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绍:鹰扬河朔

  • 发布时间:2015-09-28 22:15 浏览:加载中
  •   东汉社会,世家大族实力雄厚,他们不但掌控了中央政权、操纵了地方政治,同时还把握了整个王朝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东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东汉王朝数百年间中国社会的核心。

       东汉末年,这些世家大族凭借自己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实力,在早期诸侯纷争之中迅速脱颖而出,袁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度成为了汉末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也是最有希望和能力称霸中原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然而,他的结局却和其他的割据势力一样折戟沉沙,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其中的过程和原因耐人寻味。

      坐作声价

       袁绍(?—202年),汝南汝阳人,童年被过继给了叔叔袁成,其生父是袁逢,位至司空。袁绍和袁术本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袁术是嫡子,而袁绍为庶 子。这种出身背景的差异也给了日后袁绍的政治对手指责袁绍的口实。弟弟袁术就蔑称他为“吾家奴”,而公孙瓒更是指责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或许是 由于这种家族地位差距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差异,袁绍的做法与袁术有着本质的区别。

      早年的袁绍凭借家族的巨大影响力,很快便步入仕途。先是担任郎官,弱冠之时就已经是濮阳县长。母亲病故之后,袁绍辞官回家服丧三年,接着又补服父丧三年。服丧结束之后,袁绍拒绝征辟,隐居在洛阳。直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绍才重新迈入官场,担任侍御史。

      在担任郎官及后来为侍御史之间的数年中,袁绍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用“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来概括。

       据《后汉书·许劭传》载:“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单车归家。”这说明在 步入仕途的初期,袁绍就已经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并在逐步建立名声。这与袁术的“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是截然不同的。

      在隐居洛 阳的这段时间里,袁绍的声望就已经达到了顶点。《后汉书·袁绍传》中说:“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 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袁绍的行为会引起“内官皆恶之”,是有着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并因 此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作为汉末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袁绍则是站在宦官的对立面的。《三国志·袁绍传》中说:“(袁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而在 《英雄记》中有个更加详细的记载:“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 友。”这说明袁绍除了“坐作声价”的表象之外,内含强烈的政治目的:即依靠家族雄厚的背景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团结了一大批反对宦官专政的士人。不仅如此, 在他们遭到宦官的残酷镇压之时,袁绍也是倾尽全力,对遭到迫害的士人予以协助。《后汉书·何颙传》说:“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 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 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可见,袁绍“爱士养名、坐作声价”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士大夫阶层遭到宦官严厉打击而受到严重削弱之后,成为士大夫阶层新的代言人,并形成一个新兴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团体。这一点,不仅宦官有所察觉,连外戚何进也注意到了。

      因此何进在担任大将军之后,立即把此时已经俨然成为士大夫代表的袁绍纳入幕府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袁绍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袁绍这几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成效是非常巨大的。正如《后汉书·何进传》所说:“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 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在汉末政治环境下,袁绍已经成为何进最为仰仗的重要政治力量。

       应该说,袁绍在这个阶段的做法是相当高明的。要想出人头地,并尽快成为实力派人物,单单依靠家族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在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上花大力 气。所谓“乱世出英雄”,而英雄本身是需要社会认同的,通过数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袁绍已经成为了汉末社会反对宦官专权的一面旗帜。而他所代表的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了自己日后反对董卓专权的关东联盟的政治基础。这也反映出袁绍出色的政治头脑。

      谋诛宦官

      外戚与宦官争权,一直是东汉中叶之后的社会主旋律,而双方争斗的结果,往往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到汉末,宦官已经把持了朝政,加剧了社会混乱和腐败,同时也激起了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激烈矛盾和冲突。

      在这场矛盾和冲突之中,外戚自然选择和士大夫阶层站在同一阵线。窦武如此,何进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何进不像窦武那样具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他仅仅是南阳的屠家子,身份卑微,自身毫无背景,因此他与士大夫阶层的同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可是,何进成为外戚又与宦官的支持密不可分,何进的妹妹能成为皇后,也得益于宦官的协助,因此,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汉末的政治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宦官、外戚、士大夫三者之间的合作、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政治平衡,成为汉末社会一种独特的现象。

      而袁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代表的加入,成为打破这种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在这场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面说过,何进之妹成为皇后得到了宦官集团的大力支持。《后汉书·何进传》中张让就曾经提到:“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 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而何进的另外一个妹妹也成为了大宦官张让的儿媳妇。正是由于宦官集团的支持,不仅何进之妹能够成为太后,何进的命运 也在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进一路由郎中、虎贲中郎将、颍川太守等职务一路飙升至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 爆发的时候更是荣任大将军一职,何进的弟弟何苗也被任命为车骑将军,何进这一外戚的势力也因此达到鼎盛期。这一切都与何进家族和宦官的密切关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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