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章 仁厚治国之重农固本

  • 发布时间:2015-09-21 17:42 浏览:加载中

  •   宋太祖在位17年,主要任务自然是忙于统一战争和加强中央集权。但他并没有忽视发展社会生产,而是把发展生产当作励精图治的一件大事来抓。从 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只有生产发展了,统一战争和中央集权才有经济基础。宋太祖认为农桑之业乃衣食之源,所以每当春天播种之际,他均要告诫各地地方官勤勉于 政,劝课农桑,并且形成制度,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宋太祖把发展生产的着眼点主要放在采取种种措施招抚流民、减轻农民负担、开垦荒田以及兴修水利上,并为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

      五代以来,兵乱相继,严重破坏了经济生产。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是军阀混战厮杀的主要战场, 受到的破坏特别严重。屠杀人口、焚烧房屋、践踏庄稼是一个普遍现象。有的军阀甚至人为制造黄河决口事件,以水代兵,肆意残害人口,损坏耕地和庄稼,致使千 里沃壤成为荒凉贫瘠之区。从关中到齐鲁,从荆襄到黄河两岸,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就连洛阳城也是“城邑残破,户不满百”。直到宋初,京城开封周围二十多个 州,幅员数千里,耕种的土地至多也只有三分之一。南方各地战祸相对而言少一些,可是处于各割据政权的统治之下,经不起苛赋和酷刑的重压,离井背乡的人也不 在少数,旷闲荒芜的土地也是举目可见。

      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对于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始终留意总结并加以吸取。 “弭兵”虽难以做到,“重农”却不能不加以考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新兴政权的长治久安,在他在位期间,除了不断用兵征服其它割据政权以实现统一之志外,内 部施政上,通过兵制、官制和税制三个方面的大力整顿以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分裂割据局面,而且采取轻赋劝农、休养生息等办法以稳定社会经济,充实国家财力, 借以清除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及农民起义的反抗,是赵匡胤始终对持的基本国策,也是他定国理财的根本方针。

      同以前和以后的封建帝国一样,赋税是帝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和人口是赋税制度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宋朝的赋税制度,沿袭唐代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所实行的两税法。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唐代以前,颁布过大量限制土地兼并的有关法令,以确保国家的赋税收入 不受影响。汉代有限田之令,晋代有占田之律,北魏大张旗鼓地实行均田之制,隋朝和唐初又进一步严格规定口分和永业之田。无论是占田还是均田,都以课税对象 的人丁为依据,如隋初实施均田时,土地授受以一夫一妇为单位,交纳租课也是按一床计算。唐代均田制按丁授田,租调制相应按丁征课,表明土地和人口同赋税制 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过,以人丁为依据的赋税制度到唐中叶以后逐步遭到破坏。到开元、天宝年间以后,法令废弛,兼并之弊有逾西 汉成、哀之间。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各地有权势者相率招收流亡,隐漏户口,横夺租赋,均田制瓦解了。以人丁为征课基础的租庸调制也实行不下去了。欧阳修 曾用“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来形象揭示两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宋初对度田也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在后周大规模度田后的第三年,赵匡胤即位后的次年就按照后周度田的办法,在全国进行度田。赵匡胤还鉴于周朝度田官“多为民所诉”,而遭贬黜,所以提出此次度田要“精择其人”。

      赵匡胤宣称此次度田的目的是“勤恤下民”,意在通过度田,均平田租,使豪族不致偷漏,百姓不致苛重,同时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虽赵匡胤派出度田的常参官经过仔细挑选,可因涉及到利益问题,还是不断有人逾规越矩受到惩处。

       同变化了的赋税制度相联系,朝廷除要尽量准确地掌握各州县的土地数量外,还格外留意土地是否荒芜。对于无主荒地,赵匡胤采取鼓励开垦的政策。公元966 年闰八月平定后蜀后,他曾颁布一道诏令,对那些因各种原因逃家出走而后又回来认领田宅者,如已过15年,除本户坟茔外,法律上不再予以认可和支持。同月, 他又发布了一道面向全国的类似诏令,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这道诏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检田过程中由于“吏 缘为奸,税不均适”,而导致“百姓失业,田多荒芜”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由于百姓开垦的荒地自此不计入度田数额而增纳新税,因而新政策对于稳定和鼓励农民 发展生产的作用是明显的。

      赵匡胤关注农民,留意农事同他的艰苦经历、现实要求和务实作风有密切的关系。即位之初的建隆元年,他就下令 朝臣出外归来之日,必须“具所见民间利病以闻”。以便从各个方面了解和掌握下情。公元966年八月,在一次有宰相、枢密院使、开封尹和翰林学士等政要人物 参加的宴会上,赵匡胤特地谈到了他对农民问题的看法。他对赵普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

       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流民问题极其引人注目。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毁于流民之手。这些失去土地或不安分于土地 的农民,这些反叛性、战斗性和破坏欲十分强烈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现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会面临垮台而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从陈胜、吴广到黄 巢起义以及后来的李自成,都是这一理论成功的实践者。几千年来,历朝统治者为约束农民设计了数不清方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牢牢禁锢在土地上,或者通 过官方设定的通道以平息和淡化他们的反抗意识。当然,采取的方案,也依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有宽厚和苛严之分。赵匡胤采取的办法,则是兼收并蓄、标本兼治。

       从治本的方面来看,他首先是以土地资产状况为依据,重订户籍,将全国人口分成主客户两类。实行严格管理。在主户中,根据土地资产有无与多寡分成三等的上 户和属四五等的下户;客户则指少数侨寓外地的小工商业者及农村佃农。对居民进行五等定籍管理,固然在于保障国家的赋税收入,却同时也试图将农民固定于土地 之上。其次,他推出了“荒年募兵”政策。即在饥荒年份,由国家大量招募流亡农民充当士兵,以缓解他们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并进而淡化和分散他们的反抗意识。 这一政策,被后来的统治者推崇为“祖宗家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称之为“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惊。”第三条措施则是通过行政手段推行政府种植计 划,将农民固定于土地,公元961年春,赵匡胤重申后周显德三年周世宗的一道诏令,规定各县将民籍分成五等后,地方长官必须课民种植,第一等须种杂木百 棵,以下每等减少20棵,另种桑、枣树50棵。男女17岁以上者,人种韭菜一畦,面积为阔一步,长十步。没有水井灌溉者,由邻居相帮打井。对于这一强制施 行的种植计划,每年春秋要进行一次检查,其检查结果要列入地方官员的考核内容。由政府出面推行如此具体详细的种植计划,并且强调要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 这虽然不是赵匡胤的发明,可也反映了他约束稳固农民的良苦用心。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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