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举贤授能任人唯贤:诸葛亮用人之道的几个特点

  • 发布时间:2015-11-16 11:02 浏览:加载中
  •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 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 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 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 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 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 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董允、陈震、郭攸之、姜维、杨洪、邓芝、王平、李恢、吕凯、射援等等。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在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 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 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 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 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无论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 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 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 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 太守李严手下的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 于”,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杨洪对何*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 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 “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祎“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 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 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这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 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为他举贤荐能。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学 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 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7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 “信”7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 力;“识”,就是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 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 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 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 (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 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gěng)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举才用人之道, 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 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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