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元璋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

  • 发布时间:2017-08-06 23:15 浏览:加载中
  • 朱元璋

      文化大国和文字狱大国之历史文字狱这个怪胎在中外历史上存在已久,尤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文字狱不仅仅指的是因为写了不该写的“东西”而被定为犯罪行为,那就太狭隘了;它还应该包括说了不应该说的,想了不应该想的。用现代某些有着特别“正确”思想人的表述那就是思想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用西方的术语来表达那就叫做“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是与当权者相悖,那就是被指认为犯下了弥天大罪,因而也就遭到当权者的“专政”了,坐牢、充军甚至杀头、灭族,惨不忍睹。传统中国是个文化大国,但也是一个文字狱大国。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或哗众取宠,历史应该讲的是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而儒家是以仁义礼教著称于世。现在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是以汉朝为转折点,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汉代儒学。所以人们就自然认定中国自秦汉起走上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道路,似乎一切都与法家的“权、术、刑、杀”大相关联。

      但我个人一直在怀疑这样的“定论”。儒学是在汉朝发生了转折,但先秦儒学似乎也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样——礼教于人,甚至也是相当热衷于集权与打击“持不同思想者”。孔子杀少正卯就是一例,也可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中的第一起文字狱。其实少正卯被杀的罪名在今天看来很好笑,就是与孔子大唱对台戏,孔子就说少正卯心术不正,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于是刚当上鲁国的司寇没几天的孔子就利用职权将少正卯给杀了。其后文字狱迭出,大概到了秦朝时,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搞文字狱的高手,凡是与他统治思想相悖的书籍都要焚毁,还有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启示”,将“持不同政见者”——儒生活埋了,只是秦始皇活埋的儒生太多了点——460多人。从此后世将秦始皇作为暴君,“焚书坑儒”就是一个铁证,其实也是文字狱的一个铁证。秦朝时中国文字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居然创制出了“诽腹罪”。什么叫“诽腹罪”?就是你表面上没说什么,更没有写出什么反动的书面文字来,而是你在肚子里诽谤君主与朝廷,就是心理上与朝廷不保持一致。秦朝“诽腹罪”的开列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狱”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不仅又有几次“激荡”,而且重灾区由汉族政权转向了少数民族政权,有人说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本身文化落后、底蕴不足的一种脆弱的表现。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文字狱在少数民族政权中频频高发的缘由,但有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千万别忽视了:随着传统中华文明进入全盛时期——隋唐两宋时代的到来,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大大减少了。可是十分奇怪的是,当传统中华文明在成熟过后进入“烂熟”阶段时,却“迎来”了“文字狱”的高发期,而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这波“文字狱”高潮的开唱者。那么,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呢?

      朱元璋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

      〇树立绝对权威,加强专制皇权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本是流民一般出身,在经过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后打出了“红彤彤”的江山,开创了大明帝国,因此说朱元璋身上时刻流露出匪气和兵痞子气息,打啊!杀啊!没什么理由,想要打你的时候就打你,想要杀你的时候就杀你。十几年的战争与你死我活的斗争,能有什么结果?真的成为“真龙天子”“天生圣人”?朱元璋的人格与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断然不可能!相反,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更加助长了他作为“领袖”的优越感与“超人”的意识,最终发展到了一种极度自恋与绝对“完美”的状态。功臣不听话的或流露出异样的,杀!文臣不听话,杀!知识分子不听话,或者表面听话,暗中讥讽与诽谤本皇帝的,全都杀!杀,过去能杀出政权来;杀,现在能杀出皇权的绝对威信来,看还有谁不听话?看还有谁的脖子比刀子还硬啊!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能彻底显示出皇权专制主义的绝对性、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性。有人担心朱元璋这样杀下去,大明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秦朝?不会,朱元璋农民出身,对占有人口压倒性优势的农民尤其那些“贫下中农”可好了。只要“贫下中农”们不起来造反,大明帝国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曾是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对此一清二楚。

      更有武夫出身的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先天性”的偏见与政治上的歧视。据说,朱元璋嗜好“对对子”或者说是“作诗”,不仅常常喜欢“露一手”,而且还在大明朝廷中大力提倡。问题是大明的这些开国功臣大多是一介武夫,别说“对对子”“作诗”,就是写个个人简历还嫌太难了。既然皇帝开了口,那可是金口玉言,尽管在朝的武夫们个个急得大汗淋漓,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退朝以后,文臣们都走了,皇帝留下武将们并十分诡异地说道:“你们千万别急,我来帮你们写一首。你们回去后就把它背出,看哪个腐儒能对得上来?”

      到了“应制作诗”那一天,文臣武将们都到齐了。皇帝朱元璋特地安排武将在先,一个武将开始吟诵:“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这诗的气派确实很大,什么“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完全一副君临天下的帝王样。文臣们一听,就知道是“皇帝诗”,还有谁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会说自己能做比这更好的诗呐?于是大家赶紧一一说:“小臣才疏学浅,无能以对。”

      〇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素养差,就怕别人挖苦他,尤其他感觉知识分子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暗藏刺人的棘刺,太可怕了,于是他就借题发挥大开杀戒,惩一儆百一般来说,搞文字狱的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文化水准不高或猜疑性很强。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明朝第三位皇帝都是半文盲,这一点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人们往往相信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为了粉饰他“老爸”自身的“瑕疵”而屡次修改编定的《明太祖实录》中这样的记载:朱元璋是如何聪明,如何用功和自学成才。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没办法相信这是事实。但有些证据却证明了朱元璋确实是个半文盲。

      ◎半文盲的朱元璋:大胆卢熊居然要我滚蛋,这还了得……

      证据一:洪武年间有个叫卢熊的文人,人品好,学品也好,在当时大明帝国政权中算得上是个严谨的学者型官员。出生于苏州昆山,按照当时的回避制度,洪武时他受命出任山东兖州知州。刚刚上任处理公务,就要用皇帝授予的官印,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政府衙门里用的公章。但当取出官印时,卢熊傻眼了,明明皇帝任命自己是山东兖州知州(相当于兖州市长),可是这官印上却刻成了“衮州知州”。卢知州本是个严谨的学者,遇到这样的事情很是郁闷,于是就开始查了:会不会是刻工不识字,将“兖州”刻成了“衮州”?打开皇帝给自己的诏书,一查,卢熊差一点晕过去。原来刻印的刻工可认真了,他倒是没有刻错,而是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上写错了,将“兖州”写成了“衮州”。错就错呗,不!这个卢熊可认真了,他给皇帝朱元璋写了一个奏章,大致是说:皇上,您将“兖州”写成了“衮州”了,山东可没有这个“衮州”,希望您收回官印,重新刻一枚给我。朱元璋一见到奏章头就大,嘟嘟囔囔,骂骂咧咧起来:“‘兖’就是‘衮’,不就是一回事!这个卢熊撑饱了没事,就喜欢咬文嚼字。胆大包天的卢熊,你居然将出任的地方念成‘滚’字,这不是要我滚蛋吗?看我怎么收拾你!”后终以党案为由杀了卢熊。

      “兖州”是山东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三国时代就开始出名了,应该属于最基本的地理知识,而且“兖”与“衮”不是什么冷僻字,估计拥有汉语字汇量在3 000左右的人都能辨认出来,也就是中等文化以上的人不会不认识,只有中等以下的半文盲倒是不一定能辨认。

      ◎张状元因为写了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却被朱皇帝腰斩,这是为何?

      证据二:朱元璋曾经下令,让翰林修撰张信担任皇子们的老师。有一天,张信教孩子们练字,很随意地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写了下来,作为给孩子们的临摹帖。巧不巧,这天朱元璋刚好过来,想看看这位张先生是如何教这些“龙种”们学习的?龙子龙孙们的学业是否有所长进?当看到孩子们正在认真练字时,他就凑过去仔细瞧瞧,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朱皇帝就来火了,什么“舍下笋穿壁”?有人解释说,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可朱元璋生怕别人笑他无知、没文化,硬说“舍下笋穿壁”是在讥讽和诅咒我大明朝的朝堂将要破败到了像竹笋穿壁的破茅屋那样,于是当场怒骂道:“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意思是说,我堂堂大明天朝,怎么能被讥讽到如此地步!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朱元璋是皇帝,对《论语》自有他“新解”

      证据三:《论语》有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皇帝新解:“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也甚,岂不谬哉!”朱元璋给他的大臣解释说:“《论语》中的这句句子里的‘攻’是攻城的攻(看来他读书了还不忘自己战场上的事情,学以致用么),古人说的攻城为上么。孔夫子的意思是,攻去异端,邪说的危害就停止了,儒家主张的正道就可行了。宋代的儒士们就是专门以‘攻’作为自己专治的学业,并想使它更加精湛,其危害也十分严重。这难道不是一大谬误吗?!”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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