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元璋“治蛮夷之道”:威德兼施因俗治夷

  • 发布时间:2017-08-06 23:21 浏览:加载中
  •   朱元璋自建国前后起就确立了比较稳妥的民族边疆国策,用他的原话来说:“威德兼施”,“以德为主”。这里的“威”是指军事武威、军事武力;“德”是指德惠。威德兼施就是既要使用军事武力又要施以德惠,套用历代“有道”之君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术语,叫“恩威并施”。

      朱元璋“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朱元璋的此项统御之术形成时间很早,洪武元年八月,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问起他治下的广西雨江、黄岑等地的边务。带有对少数民族偏见的杨璟这般回答道:“蛮夷之人(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这是很不对的,笔者注,以下略)性习顽犷,分散开来了,成了地方上的村民、山民;一旦聚集起来了就要与官方为敌,因此说对于他们实在很难实行文治,应该用大军压阵。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所畏惧而不敢乱来!”朱元璋听后却不以为然:“蛮夷之人的性情和习惯虽说与我们不一样,但好生恶死之心可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难道他们还有不会被感化的?!”

      不过话得讲回来,光有“德惠”还不行,也不一定真能感化蛮夷之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威”,即军事武力作为后盾。洪武七年七月,有个御史上广西公干回京,上呈《平蛮六策》。朱元璋看后为其中的“立威”一说做了如下批示:“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这话是说,对于边地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军事武力,他们是不会怕你的;不给予一定的实惠,他们也不会真心感怀你的。但如果一味地任用军事与武力,他们当然不会真心服你;如果一味地给予实惠、恩惠,他们也不会敬畏你,只有威惠并行或言“威德兼施”,那才是驭蛮夷之道啊!

      尽管朱元璋的“驭蛮夷之道”并没有站在完全的民族平等的角度而提出,但相比于元朝采取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那绝对算得上是个历史的大进步。

      可以这么说,“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是朱元璋治理边地与少数民族的整体策略或言一项基本国策。

      洪武灵活“德威”南北“夷虏”相比于口头上说说,贯彻于治国理政实际中如何处理好威德兼施关系和治理好边地、少数民族,这可是一项非常复杂又十分繁琐的“巨大工程”。综观洪武时期这方面的治务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其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威德兼施”政策首先是以军事之威、军事武力作为实施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硬道理。用军事上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不战而屈兵的效果。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言,江西、湖广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是最早投靠朱元璋政权的。龙凤九年(1363)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后,发兵乘胜追击,威震四方,沿路苗族土家族诸土司官纷纷归降。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云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遣都事杨琛前来归款,七月,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其守地镇远、古州军民2府,婺州、功水、常宁等10县,龙泉、瑞溪沿河等34州。对此,朱元璋迅速作出反应,予以极大的“恩惠”“实惠”,让田仁智依然出任思南道宣慰使,并授予“归款”跑腿有功者都事杨琛为思州等处军民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对于思州的田仁厚也十分“优待”,仅将思州宣抚司改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任命其为宣慰使。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派遣大将汤和、廖永忠、杨璟等两路南征,横扫东南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等割据势力,在强大的大明军军势下,七月“广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等遣使赍印章诣平章杨璟降”。

      洪武四年,朱元璋发动了西征,八月攻灭四川明氏夏国,大明军气吞山河。四个月后的洪武五年(1372)正月,紧靠四川重庆的云南(元末明初的云南应该包括今天的云南和贵州两省)东北三府故元地方土司官纷纷前来归降:“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印、宣敕,诏赐铿等绮帛、衣服,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官”;“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司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司如故,又置贵竹等十一长官司”;“普定府(即今天的安顺)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等来朝贡马,赐罗衣及文绮,以适尔为知府世袭其官。”

      第二,相对于对南方少数民族与边地居民实行“威德兼施”和“以德怀之”的政策,洪武开始大明对于具有巨大威胁的北方故元残余势力则实行“以威服之”和“威德兼施”的策略。

      从洪武二年起,朱元璋先后派遣大将军徐达、李文忠、傅友德、蓝玉等一流的军事人才率领大明军开展了10多次的“清沙漠”行动,从根本上打击和摧毁残元的有生力量,以此来确保大明的长治久安。但即使在这样狂风暴雨式的军事打击过程中,洪武帝也时不时地进行政治招抚即所谓的“德惠”之施予。因为他充分懂得兵法所言‘穷寇勿迫’的道理,“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其实这样做的积极意义还远不于此,在敌人困顿不堪之际,开展政治招抚,更多的是给人一条“生路”,看到了希望,以此来瓦解敌人阵营。由此看来,朱元璋确实是棋高一筹。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日,朱元璋决定在兀良哈旧地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就以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等高官降将为卫指挥使司军官领导,并遣使赍敕往谕之,曰:“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贰,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自即位来,今二十余年,尔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归,率众来附,朕甚嘉焉。朕每于故元来归臣民,悉加优待,况尔本元之亲属者乎,今特于泰宁等处立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无城郭,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氊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

      但也有归降的鞑靼官员或将领被调至大明帝国内担任要职,譬如洪武二十一年下半年在故元高官旧将组团来降中担任翻译的丑驴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丑驴,前元工部尚书。归降后,朱元璋觉得他的名字实在太难听了,于是御赐姓名“李贤”,并将他安排到临近北疆地区的燕王府去任职纪善(明代亲王府内掌讲授、教导之官职)。据说此人后来跟朱棣关系处得不错,就连“靖难”师起时,也甚有“劳绩,累迁都指挥同知”。其时“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诏敕,皆命(李)贤译。贤亦屡陈所见,成祖皆采纳之”。明仁宗当政时,丑驴即李贤被晋升为后军都督佥事,旋“再进右都督,赐赉甚渥”,最终被封为忠勤伯,食禄100石,真可谓恩遇不绝。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洪武帝朱元璋发动了第十次“清沙漠”运动,旨在彻底清除屡为边患的北元主“后时代”的残余势力。在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大明老将的得力辅助下,小龙仔晋王朱和燕王朱棣等通过奇袭战术,取得了“迤都之捷”,逼迫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又一批文官旧将前来归降大明。对于这样顽固的“姗姗来迟”归降者,洪武帝朱元璋同样也予以了封赏和委职,其中以乃儿不花为留守中卫指挥同知,阿鲁帖木儿为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咬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忽哥赤为工部侍郎,“各赐纱帽金带钞锭,寻升乃儿不花、阿鲁帖木儿等为指挥使”。

      第三,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对象,洪武帝实行“威德兼施”政策时尽管有所侧重“德”或“威”,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时不时地兼用;其手法相当之灵活,绝无后世人们概念中的朱元璋保守、刻板的影迹。譬如洪武前中期不断调整治藏方略和洪武后期大明军逼降纳哈出就是典型的事例。

      元朝时藏区为帝国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中原内地与北疆地区而言,它并不是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之际的争夺焦点。不过洪武皇帝朱元璋却对此予以极大的重视,在南京开国后没多久就确立了以军事武威为背景、德惠为主的治藏策略。

      洪武二年(1369)春大明军攻入陇右地区,鉴于“临洮之地,西通番夷”,朱元璋在下令设立临洮卫的前提下,派遣使者前往藏区,诏谕吐蕃诸部,宣告元君失政,天下归明。随后又派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出“使吐番,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洪武三年五月,大明北伐军“左副副将军邓愈自临洮进克河州,遣人招谕吐蕃诸酋”。河州位于今日甘肃省南部的临夏自治州,是当年元朝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驻地。由此而言,明军攻克河州影响非凡。正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率吐蕃诸部等相继投降了大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汤和、傅友德率领征西大军挺进四川,攻灭明氏夏国。明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故元阶州、文州、茂州、威州和松潘等地的藏族蒙古族官员与头领纷纷前来归降。洪武五年,朵甘和乌思藏等地僧俗两界的藏族首领遣使来贡,转相招引,归降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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