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成功的最后一封“家书”

  • 发布时间:2017-09-07 22:29 浏览:加载中
  •   郑成功其人其事,谅不须我介绍,他是我国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但他同时又是一位“移孝作忠”的典范,恐怕未必尽人皆知了。

      手头恰有一份郑成功生平给他父亲郑芝龙的最后一封“家书”,估计见过的人不多,因此备录于此,看看他在民族和家族危亡之际,是如何看待和处置中国人历来最为看重的“忠孝”二字的——

      那是郑成功拒不跟随父亲郑芝龙降清后,屯兵厦门,誓死效忠南明政权,反抗清军时;某天获知,清廷派了两员钦差来劝降,诱以海澄公封爵,郑成功凛然斥拒道:“我只知奉明帝旨,不知有清帝旨”。毅然将来使遣回。但不到一个月后,清廷又派了随父降清的郑成功弟郑渡和三名使臣来到厦门。再次招降。

      清廷使臣阿山说:“今日奉皇上圣旨,赐汝福、兴、泉、漳四府之地,皇恩不可谓不重,汝应受诏,薙发投诚。”

      郑成功却依然掷地有声道:“这四府本是大明土地,何劳尔国赏赐?尔国旧封,只建州一区,如今踞我中原,太属无理,成功愧不能为明恢复,还想要我薙发投敌?海不枯,石不烂,成功决不降清!”说罢,斥回来使,打道回府。

      当夜,郑成功之弟郑渡只身潜入郑成功家中,拿出父亲郑芝龙的手书,恳求哥哥道:“兄若不降清,父命难保了!”

      郑成功读罢父亲的亲笔信,却慨然答道:“忠孝不能两全,请你禀报老父,乞求谅我之愚忠。”

      郑渡再三劝说无效,只得怏怏离开。第二天,当他被清使挟裹而回时,收到郑成功派人送来的他给父亲的复信。内容如下:

      儿以孤身僻居海隅,尝欲效(陆)秀夫之节,修(申)包胥之忠,藉报故国,聊达素志。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儿不得已按兵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按兵示信;谈席未终,来使乃哓哓以薙发为请。嗟嗟!今中国土地数万里,亦已沦陷,人民数万万,亦已效顺,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礼乐,制度文物,亦已更易,所仅留为残明故迹者,儿头上数根发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绝身死,其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哉?

      且自古英雄豪杰,未有可以威力胁者,今乃啧啧以薙发为词,天下岂有未称臣而轻自去发者乎?天下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我乃以实应者乎?天下岂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请薙发者乎?天下岂有事体未明,而遂欲糊涂了事者乎?父试思之!

      “儿一薙发,将使诸将尽薙发耶?又将使数十万士兵皆薙发耶?中国衣冠相传数千年,此方人性质,又皆不乐与满夷居。一旦尽变其形,势且激变,尔时横流所激,不可抑遏,儿又窃窃为满夷危也。昔吾父见贝勒时,甘言厚币,父今日岂尽忘之?父之尚有今日,天之赐也,非满夷所赐也。儿志已决,不可挽也。倘有不讳,儿只以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儿成功百拜。”

      据传,当年郑芝龙看到儿子的此信,长叹一声道:“我的老命,看来要断送在他手里了。”于是就将郑成功的原信转呈给了顺治皇帝。顺治帝本已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以利用这张“王牌”,至此也不得不彻底死心,下令将郑芝龙圈禁起来。不久后又将其处死。

      父亲的这一结局,应该说郑成功是早已料到的了。而且当时大势,明眼人都明白胜算无多,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郑成功即使顺水推舟、以尽孝而投降清廷,时论或历史亦无可厚非;但其却矢志不移,宁违父命而不背“皇命”,其忠心昭昭,足可鉴诸日月。但实在说,虽然古来中国即有忠孝不可两全之说,但真正面对这种考验之际,如郑成功这般气节与风骨,非一般人可以望其项背。彼时其所承受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也是非亲历者不可想象的。

      故此,尽管后世清廷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视郑成功为海贼或叛国者,但早在康熙朝时,康熙皇帝就曾对“乱臣”郑成功作过极高的评价。他明确说过:“朱(郑)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他还写过这样的楹联,赠与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而到了清朝末期,为笼络台湾人,清朝政府亦逐渐将郑成功宣传为“忠义典范”。1874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湾办理海防事务。沈葆桢在该年底与其他官员联名上奏,以郑成功“感时仗节,移孝作忠”,值得为民表率,有助于“正风俗,正人心”,请光绪皇帝批准为其建祠祭祀。第二年(1875年)光绪皇帝便准其奏,正式在台湾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为“忠节”。同年三月,沈葆桢拆除了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一座福州建筑式样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桢并亲自书写对联一副誉之: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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