶级整体的利益,为阶级整体谋求出路。除了饥饿的驱使以外,起事者的号召往往是“义”字。

      当农民军的队伍滚雪球似地壮大,纪律越来越差,抢劫屠城,杀人放火,甚至自相残杀、相互吞食的时候,这个“义”字是否存在,就不用说了。

      拿惊天动地的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黄巢本人具有当时的硕士学位(举人),还到京城长安参加过博士入学考试(进士科),可惜落第而归。

      黄巢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战(准确地说是“流动战”,时人称为流寇)高手。两三年之间,黄巢带着他的农民军相当于在欧洲打了一个转。

      公元878年,黄巢从战死的王仙芝手中接过领导权以后,从中原转战华南,一路实行屠杀、破坏的报复政策。攻陷广州后,仅外国商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商人)就杀了十二万。

      公元880年北上渡过长江后,黄巢改为安抚政策,入洛阳、入长安时,秋毫无犯。

      可是,公元880年在长安称帝以后,黄巢和他的同志们又漫无目的地、丧心病狂地、多批次、大批量杀人。

      公元883年,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的黄巢被勤王军和沙陀兵团赶跑,放弃长安,向东流动,打下蔡州(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后,进围陈州(今河南省淮阳一带)近一年之久。

      据《旧唐书》记载,陈州一带数年无人种地,颗粒无收,“人饿倚墙壁间,贼(指黄巢的军队)俘人而食,日杀数千。”既然“日杀数千”,围城又达三百余天,黄巢们要吃掉多少人?吃的又是什么人?别说“数千”,就算每日吃一千人,乘以三百天,什么概念?三十万!

      有钱有势的、无钱无势而又能跑掉的早就跑了,黄巢们吃的肯定是手无寸铁、奄奄一息的老百姓或者俘虏。而且,黄巢的吃人方法很特别。他做了几百个巨碓,把活人一个个丢进去捣碎,做成肉糜,晒成军粮,像现代军队食用的压缩饼干。

      黄巢以这种惨绝人寰的规模化、流水线生产军粮,来继续他的“起义”或者“革命”,不知“义”之何在,不知到底在“革”谁的“命”。

      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克江宁,当上天王之后,立马导演他的几位高级跟班自相残杀,一个个清除干净;而且,每次清洗,都要成批地杀人。

      洪天王自己搞了一大堆女人,学着封建帝王的样子,成天左拥右抱,风流快活,却让已结婚的起义军战士夫妻分开居住,不准过性生活(在政治经济学上,夫妻性生活是人口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不知洪天王的“义”又在哪里?

      当然,任何一个政权、集团内部,斗争、夺权、倾轧是难免的,一定数量的杀人也是难免的,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这些可能跟义不义的无关。但“义”总是有标准的。

      我认为,“义”的最高境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集体诉求和整体利益。同时,“义”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比如,黄巢们的大规模吃人以及洪秀全们的惨烈窝里斗。他们起事的时候,可以叫做起义,因为他们的确是为了义,追求义,做得也义。

      当他们做出这些反人类、戕同类行为时,他们正义的暴力反抗就已经蜕变为恶劣的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这个时候,“起义”最好不要叫做起义,免得玷污了这个美好的“义”字。

      不把起义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楚,别说什么还原历史,探究真理,统治者本身就会陷于尴尬。

       比如,如果新建立的王朝(如明帝国)发源于、发端于这里说的农民暴力反抗,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为起义,以标榜自己政权渊源的合法性,问题就来了。既然新 王朝的统治者(比如朱元璋)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作“起义”,也就肯定了农民暴力反抗的合法性,这岂不是鼓励自己统治下的农民造反么?

      因此,有必要对“起义”做一个严格、严谨、严密的定义。

      我认为,起义的内涵,应该是指正义的暴力反抗。

       至于起义的外延,则很难界定。因为起义外延的界定,大多出于功利的、政治的需要。从技术上来看,归类法也难免以偏概全,可以采用排除法予以界定。建议历 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采用老古的上述说法:当起义者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时,起义就不再是起义,而是蜕变为者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

      如果按上述观点,封建中国农民起义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失败,要么蜕变(或者叫变质),前者如黄巾起义,后者如黄巢起义和洪秀全起义。

      至于刘邦和朱元璋的建国,不能算作农民起义的一种结局。陈胜、吴广死后,秦末农民起义其实已经结束。项羽和刘邦他们对秦王朝的战争,其实是六国旧势力的反扑。项羽入咸阳,成为西楚霸王,标志六国旧势力扑倒了秦王朝这个巨人。

      刘邦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但刘邦封汉王后发动的反对(而不是反抗)项羽的楚汉战争,其实是新一轮的造反。因为西楚霸王就是新的皇帝,项羽的霸王位置是六国旧势力推翻秦王朝后,各个实力派经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政治协商”而确立的,是合法的。

       领导元末农民起义的是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等。朱元璋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但他的政权不是从蒙古人手上夺取的。蒙古人是刘福通的红巾军和徐寿辉的 天完军赶走的。当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大军与蒙古人殊死搏斗的时候,朱元璋却在江南悄悄地扩张——不是打蒙古人,而是打其他农民起义队伍。

      实际上,刘福通、徐寿辉死后,元末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朱元璋与陈友谅(篡夺徐寿辉的天完帝国)、张士诚、明玉珍等等所谓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已经蜕变为军阀混战,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的。

      不说了吧,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书读得太明白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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