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汉为什么亡国?蜀汉灭亡原因深入分析

  • 发布时间:2016-02-17 13:23 浏览:加载中

  •   后世之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都认为,诸葛亮死后,他的高足蒋琬继承了诸葛亮的权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三国志·后主传》载:“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诸葛)亮卒于渭滨……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首先,蒋琬是尚书令,而不是丞相。刘禅在诸葛亮死后,立即撤销了丞相这一职位,此后就再也没有相权与他的皇权对抗、冲突,这是很辣的一手。

      其次,拿今天的话来说,尚书令就是宫廷秘书长。不管蒋琬怎样“总统国事”,他还是阿斗的秘书长,在皇帝的指挥下“总统”。尚书令的“总统国事”,与开府丞相的“总统国事”,是有本质区别的。

      被人瞧不起的刘阿斗,终于露脸了,出息了,扬眉吐气了。自主用人,自己决策,把军国大权抓到了手里,让蒋琬一班人在自己的指挥棒下忙忙碌碌,“总统国事”。

      接下来,公元238年,刘禅把大将军蒋琬派驻汉中,准备乘辽东的公孙渊叛乱,与东吴联动,伺机进取关中,但并未有大的行动。

      公元239年,刘禅将蒋琬升为大司马,用费祎顶替蒋琬尚书令的位置。公元243年,大司马蒋琬还驻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对曹魏采取守势,同时晋升费祎为大将军。

      拿今天的话来说,大司马大约相当于全军最高统帅,大将军大约为国防军总司令。后主让蒋琬、费祎分权制约,自己坐镇中枢,自得其乐,如果诸葛亮能睁开眼看看,能说阿斗不懂政治,没有执政经验么?

      蒋琬死于246年,此后费祎接替蒋琬位置,至公元253年被曹魏降人郭循刺杀于汉寿(即葭萌县,今四川省广元市)。

      在蒋琬当政期间,姜维先为偏将军,后为镇西将军。费祎当政期间,姜维为卫将军,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在蒋琬、费祎当政的二十年间,姜维并不统领边防军负责对外作战。姜维不忘乃师遗志,屡屡要兴师北伐,都被蒋琬、费祎抑制,最多给个万把人,让他折腾一阵。

      话又说回来,不让姜维折腾也不行,人家会说你蒋琬、费祎不讲政治,忘了国仇。在政治上,的确是需要不时地在魏国的边境上放几枪的,以示与汉贼(指篡汉的曹魏帝国)不两立。谁叫蜀汉帝国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呢?

      在蒋琬、费祎相继当政的二十年间(公元234—253年),益州的老百姓大概还过了些许安定的小日子,逃进益州的难民们还像个难民的样子。至少有口饭吃,能睡个安稳觉,后主刘禅善莫大焉。

      公元253年费祎死后,做了二十五年媳妇的姜维终于熬成了婆。姜婆婆开始像他的老婆婆诸葛亮一样折腾,几乎每年都有针对曹魏帝国的军事行动。小小的蜀汉帝国又开始鸡飞狗跳,蝇虫泣血。

      姜维的穷兵黩武,引起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的一致声讨、普遍反对。姜维手下的两员大将张翼(镇南大将军)和廖化(右车骑将军)对姜维的所谓北伐大起反感,张翼甚至在关于北伐的廷议中当面顶撞姜维。

       公元262年,蜀汉帝国灭亡前一年,发生了一个“黄皓迫害姜维”事件。这时候,“小人”陈祗(陈祗接替董允为侍中、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已死(公元 258年),宦官黄皓专权,图谋以右大将军(即副大将军)阎宇取代姜维,吓得姜维躲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种麦子去了,再也不敢回成都,这就是姜维的 “沓中屯田”。

      上文说过,刘阿斗并不是不懂政治、不懂权力运作的人。黄皓的专权,与董卓曹操的专权是不一样的。董卓的权力,来自于他的霸道,那叫乱权。曹操的权力,来自于他的强势,那叫擅权。黄皓的权力,来自于刘禅的许可,那叫授权。

      刘禅这个人比较温和,不喜欢走极端。刘禅既要借重姜维的军事能力,又不忍心废掉姜维,便剥夺姜维的部分权力,交由黄皓行使。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真相。

      姜维的受排挤,不是黄皓专权、小人乱政一句话这么简单。依我看,这是以黄皓为首的鸽派与姜维为首的鹰派的一次交锋。这应该是“国策”之争,而不是人事斗争,人事斗争往往至对方于死地。黄皓他们,只是抑制姜维的权力,事实上并没有迫害姜维。

       说黄皓排挤姜维,是专权误国,其实又是后世之人给自己的思维下套的结果:诸葛亮是伟大、正确的,姜维是诸葛亮嫡传弟子,衣钵继承者。老师一贯正确,学生 还能错吗?自然,姜维不管做什么,都是伟大、正确的了。谁反对姜维,谁就是反对诸葛亮,反对诸葛亮,当然是专权误国了。

      通常的概念是,专权并不一定等于误国,有时候,专权还是必须的、卓有成效的。可到了姜维这里,别人得到的授权也就成了专权。何况,黄皓是个割掉了鸡巴的阉人,这种人专权,不是误国也是误国。

      不管怎么折腾,蜀汉帝国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

      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决定征蜀;八月征蜀大军在洛阳誓师。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三路分头并进,征西将军邓艾正面进攻沓中的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截断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钟会进攻汉中。姜维顶不住邓艾的压力,退往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

      钟会派兵包围汉中的乐城和汉城,自己率主力直扑阳安关(即阳平关),南下进击屯兵剑阁的姜维。西边的邓艾取道阴平(今甘肃省文县),越过陡峭险峻、七百里无人烟的摩天岭,兵锋直指成都。

      诸葛瞻率兵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败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战死。刘禅派他的小舅子、张飞的儿子张绍北上,与邓艾联络、洽谈投降事宜。刘禅命回救成都、已到郪县(今四川省中江县)的姜维就近向进抵涪县的钟会投降。

      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用两个月的时间,费了一点吹灰之力,就将蜀汉帝国碾个粉碎。真正的作战时间,只有一个月。

      蜀汉帝国必亡,这不用多说。令人困惑的是,山川险峻、易守难攻的蜀汉帝国,它的灭亡竟如此的迅速,甚至有些悄无声息。就像深秋的一片黄叶,一阵风吹来,轻易地脱离树枝,在空中打个旋,倏然落地。

      兴亡自有评说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蜀汉之亡、之速亡有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陈祗乱政、黄皓专权、谯周卖国。

      我们来看看,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多大范围内、多深程度上有道理,看看有没有别的“道理”。

      皇帝昏庸

      所谓昏,是指不明事理。所谓庸,是指能力低下。这里不明事理的“事理”是什么理?最大的事理无过于存亡之理。刘禅是个慵懒的现实主义者,这不能说明他不懂事理。正因为他懂存亡之理,他才不会瞎折腾,才让自己过一阵舒心的“大日子”,并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稳的小日子。

      诸葛亮和姜维明明知道,蜀汉帝国是为灭亡而建立的,却固执地为自己早已破灭的理想,为了自己所谓的名节和历史地位,不停地折腾百姓。当然,诸葛亮和姜维也是明事理的,但却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蒙在鼓里。

       至于刘禅的理政能力,在诸葛亮眼里,肯定是不行的。在诸葛亮生前,刘禅被关在深宫之中,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能力,也表现不出来。诸葛亮死后,从 刘禅的废丞相官位,对蒋琬、费祎的人事安排以及对姜维穷兵黩武的抑制等等,看可以看出,刘禅的理政能力并不差,还很有一套政治手腕。当然,像他的老爹一样 纵横疆场,攻城略地,刘禅肯定不行,但做个守成之君,应该还是很凑合的。

      再来看看陈祗乱政和黄皓专权。

      大臣乱政

       陈祗的前任,是侍中(后兼尚书令)董允。这个董允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上《前出师表》中提到的董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侍中郭攸 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 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历代读史的人,很少有人细细地解读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这段话。

      诸葛亮北伐时,董允 还是侍郎(侍中的次一级官员)。位在董允前面的侍中郭攸之,“备员而已”,费祎很快升为丞相府参军。诸葛亮的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陛下,俺老诸葛告 诉您,宫廷的规制、行动应该与政府一致,不能有所区别……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是您老爹指定给您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向您进尽忠言。如果他们不尽责,我就 杀掉董允(说杀人的时候,不提郭、费,仅提董允)这些人。

      诸葛亮的言下之意大致是这样的:陛下,您可听清楚哦,宫廷得听政府的(自然,您就该听我的)……董允等人是我指定来看管您的,您听他的也得听,不听他的也得听,否则我就杀人给您看。

      什么“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董事长总经理不分”,诸葛亮在古时候就搞这一套。

      拿今天的话来说,侍中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位低而权重。董允当了侍中、尚书令以后,确实不负诸葛亮所托,把刘禅管得死死的,黄皓也不敢轻举妄动。

      董允、蒋琬都死于公元246年,蜀汉帝国由费祎当政。陈祗是蜀汉帝国司徒许靖哥哥的外孙,幼年丧父,多才多艺,少有才名,深得费祎的赏识。费祎掌权以后,破格提拔陈祗任侍中。

      “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稀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

      说陈祗乱政,正史中有什么证据呢?陈祗如何祸国殃民,如何结党营私,如何犯上作乱,如何骄奢淫逸,一个事例也看不到。

      仔细读读《三国志》中的董允传、陈祗传就知道,陈祗的“乱政”,原因在于,他的官位、地位比姜维低,权却比姜维大。原来如此!比姜维权大,就叫“乱政”,不知这是哪门子逻辑。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了丞相官职,却没有设司徒(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宰相)官位,司徒的职能由尚书令行使。陈祗既为侍中,又兼尚书令。费祎死后,大将军 的职位不久后由姜维接替,录尚书事(相当于司徒)一职无人接替。说明费祎死后,其录尚书事的职权合并至陈祗身上。拿今天的话来说,陈祗党政一把抓,上下通 吃,内外皆管。

      问题是,陈祗的权力是基于刘禅的授权。要说乱政,只能是刘禅“乱政”。说皇帝乱政,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陈祗死后,后主至为哀痛,竟号啕大哭。本书多处说过,刘阿斗并不糊涂,不糊涂的皇上为陈祗的死失声痛哭,陈祗不太可能是什么小人吧?

      宦官专权

       陈祗是个短命的家伙,死于公元258年,即蜀汉帝国灭亡前五年。“陈)祗死后,(黄)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三国志· 董允传》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陈祗死后,黄皓就从掌管宫廷门户的宦官升为大内总管,大权独揽,作威作福,终于导致国家败亡。

      黄皓怎么专权,怎么吴国的呢?似乎证据确凿,无可抵赖。见于正史记载的黄皓专权误国的罪状有两条。

      一是排挤姜维,想用右大将军(副大将军)阎宇替代姜维为大将军。有关此事的是是非非,上文已经说过。顺便一提的是,这事不能作为陈祗乱政的证据,因为黄皓排挤姜维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2年,陈祗早已作古。

       二是大敌当前,黄皓隐瞒军情。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公元263年上半年,姜维给后主上书,说是得到情报,钟会在关中备战,可能会对蜀国有大的军事 行动,建议后主分别派张翼、廖化率军加强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今甘肃省文县东南部)的防备。黄皓相信巫师的占卦,认为敌人不会打过来,便密启后主,不要照 姜维的话去做,大臣们都不知道曹魏即将有针对蜀汉的军事行动。一直等到钟会将进军骆谷,邓艾将进攻沓中的姜维时,才派廖化去沓中支援姜维,张翼、董厥到阳 安关阵地外围呼应。

      《三国志·姜维传》的原文是这样的:“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至,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注意这里的“寝其 事”,是指不按姜维的建议去做,即不派兵驻守阴平桥头和加强阳安关守备。还要注意,“寝其事”并不是对曹魏的进攻不做任何准备。曹魏的征蜀大军出动的时 候,黄皓还是派兵前去援救姜维,并加强阳安关守军。

      事情的真相,是黄皓与姜维的战术不同,姜维认为应该分两线防守(一线沓中和阳安关,二线为阴平桥头和剑阁),黄皓认为应尽全力守住一线。

      阳安关是汉中进入成都平原的险关,如果此关失守,就像一千四百年后的清骑兵突破山海关,兵锋直指北京,李闯王立马败退的情形一样。如果沓中和阳安关守不住,守阴平桥头和剑阁又有什么意义?何况,蜀军本来就弱小,再分散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阻击,这是取胜之道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钟会的主力,为什么在汉中没有遇到抵抗,轻而易举地直扑阳安关?

       原来,汉中的守军按照最高统帅姜维的部署,收缩并固守于汉城和乐城。钟会进抵汉中后,派前将军李辅围乐城,护军荀恺(荀彧的孙子)围汉城,将汉中的蜀军 死死地围困在两个城堡里,钟会主力在汉中未遇抵抗,径达阳安关。无论是姜维还是黄皓,都没有想到阳安关会陷落得这么快。

      魏延镇守汉中 的时候,在汉中的北边修建了许多据点,北军南侵的话,各据点可节节抵抗。姜维当了大将军后,认为这些据点无益,不如拆除。如果北军来侵,坚守汉、乐两城, 等敌军抄掠无所得,待敌军师老兵疲时再出击,定能大获全胜。姜维的军事部署,再加上蒋舒的叛变,导致阳安关轻易失守。前去支援的张翼、董厥,只能望关兴 叹,无所作为。阳安的失守,从来没人追究过姜维的责任。

      至于黄皓对朝臣们保密,让“群臣不知”,我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从后来的情形看,如果早让大家知道曹魏强兵压境,成都恐怕早就乱得不可收拾。

      说说看,是姜维的部署正确,还是黄皓的战法正确?是姜维误国,还是黄皓误国?

       说到这里,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费祎死后,姜维虽为大将军,但刘禅并未将最高军权授予姜维,姜维其实只是个方面军司令,行政上就更说不上话。随着时 间的推移,刘禅越来越不信任姜维,渐渐地把权力先后集中在陈祗、黄皓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陈祗乱政,黄皓专权。因为姜维既无军权又无政权,蜀汉帝国的灭亡, 当然是黄皓误国所致——姜维没有责任,一些人便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在后世之人看来,比起黄皓的专权误国,小人谯周的卖国就更令人气愤。黄皓是个宦官,天生就小人一个。您谯教授是大学问家,又做着高官,不是吃里爬外,该千刀万剐么?

      教授卖国

      公元263年十月,邓艾在沓中击败姜维,姜维退往剑阁。邓艾并不尾随姜维,而是出其不意,翻越阴平的摩天岭,兵锋直指成都,成都立刻陷入恐慌之中。老百姓胆战心惊,逃入荒郊野外。朝廷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后主刘禅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帝国的存亡去留问题。讨论的结果毫无悬念:逃或降。抵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坚决不干。

      降当然是向蜀汉帝国的敌人曹魏投降。逃则有两条出路:南中(今云南省)或东吴。讨论来讨论去,逃的意见始终占上风,只是逃向南中好呢,还是逃向东吴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候,谯教授站出来说话了。

       谯周说,如果陛下要幸(汉语可能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语言,皇帝睡女人叫“幸”,逃命也叫“幸”)南中,应该早作准备,预先安排。现在强敌压境,仓促之间 出走,恐怕我们还没有动身,有些小人就会在背后下手。何况,南中的那些山野草民,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对中央加在他们头上的苛捐杂税,内心痛恨。我们去 投靠他们,恐怕是泥牛入海、肉包子打狗。

      谯周再分析道,至于投靠东吴,陛下只能向东吴称臣,不可能寄人篱下而做皇帝的。与其向小国称臣,何如向大国称臣呢?再者,东吴迟早是要被曹魏灭亡的,那时候我们君臣又得跟着东吴君臣向曹魏投降一次。受辱两次好,还是受辱一次好呢?

       谯教授的结论是,无论跑向南中还是东吴,都不如向曹魏帝国投降。这时有人说,现在邓艾兵临城下,恐怕不允许我们投降吧?谯周说,这不可能,因为东吴尚未 降服,曹魏肯定要把我们树为榜样,做给东吴看。我敢肯定,曹魏不仅允许我们投降,还将给皇上割地封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敢到曹魏帝国的朝堂据理力争, 拿出一些颜色给他们看看。

      刘禅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第二天谯周又给刘禅上书,坚定了刘禅投降的决心。

      现在来看看,谯周是不是小人,是不是卖国?

       谯周,益州巴西郡(今四川省阆中地区)人,幼年丧父,由母、兄抚养长大。此人酷爱读书,不修边幅,质朴少言。为益州典学从事(教育局长),后为太子家令 (太子的导师兼管家),是蜀汉帝国中公认的通儒,也就是公认的大学问家,或者公认的国学大师之类。从正史记载的谯周生平看,此人为人忠诚,诚信无欺,没有 什么花花肠子。

      既然谯周不是小人,为什么要主张卖国?

      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国该卖。

      为什么在谯周看来,这个国该卖?多数学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蜀汉帝国各利益集团之间分利不均,弱势群体心怀不满。二、诸葛亮治蜀太严,得罪面、打击面太广。三、战事太多,弄得国凋民疲,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分析谯周“卖国”的理由,当然冠冕而堂皇,全面而周到。

      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只触及表面现象,并未切中问题的本质。

      一个国家会不会亡,根本上取决于与敌国的实力对比以及人心向背。

       实力对比不用多说,看看蜀汉帝国投降时献给邓艾的户籍数据,问题就不言而喻。蜀汉帝国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兵十万(也有说十二万的),官四万。在生 产力低下的那个时代,不到一百万人组成一个国家,养十万兵、四万官,还要不停地打仗,这叫什么国家?不被曹魏帝国灭亡,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人心向背方面,盼望蜀汉帝国灭亡,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吹冷风的,早就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是益州集团中的土著人士,杜微、杜琼、周舒、周群、彭 羕、谯周,等等。这些人都是益州名士、舆论领袖,对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或横眉冷对,或冷嘲热讽,或闭门不仕。其中一些人,如杜微、周舒、谯周,一直在地下 造舆论,宣扬蜀汉必亡。

      谯周他们的地下舆论主要有两个论调。

      一是“代汉者,当途高”。这是东汉末期的一则政治民 谣,之前还被袁术称帝利用过。在袁术看来,他老人家字公路,公路就是“当途高”了,又有传国玉玺在手,天命应该应在老袁身上。周舒对“当途高”作出了新解 释,认为“当途高”是指魏,“乡党学者私传其语。”说明从周舒开始,学界就在造这种舆论。杜琼和谯周,则对这个理论作了学理上的阐述,使之完善。

      另一个“反动舆论”是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备”是具备、够了的意思;“禅”是让与的意思。谯周的意思是说,蜀汉这个国家,刘备建立起来,就是让他的儿子刘禅禅让出去的。言下之意,这个国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

      当然,上述两个“反动舆论”只是私下相授,地下流传。对诸葛亮、姜维的穷兵黩武,谯周有过公开的叫板。《三国志·谯周传》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

       《仇国论》基于当时三国的客观现实,以史实为依据,对诸葛亮、姜维(文中虽未点名)“死”民伤财、以攻为守的北伐进行了批驳,认为不宜恋战、嗜战,刘禅 只可为(周)文王,不可为高祖(刘邦)。言下之意,巴掌大的蜀汉帝国,能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就算不错的了。即使要灭魏,也只能寄希望于子孙后代。

       谯周他们的舆论,用的都是神符鬼话,当然不值今天的高人一驳。如果把谯周等私下传授的亡国舆论和谯周的公开观点结合起来,拿今天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如 下的意思: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徒具国家的形式,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只是披着国的外衣的、刘备荆州集团的家。这个徒有虚名的国,必然而且很快就会“国将不 国”。

      本集已从地理、地缘、人口、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充分论述了益州这个地方不具备立国条件。除非把今天的四川、甘肃、青海连起 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即统治集团和民众主体为非汉族的同一民族),否则,四川盆地汉人建立的国家,都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独立政权而 已。

      蜀汉帝国,其实质,就是被打得无处可逃的刘备,带领他的弟兄们,在特定的天时、地利下,建立的一个武装大家庭。本质上,跟占山为王也没有什么区别。

      谯周他们的主张“卖国”,除了益州土著受欺压盘剥以外,更本质的、灵魂深处的、思想高度的原因,是他们对蜀汉帝国没有国家认同感。既然谯周他们不认同蜀汉这个国,在入侵者主宰的别人的家里还受压迫、受盘剥,这个“国”为什么不该卖呢?

      在谯周他们看来,益州本来是他们益州人的家,国则是天下,是东汉王朝。由于天下大乱,来了刘焉父子这帮入侵者。再后来,又来了刘备这帮更强大、更强悍的入侵者。

      现在,曹魏帝国取代了东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曹魏帝国才是国,才是天下。他们的家被入侵者占据着,那么,曹魏帝国就是他们的拯救者,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就是他们的“解放军”。

      现在可以真正“回国”了,为什么不卖掉这个徒具虚名的“国”?为什么还要跑到东吴这样的另一个“家”去?“解放军”来了,为什么不赶快投降、到大街上载歌载舞地欢迎?

      所以说,不是小人的谯周的卖国,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我看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准确的。

      准确的说法是,谯周他们之所以卖国,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个“国”当国。在谯周们看来,他们不是卖国,而是卖家,把自己的家返卖给合法的大老板——曹魏帝国,顺便取回自己的房产和家具。

      我甚至怀疑,在征蜀行动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曹魏帝国就派人跟谯周他们联络,资助他们组成地下联合阵线,准备随时迎接“解放军”进城。

      我还怀疑,刘禅不认为自己是投降,而认为自己是回家。就像一个脾气很坏的孩子,跟年老羸弱的父亲闹了矛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父子交恶,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现在气也消了,苦也吃够了,老爹早已死了,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在益州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强敌压境时,其统治者都是采取降为上的策略;益州政权的封疆大吏和国家上将,纷纷不战而降。

      因为在益州建立的所谓国家,仅仅是一个政权,而不是实质上的国家。国家就像一个苹果,光有果核是成不了苹果的。政权是国家的内核,民众是国家的果肉,疆土是国家的果皮。

      益州的居民以汉族为主,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面临外来的汉族强大军队,连统治者自己都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空中楼阁,失去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再加上井底之蛙的自卑、笼中囚鸟的恐惧,不战而降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理解的了。

      既然刘禅也愿意回家,可卖国贼的帽子却扣在谯周头上,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但历史就是这样。危难关头,唱高调的人,往往溜得比兔子还快,跑到那边照享荣华富贵。说实话的人却要带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几千年也甩不掉。

      话题又回到刘备和诸葛亮身上。我相信,刘备和诸葛亮本来是要在益州重建汉王朝,进而一统天下的。可是,折腾来折腾去,自己折腾出来的国家,竟然是一个武装大家庭。晚年刘备和晚年诸葛亮的悲与苦,除了老古我这样善解人意的人士以外,没有多少人与他们感同身受。

      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家国并顾,忠孝两全,当然是上上之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就去救家族;救不了家族,就保存自己的家庭和家人;至少,不应该损害别人的家族、家庭和家人。想必,这么浅显的道理,刘备和诸葛亮比古大夫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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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