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的历史影响与评价:从易帜拥蒋到以兵谏蒋抗日的少帅

  • 发布时间:2017-09-12 20:13 浏览:加载中
  •   【传略】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县人,民国初期,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长子。1918年,被其父任命为卫队旅的一个营长。1919年2月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授炮兵上校军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后又升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同年6月,升任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同年11月,年方19岁,军衔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兼任奉天讲武堂校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第三军军长。1925年任北京政府军事学院院长。1926年抗击国民革命军有功,军衔晋升为陆军上将,并获得“少帅”称谓。1928年4月任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同年6月4日凌晨,其父火车专列行至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于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职。1928年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1930年,蒋(蒋介石)、冯(冯玉祥)、阎(阎锡山)中原大战,助蒋有功,蒋委任其为南京政府空军副总司令。1936年12月12日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事变”后,陪蒋回南京,遭军事法庭审判,处以10年徒刑。1937年1月,虽被蒋“特赦”,仍受监禁,由军事委员会对其“严加管束”。1946年移送台湾监禁,直至蒋介石父子死后,才彻底得以恢复自由。后定居美国旧金山。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岁。

      【影响】张学良在中华民族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东北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二是西安兵谏,推动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我国东北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东北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我国的这块富饶的黑土地,视为己有,不容他人染指。

      1926年的大革命,国共合作,打倒军阀,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北方仍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南北抗衡。1928年春,控制了华北军阀的张作霖,自封为“陆海空大元帅”,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执政,试图和国民政府北伐军作殊死的抗争。北伐军浴血奋战,奉军节节败退。6月3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回东北大本营。4日凌晨,张作霖专列即将驶进奉天车站,惨遭到日军暗算,专列在皇姑屯被炸。在张遇难的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军队挺进了北京城。此时,除了东北之外,举国高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

      国民政府要统一中国,实现东北易帜,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

      日军之所以暗杀张作霖,其目的就是成立一个听命于日本的新政权,妄图将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分离出去。

      张学良子继父业,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朗曾警告少帅,勿与国民政府妥协。张学良并未因此而畏惧。他告日方,将“以民意为归”。少帅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指望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谋求东北的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等于将东北送于日本人的魔掌,必是千古罪人。父亲的惨死使少帅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前车之鉴,不寒而栗。无论是替自家性命,还是替东北父老命运担忧,都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东北的这种孤立无援的地位。张学良要改变自己处境,改变东北的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东北与祖国尽快统一起来。

      1928年7月2日,张学良密电南京国民政府,“易帜必行”。1928年底,张学良抓住日本内阁处于内外交困的机遇,于12月29日,率东北三省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这一天,东北军大本营降下了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实现了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进攻沈阳,张学良请命南京政府,蒋介石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为理由,命令不予抵抗。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丢失了领土,丢弃了自己的部下,导致东北父老乡亲惨遭日寇蹂躏;张自己也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更为让张学良懊丧的是:由于南京政府宣传有方,在世人看来,似乎不抵抗是他自作主张,使张处于举国痛斥,皆曰可杀的境地。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替人受过,无从辩解。何去何从,孙夫人宋庆龄曾这样激励张学良:“你必须有所作为,将功补过,抹掉你的耻辱。”

      1935年,张学良率东北军受命围剿陕北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来布置完成剿共大业,彻底消灭残余红军的最后军事行动。当蒋走下飞机,数百名东北军官兵,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停止剿共,打回东北,收复国土。蒋大怒,拒绝接受。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张学良劝蒋抗日,无结果而终。

      12月9日,西安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向临潼进发,向蒋请愿。蒋令张学良,武力拦截。张急忙驱车追上学生队伍。有一个学生,泣不成声,跑到张面前说:“东北沦陷五年,你们还在打内战!我们不怕死,我们以死来挽救国家。”

      听此言,少帅亦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请相信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请回,一周之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12月10日,蒋介石决定撤换张学良,调东北军于福建;逮捕东北军、西北军的所有可疑军官。

      张学良、杨虎城已有觉察,危机迫在眉睫。苦谏不成,只好“兵谏”。

      12月11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约定,东北军负责逮捕蒋介石,西北军负责逮捕在西安的南京高级军政要员。12日凌晨,少帅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带兵奔赴临潼。临潼交战中,蒋的大部分卫士被杀,蒋则身着睡衣赤着脚,隐藏在假山上的岩石夹缝中。孙铭九见蒋,说道:“委员长,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接您回城。”蒋却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孙回答:“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我们只是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于是,孙背蒋走下假山。蒋被东北军带回了西安。

      俘蒋之后,张、杨联名通电全国。电文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切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张学良还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通报事变经过,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立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作为中共的代表,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确定: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劝说张学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限于西安一隅;中国所需要的是统一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若是前者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蒋介石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体面地释放,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是与少帅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发动“兵谏”的初衷。12日,事变成功,张还发了二封私人电报,一封是给蒋夫人的,“学良平电文说: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一封是给孔祥熙的,电文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这二封私人电报,反映了少帅“兵谏”的本意。

      事变10天之后,12月22日,蒋夫人协同宋子文、端纳等人来到西安。蒋夫人的到来加速了西安事变的解决。少帅把周恩来引见给蒋夫人。周恩来向蒋夫人申明,中国现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领袖。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只是说他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明确,行动不迅速。周恩来还为蒋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而感到遗憾。周与蒋夫人会谈的结果,蒋夫人答应劝说蒋接受谈判,周则答应说服杨虎城尽早放蒋。

      12月24日,少帅安排周恩来与蒋介石见了面。周向蒋表示了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蒋则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希望我们再度合作。”

      12月25日圣诞节。蒋夫人对少帅说,他能给她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释放委员长。25日下午,少帅将一份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手令要求东北军在他不在陕西期间听从杨虎城将军的指挥,而他自己则负荆请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少帅“赴京请罪”,世人多不能理解。杨虎城认为这是一个糊涂念头。周恩来遗憾地说,我来晚了一步,如果我在场,一定阻止少帅的这种江湖义气。博古则批评说,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的人所做出的一种荒唐行为。唯有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其结果将会是“兵祸连年,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要给日本一个最好的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毛泽东的评价是中肯的。

      张学良陪蒋回京之举,给“西安兵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却成了一出英勇壮烈的历史悲剧的主角。

      【余论】少帅张学良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英雄的业绩之一是东北易帜。清朝末年的东北处于日俄夹攻之中,随时都有被他人掠去的危险。“易帜”,给了觊觎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他人不得染指。英雄业绩之二是“西安兵谏”。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西安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成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形成,这在世界二战史上也是光辉的一章。“兵谏”还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毛泽东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忘张学良这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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