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妖”到人话诸葛

  • 发布时间:2017-09-07 21:48 浏览:加载中
  •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发生于东汉末年区区百年间的三国史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历史惊涛的,然而一本“演义”却将这段历史活化了。使之成为千古名剧的,功劳首推文学(可见文学绝不是玩玩的),更在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这种影响绝不是史志类著述可相匹敌的。然而文学毕竟只是文学,就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言,文学与正史之距又可谓去之千里了。读陈寿与罗贯中,最大的一点感受就是这种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天壤之别。同一个三国之人的名下,实质上活动着两个灵魂,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却又无损于这个人物在心目中的既定形象,从这点上看,史与文学又好像是殊途同归了。

      少时读演义,印象最强烈的人物自然也与大多读者一样,首推诸葛孔明。而孔明给人印象最深的,对那时之我而言,倒不是作者至为推崇的忠谨贤相之风,而是他的智谋。空城计,借东风,“到时开看”、屡开屡验的锦囊妙计;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好一个“知凶定吉,断死言生”的神机军师呵!

      此番重游三国,年事既长,现代科学哲思陶冶之心智也就大异于少时。见孔明竟不复往日心境,头顶上始终罩着个大大的问号。越读演义越觉孔明之虚笔太重。作者几乎是在以70年代“三突出”之笔竭力营塑孔明这么一个“高大全”,这在我这也算个写家的人看来,恰恰是犯了个绝对化的错误。且宥于世界观的局限,将孔明写成个先知先觉的人物,这种非魔非幻的先验论,在较具科学文化智识的现代人看来,情感上或还可接受,理智是无论如何难以共鸣的。我理解过去年代与世界观左右下的作者这样写孔明的苦心,但这么写人物,无论如何是犯了一个创作上的大忌,可谓一种败笔。败就败在罗贯中“状诸葛之多智近妖”。鲁迅这个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问题是,真实的孔明究竟是何面目?可以说,这是驱使我去读陈寿的主要动因。

      原来演义中的孔明与史志中的孔明竟有如此之大的距离!可以说,孔明这个人物是整个演义中与原型差异最大的一个。七星坛祭风、登台作法、呼风唤雨等等荒诞不经之情节原就知是演义,并不会当它信史或以生活真实来要求作者,这倒也罢。岂料草船借箭、空城计、后出师表等看似可信的情节原来也纯属虚构。连七擒七纵孟获等情节也不过是过分夸大了的小说家言!

      有意思的是,演义中的空城计情节倒不是空穴来风,《郭冲五事》曾记此事。只是它经不起裴松之的诘难:“亮初屯阳平,宣帝(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郭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岂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祁山),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郭)冲所言,顿使(魏延)将重兵于前,而以轻弱自守……故知此书指引皆虚。”

      读志至此,我不禁按卷自问:这么一来,出神入化之孔明还剩下什么了呢?

      毫无疑问,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演义中的孔明自有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和价值。故对于这个三国志中还“妖”为人的孔明,我的情感一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似乎这个亮如北斗之巨星,一下子黯然失色了。然掩卷沉吟之后,我相信,至少以今人之眼光来看,哪怕仅仅只读三国志者,依然会为孔明的大智大忠所折节三叹。换句话说,剥去那层虚夸不经的外衣后的孔明,仍然不失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辉煌。相反,由于孔明的事迹更真实更可信了,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看,反而是更高大了。此时的他虽不复为“妖”,反而更易为我们这些“人”所理解和接纳。他毕竟仍是一个独特而出类拔萃的“异人”;感染我们的正是那易为人所理解的人格力量。这是较虚浮的描写更动人更有说服力的。

      从史实来看,孔明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确仍是一个目光锐敏、有胆有谋的英才。他的成功主要不是源于他的先验,而恰恰是因为他注重实践,长于审时度势。例如在那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他虽然并非如演义所写那样靠妆神弄鬼助战取胜。但正是他从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与弱点作出了雄辩而准确的判断,并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江东力说孙权刘备协力拒曹(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传》),才使孙刘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从此奠定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孔明,作为一个“人”,肩负着何等艰巨的重任呵!而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出祁山,百折不挠,为的却非自身荣辱,而是“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且不论这样的志向在今天看来是否可嘉,其精神与意志却是无与伦比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如此高风亮节,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为古之仅见,万世楷模。

      所以,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比较演义与史志,前者所写的孔明失之荒诞,几近一个虚幻的人物。后者笔下的孔明,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反而以真实客观而深获我心。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唯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箫之亚匹矣。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长欤!”

      这种客观而率真的评价,岂只足为史家鉴?一切舞文弄墨者乃至一切齐家平天下者,均堪以为座右也!值得一提的是,陈寿对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长欤”的评价是大出一般人的既定看法的。为此,还曾在史学界引发过一场不算小的讼争呢。《晋书.陈寿传》就曾以此非难陈寿修史不公:“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此言似乎有理。然更多的学者却纷纷为陈寿辩白。崔浩在《魏书》中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固)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候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陈寿)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皆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说:“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致败。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昝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私言也。”

      钱大昕《潜研堂集》亦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候……其称颂盖不遗余力。”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则云:“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

      由此可见,此一讼争,非但未损陈寿之名,反更令人刮目于陈寿,足以肃然起敬。恰如陈毅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而以我个人之浅识。亦觉陈寿对孔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评不无道理。譬如孔明之七伐中原,在蜀中朝野一贯有较多不同意见。而孔明的看法是偏安一隅非自保之长计,不如主动北伐反有终胜之可能。这种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蜀魏之实力仅十、一之比,连年动武又未能建功。在此局势下就不如倚仗蜀中之险坚壁固守,养精蓄锐,以待良机。至少可能令蜀汉多维续几年。而孔明却继续穷兵黩武,不仅自己七出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战略还影响到姜维,又来个九伐中原。连年劳民伤财的结果,就只能是大大折损自己的国力,反而加速了蜀亡的进程。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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