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行整内行,实在在行——和尚皇帝整顿和尚、道士队伍

  • 发布时间:2017-07-30 17:12 浏览:加载中
  •   鉴于佛道教徒越来越多,社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朱元璋开始意识到:对于该两教必须得有所限制。洪武六年十二月,大明朝廷下令:合并天下僧道寺观,地方府州县只允许保留一所,教徒任意选择寺观而居处;倘若有百姓想要脱俗入教,就必须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且取得官方的度牒后方可出家。民间女子若想出家必须得40岁以上,不到这个年龄的,不许!

      但就一个朝廷指示,要想在广阔无比的大一统帝国内完全贯彻得好,这似乎太过于天真了,加上那时的朱元璋对佛道教中的“高人”依然十分宠信。所以说当时大明帝国境内的佛道教势力依然在快速发展,尤其“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就与大明帝国的财政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矛盾。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对全国的佛、道等教进行全面整治与加强管理,中央朝廷改制成立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地方府、州、县始设僧纲、道纪等司,专门管理一方佛道。与此同时,朝廷还命令对各地佛僧、道士一类进行登记造册,详尽记述其相关信息;各地寺观一旦出现住持有缺,由僧道官推荐有戒行和通经典者,送僧录、道录司进行专门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大明礼部出面向朱元璋提出申请,在取得皇帝批准后才可出任住持。僧录司、道录司和僧纲司、道纪司一类的中央与地方宗教机构专门管理相关的宗教事务,严肃教界清规戒律,而各衙门不得妄加插手。只有当教界事务涉及了军士与普通百姓时,各衙门才可过问相关事务。

      从洪武十五年的这次佛道大整治来看,措施还是很得力、很到位的。但实际上当时大明的僧道人数还是“蔚为壮观”,所以要想使其迅速减缓下来,看来还是不太可能。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礼部尚书赵瑁曾向洪武皇帝上请:僧道二司设立至今三年不到,可全国登记在册的僧道已有20 954人(约为洪武五年的一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没有登记的,如果要将他们也算在内,那规模可更加大了。现在有好多人就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差役而申请出家的,如果我们朝廷一改以前每年考试和发放度牒的做法,3年搞一次,这样多少也能限制其过速发展!朱元璋听后觉得赵瑁讲得十分在理,当即允请。

      但就实而言,尽管赵瑁将人们热衷于当和尚与尼姑的原因说到了点子上,然他开出的治理“药方”却不到位,所以遏制大明佛道势力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为此,洪武朝廷在随后的日子不断变化手法,限速发展佛道两教。如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天下百姓年龄20岁以上的都不许出家为僧,20岁以下出家者,想要取得度牒,除了参加考试获得通过外,还必须到京师南京各个寺院当3年的实习和尚,再经考核合格的,方可正式进入佛门;而对于那些借着出家为名逃避国家徭役的假僧假道,朱元璋则予以坚决打击。有一年,有道士仲守纯等125人向朝廷申请度牒。当时专门此项工作的大明礼部官员看到仲守纯等人似乎不太像是出家人,于是就留了个心眼。在经过一番认真考核后发现,果然全系假冒。皇帝朱元璋闻听后十分恼火,下令将这125个假道士全部逮到锦衣卫去,让他们去罚做国家工奴——工匠。

      ◇皇帝刀下留人!苏州高僧永隆被活活烧死在雨花台,换来3 000条生命

      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洪武时期是算不上什么的。洪武二十五年有一次度僧,来南京想领取度牒的僧人中居然有3 000号人不娴熟佛教经典,当时就把朱皇帝气得头上直冒青烟,随即他下令锦衣卫,将那3 000号冒领度牒者全给杀了。

      这时苏州尹山寺高僧永隆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求以自焚来为3 000号冒领度牒者赎罪,朱元璋同意了。

      永隆自焚那天,朱元璋特别关照宦官,让他们通知皇家卫士们时刻守住永隆所坐的那具佛龛,抬着它上南京城南的雨花台。到了雨花台,佛龛落地后,只见永隆高僧从佛龛中款款走出,然后面北朝着明皇宫(今明故宫)方向行拜别之礼。礼毕后,他又镇定自若地走进了佛龛之中,然后书偈一首,又取香一瓣,写下“风调雨顺”四字,随即跟守候在身边的朱元璋派来的宦官说:“烦请你们告诉陛下,日后遇上天下大旱之际,就拿着老衲写的这四个字,焚香祈雨,一定会灵验!”说完,他秉炬自焚。

      就说那一刻,南京雨花台烟焰凌空,异香扑鼻,一群仙鹤不停地在人们头顶上空盘旋。虽说那永隆高僧被大火烧没了,可他的骸骨却直立不倒。人们赶紧前往火焚之地,敛得舍利无数。

      明皇宫中的洪武帝听说了这等奇事后,着实为永隆高僧之言之行所感动,最后下令宽免了那3 000人的死罪。不久以后,大明发生了大旱,朱元璋想起了永隆高僧的临终嘱咐,命人拿了高僧所写的“风调雨顺”四字条幅前往南京城南的天禧寺去祷雨,当夜大雨倾盆,朱元璋不由得感慨道:“此乃永隆雨啊!”

      ◇“铲头会”——朱皇帝对待不争气的昔日同行的非常举措

      民间还有一种洪武严惩寺观流弊的威猛版本。据说明初之际,佛道寺观内的人常常贪恋女色,吃酒食肉,不持修行。其实这也是元朝以来佛道界流行的“时尚”。想当年朱元璋在皇觉寺出家时,他的师父高彬法师家小就住在佛堂旁,大白天高彬还是圣堂里的戒酒戒色的好信徒,可一旦晚上回家了,“革命小酒天天醉”,欲死欲仙任由驰骋。尽管当时朱重八还只有十七八岁,可据明代野史所载,似乎那时的他还挺开窍的,曾经在外和一个已婚妇女做过相好的。因此说对于佛教界的不干不净,想必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是不可能忘记的!再说现在,虽然大明新开国,但元末宗教界的那些诟病却一直没能清洗。尤其是浙西一带寺院里头的出家人很多就与民间女子勾勾搭搭,因酒废事。朱元璋听说后十分恼怒,下令将这些“顽民窜迹缁流”统统抓起来。当时一下子就抓了几十号人,然后将他们押到了南京,掘了一个又一个深坑,再将他们一一推入坑中,在四周填埋泥土,只露出人头,十个或五个一排,然后再命令刽子手用大斧用力“削地”,顿时一个个人头如西瓜一般地滚动着,人称其为“铲头会”。

      尽管上述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随着洪武晚期的到来,出于对大明帝国的长远考虑,朱元璋对佛、道等宗教的限制和管理越来越严却是不争的事实。

      ◇编造《僧侣周知文册》(≈《天下僧侣花名册》),颁于天下各寺院

      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朱皇帝命令僧录司编造《僧侣周知文册》,又名《周知板册》颁于天下僧寺。这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京城南京有个寺庙,叫百福寺。寺里有段时间里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不明身份者,要求出家为僧。寺里住持也没有细查就同意了,哪知道这些人出家了没多久就出事了。因为这些人大多数不是囚徒,便是军中逃亡军士,他们出家仅是为了避避风头,等风头一过,就要以化缘为名回乡探亲,不料就在这过程中被官方逮个正着。他们辩称自己是京师百福寺的和尚。何以为证?何以查处呢?为此,朱元璋下令给全国佛教管理机构僧录司,要求他们编造全国僧侣周知文册。从京师到外省,以寺院为总纲,寺院下以和尚为目,在每个和尚下面注明和尚年龄、姓名(包括法名与俗名)、辈分、当和尚的起始年月、度牒编号等,一应俱全。然后将编订好的全国寺院《僧侣周知文册》发往各地去,一旦有像当年朱重八那样的游方僧来到寺院,翻开《僧侣周知文册》一查便可知之;要是《僧侣周知文册》没有姓名等信息则可视为不法奸人,所有人都有义务将其扭送官府,押赴京城交由朝廷治其重罪;隐忍不告者,重罪论处。

      ◇公布《天下僧寺道观(名录)》和《清教录》,从严把控出家,澄清佛道队伍

      由此看来整治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只有本行业或干过该行当的人来治理,才会治标又治本。早年当过游方僧的朱元璋一旦真出手,老大难的问题顿时就迎刃而解。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他下令给礼部,要他们将全国《僧寺道观名录》和《清教录》公示天下,以防地方擅自增减,从严把控出家,澄清佛道队伍。具体规定如下:“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如果有1~2人在崇山峻岭中自行修禅打坐或学全真教的,官府任其自然;如果有3~4人以上一起修行的或自创庵堂的,则不许。游方僧出行必须自备经费,不得向百姓擅自索取,百姓也不得擅自侮慢出家人。凡天下寺院道观一旦碰上游方僧来投宿暂住的,必须认真查阅朝廷颁赐的《僧侣周知文册》,认真比对查阅核实,发现异样,立即报官或将其扭送至官府。僧道一旦娶妻妾的,人人都可以喊打,直到将他们撵走为止。要是有谁为这样的僧道隐瞒事实或真相,一旦发现,与其同罪。如果有出家者想要还俗的,听其自便,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挠。严禁收纳老百姓家的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龄在20岁以上想出家的,必须取得父母同意,相关官府要向本皇帝奏闻报批,3年后来我南京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发给度牒后方才可正式出家;如果考试不合格,不通佛道经典的,要受以杖刑,然后再发回继续为民。如果有人敢称信奉白莲教、灵宝教、火居教和不遵僧道祖风,胡说八道,妄为论议,皆治重罪。

      这可能是洪武时代朱元璋对佛、道等宗教界下达最为严厉的一道诏令。从诏令的基本精神来看,此时的朱皇帝思想信仰已经完全不在佛道上,而是转移了。那么转移到什么地方?儒教或言儒学!

      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随着军事战争的不断胜利与大明的开国建制以及身边文臣儒士的日益增多,朱元璋的知识视野有了很大的拓展,文化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界的三大教也随之逐渐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盖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在朱皇帝看来:佛教的如来佛叫人苦苦修行,尽管信仰的有千千万万人,可谁都不知道从何“入道”?到何时才能修得正果?而实际上“佛之有经者,犹国著令;佛有戒,如国有律。此皆导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恶。所以古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名虽异,理则一然”。道家的老子已经被人们弄得似神似人,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朱元璋认为:“其老子之道,(原本为)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动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霞、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故而他主张重中之重应该崇奉儒学或言儒教,因为它宣传的纲常伦理,讲的都是些现世社会的事与理,“惟儒者凡有国家不可无”。

      洪武十四年九月,袭封衍圣公孔希学死了,朱元璋在诏礼部遣官致祭文中这样说道:“三纲五常之道,自上古列圣相承,率脩明以育生民,亘万世而不可无者,非先师孔子孰能明之?今天下又安,生民多福,惟先师此道明耳,夫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沦没,所以为帝者之师,庙食千万古不泯,子孙存焉。”

      也就是说,在这篇诏令祭文中朱元璋将衍圣公孔希学的老祖宗孔子最为着力倡导的儒学之道视为“亘万世而不可无者”,即说儒学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这是何等的高度啊!问题是朱元璋个人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我想不外乎四大原因:

      ◇为什么朱元璋会“三教并重”转为“三教归一”?

      第一,朱元璋最先信仰的是佛教,但那时他只是个少年,思想没有定型,到他参加起义军也只有25岁。青年人思想转变快,这是常理。

      第二,从一个佛教徒转变为血战疆场的勇士、将领与领袖,如果还是“万事皆空”,那朱元璋什么都白忙乎了,为哪般?所以说朱元璋个人人生轨迹转变了,他的思想转变也是必然的。

      第三,洪武初期佛、道发展过速,“蠹财耗民”,严重影响了帝国的财税收入;而佛、道教徒的过快增多又与大明的赋役制度相冲突,很多人就是为了逃避赋役而企图遁入空门的,这就不得不让朱皇帝在思想国策方面做出理性思考与适度的调整。

      第四,不断增多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影响,儒家的“正统思想”“有为思想”“大一统帝王情结”等与朱元璋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是再合拍不过了。所以人们不难看到,自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就逐渐地走上尊孔崇儒的道路。1356年,徐达率军攻下镇江,朱元璋进入镇江城做的首要事情就是拜谒孔子庙。洪武元年(1368),大明在南京刚刚开国,朱元璋就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子学,还遣使专门前往山东曲阜阙里致祭孔子,且特别嘱咐道:“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脩(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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