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元璋为什么禁止学生议政?

  • 发布时间:2017-07-30 17:15 浏览:加载中
  •   〇强化学校管理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禁止学生议政

      尽管朱元璋在中国地方教育方面贡献巨大,但我们还应看到朱元璋这种大办教育的背后隐藏了什么?还有朱元璋将官学教师纳入了大明帝国的“公务员”的行列,教师衣食是无愁了,也不用为了学校的经费问题和教师工资问题而像皮球一样被县里和乡里来回地踢。明代确实在发展中国地方教育事业方面跨出一大步。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从朱元璋开始,明代对官学教师的管理不仅仅是加强,而是到了苛刻的程度。因此说,明代教师的实际地位是大为降低了。

      ◎强化对官学教师管理——实行科举录取率与教师业绩、工资挂钩

      如明初地方学校教师有九年任满的规定,任满之后进行两项考核:一个是业务考核,一个是“升学率”即考中举人数的考核。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制“定学官考课法,以科举生员多寡为殿最。县生员二十名,教谕九年任内有举人三名,又考通经者为称职升用;举人二名,虽考通经为平常本等用;举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经者,为不称职黜降别用。州学生员三十名,学正九年任内,举人六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三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经者,黜降别用。府学生员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内,举人九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四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经者,黜降别用。府、州、县学训导,分教生员九年任内,举人三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二名或一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全无,又考不通经者,黜退别用”。

      九年任满,人生几何,还有多少个九年去干别的“大事”。此外,明代对教师和学官还要月考和岁考,并且与教师的任职、晋升、工资等直接挂钩,如果成绩太差,教师要遭“罢黜”,学官要遭笞刑。(王炳照主编:《中国传统教育》,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可见明朝教师的实际地位是大为降低了,自由度不大,积极性当然不高。清代承继了明代的做法,影响恶劣。明清两代的人才不是没有,但具有独创性的科技与文化成就乏善可陈,基本上属于修修补补性质的“大汇编”“大总结”。这与朱元璋开创的明清时期传统官学教育中的上述缺憾大相关联。

      ◎强化对官学学生管理——娃娃们:国事大事就不关你们学生什么事!

      学校的主体是师生,在强化对教师的管理的同时,朱元璋更加强化了对学生的管理。尽管从朱元璋起大明帝国给予官学学生尤其是国子监学生丰厚的物质待遇,但在丰厚的物质待遇背后是苛刻的校纪校规与自由的失去。

      官学中特别是国子监学规可以说是到了极为严酷专制的地步。当时被人万般称颂的国子监学规居然多达56条,这所大明第一大学设立“绳愆厅”(监丞的办公室,有点类似于现在学校的政教处或保卫处),由监丞负责,凡“诸师生有过及廪膳不洁”,就是说师生一视同仁,有什么过错,就将它们写在集衍簿上,并依据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的处罚,“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要“发遣安置”(相当于充军)。

      国子监还屡次更定学规,特别注意严格管束监生的言论、行动,绝对禁止他们“议论他人长短”,各堂之间不准“往来相引”,“交结为非”。除了平时每月2天正常休息和奔丧、完婚和父母年七十以上需要侍养等情形外,监生们不得随便请假,即使万不得已要请假,也必须要有朱皇帝的批准方才可行;同时还规定“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犯名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绳愆厅密切注意观察,一旦发现犯规者,则严加治罪,甚至还法外用刑。

      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因受不了虐待,揭帖子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认为是犯了毁辱师长罪。按照学规是杖一百而后充军。但为了杀一儆百,竟将赵麟处以极刑,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悬首示众。这竿子一直竖了126年,至明正德十四年(1519)才撤掉。武宗“南巡”到南京,看见国子监门前的长竿上的骷髅(人头),好奇地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如此这般地说了。明武宗别的好事没做什么,在这件事上倒开明:“一个娃娃有点意见,太为难他了。”下令将长竿撤了。

      据清代学者考证,洪武时期国子监祭酒宋讷就是一个残害国子监的刽子手。宋讷本为元臣,在洪武年间这可是很致命的一个“污点”,为此,他竭力迎合暴君朱元璋。在就任国子监校长期间,苛待学生,很多学生受不了他的严酷而上吊自尽,据说当时每月都有学生上吊的。为了防止学生假死,宋讷还在学生上吊以后仔细检查,只有发现真死了,才会将其入殓,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唐朝武则天时代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

      在地方学校中,也同样实行专制管理。洪武十五年八月,“颁《学校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禁例》不准生员参与国家政治,议论朝政得失。如第三条明文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大明会典》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万历:《大明会典·礼部·儒学》卷78)而且还不准生员对教师的讲授提出不同意见。如第五条规定:“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长,妄行辨难,或置之不问。”如此等等,都是为了禁锢思想,钳制舆论,加强专制统治。

      ◎将私学变官学,书院被整合到大一统帝国科举考试之中

      元朝起原本属于私学范畴的书院,因元帝国对它的“改革”,将之纳入了官学的轨道。明清书院逐渐官学化,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宋代时原本学术自由的新天地私学如今变为了大一统帝国选拔政治人才的又一“储才”场所。这样,中华帝国大一统专制主义就不会有什么自由教育的真空与盲区了。

      除了设定上述几道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内的专制主义防线以外,朱元璋还实行科举成式化、考试标准化和人才奴才化以及最为严厉的文字狱,泯灭了任何潜在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异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朱元璋教育国策的历史影响综上所述,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确实是将中国传统社会教育制度推向全盛的境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朱元璋开创的明清学校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以来所不及”。但全盛不等于黄金时期,朱元璋所采取的种种强化思想、文化教育专制主义不仅抵消了明清中国传统教育盛极之余所带来的积极效果,甚至还带来了无穷的后患:极度专制主义强化,中国臣民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保持了大一统秩序的稳固;但这种稳固却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的近600年历史中,中国人一直只读一种书,只采用一种解释,只接受一种思想,只能运用一种思维。“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社会在历史的古道上反复地吟唱着先儒的曲子;加上长期锁国,闭目塞听,以至于西方列强打到我们大门口时,我们的帝国上下除了使用落后的祖先使用过的武器本能地抵抗外,竟然有人提出以我们的孔孟之仁义道德去劝服那些“尚未开化的远夷”,真让今人看来既痛心又好笑。宋元时期西传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西方“远夷”那里不仅扎下了根,而且还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与发展,促进了西洋远夷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改造成“坚船利炮”之类的远夷“奇技淫巧”,居然还“送还”给“四大发明”的故乡。经过多番打击后有所觉悟的中国人才意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从而揭开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与教育的序幕。这是何等巨大的代价!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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