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节 伤痕苦忆

  • 发布时间:2015-10-25 01:31 浏览:加载中
  •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大病初愈,因判断失误,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的责骂、贬官、辞职、出洋考察等接 二连三地袭来。这一“历史伤痕”,终成他的“痛苦回忆”。当年拥护统一的功臣,威信一落千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跌入政治低谷。

       但是,张学良在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同时,仍在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先后在锦县、通化、宾县、依兰、梨树镇、龙江、海伦、黑河等地改组和重建了辽宁、吉 林、黑龙江三省抗日政权,并调整了东北军抗日部队的新建制。支持抗日义勇军,特派“救国会”常委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等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潜入东北慰问抗日 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杨靖宇指挥的南满游击队取得联系,这对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1933年,张学 良组织指挥的热河抗战,因得不到蒋介石的实际支持,最终失败,舆论大哗。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学良辞职,代己受过,出洋考察。1933年4月至 1934年1月,张学良考察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瑞典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深感我国国民现代国家意识之淡薄,欧洲各国备战之积 极,预感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认为美、苏、英自顾不暇,无力助我,需要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动战争之前抗日。

      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 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介石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 土拱手送给日本控制,使华北门户洞开,给日本进而侵占冀、察、平、津提供方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之感。这恰为张学良所言中。

       张学良下野时,曾当着端纳顾问的面对秘书王卓然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家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 我这个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他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表达对 下野心中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但他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张学良旅欧归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 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尽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然后抗日。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 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张学良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以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灵 丹妙药,但又不主张完全照搬德意专制独裁的一套,对法西斯专制制度做了新的解释:拥护领袖“绝不是拜菩萨,不是崇拜偶像,更不是谁做谁的走狗,而是拥护我 们的领袖领导我们去复兴民族!”“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之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一方面仇恨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必 先安内而后攘外。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 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提出:“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适当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实在的,共也好, 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 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 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张学良在 豫鄂皖“剿共”时,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难能可贵。他的这一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并早于天津《大公报》8天,将张学良的讲话,译成日 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统一、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身为国家军政大 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可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 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

      在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不包括蒋介石)。

       蒋介石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亦开始调整中苏关系。并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1936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 汉年回国与陈立夫继续秘密谈判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当年春,中共经过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秘密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逐步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 一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这表明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开始向着共同抗日的目标奔跑。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相关阅读: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