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焉:割据西南

  • 发布时间:2015-09-28 22:18 浏览:加载中
  •   说起刘焉,也算是在后汉末年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 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时,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相互勾结,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热火 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钩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做起 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割据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勤王剧。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 个什么人呢?

      早期的刘焉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 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 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 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 蛛丝马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 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显然,刘 焉当时给世人的印象就属于这种“清名重臣”。《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 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 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 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 裂,实在有点牵强。元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特别指出:“以交趾僻远,可以避祸也。”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 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 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本文依《三国志·刘焉传》)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保护,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 “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而且就算向皇帝申请去交州也是要有相 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笔者认 为:刘焉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任职后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 特别召见了刘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 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 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 员的有四个:董扶、赵韪、吴壹、吕常。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时,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疑问: 刘焉滞留荆州东界的时间有多长呢?他是什么时间到达益州的呢?《资治通鉴》把刘焉提出设立州牧的时间确定在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而刘焉到达 益州的时间则为同年六月左右。按照这个时间,刘焉在荆州东界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刘焉一方面可以思考以后在益州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也可静 观益州的形势发展情况。果然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益州之乱

      当时益州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等人自称黄巾,在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起义,并迅速占领该县,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

      起义军

       “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 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很快,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豪强地主武装纠 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三国志·刘焉传》中 说马相义军的规模是“众以万数”,而《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记载则是“至十余万人”。到底谁的记载是对的呢?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 案:“众以万数”。《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高敏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高敏在其《秦汉史论集》一书中提到: 《三国志·蜀志·刘焉传》载马相起义事时,未言攻克巴郡,可见攻克巴郡的不是马相领导的义军;《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在叙述了马相起义事的末尾说:“又别 破巴郡”,而不是说“又破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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