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野史之处心积虑的袁世凯

  • 发布时间:2017-03-14 21:26 浏览:加载中
  •   公元1857年9月16日,在河南省项城县袁寨村的袁保中家中,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那清脆而又无比响亮的啼哭声,好似晴天中的一个响雷,使急叨中的全家老小先是一惊,继之又雀跃起来,他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卖过四万万中国人的卖国贼——袁世凯,其字慰庭,又称袁项城。袁家是当地的大户,袁世凯曾祖父以上三代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因而袁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殷实而又儒雅的家庭。但是,袁世凯出生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发展之时,从袁世凯的祖父开始,便“备守具,练乡团,以保护乡里”,抵御农民起义军。耶种儒雅的家风便多少有点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是培养纨绔子弟的极好温床,袁世凯便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本县著名的地主豪绅,大办团练,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其叔父袁保庆亦是靠办团练起家的,后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便由郎中升为道员。

      袁保中先后娶妻两个,均姓刘,第一个夫人生子世敦后便病故。后又娶妾,生子世昌、世廉和世凯,可谓人丁兴旺。而其叔父保庆家则不然,袁保庆一妻两妾均不曾为其生下一子,袁保庆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或许是上苍怜其盼子心切,让袁世凯一生下来便缺奶,而袁保庆妾牛氏奶水却极充足。于是,袁世凯便被牛氏抱去喂养。牛氏与保庆特别喜欢,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保中见胞弟年近40尚无子嗣,又如此深爱世凯,便将世凯过继给保庆成为养子。

      袁世凯过继到叔父家以后,深受宠爱。他聪敏、好强。6岁时,袁保庆便给他请了一位启蒙教师,袁世凯读书写字悟性也很高。但是,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很早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他学习极不用功。

      1867年,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当时8岁随养父一块到山东,袁保庆又聘请了很有名望的秀才王志清作为袁世凯的教师。

      两年后,袁保庆又调到江宁(今南京),袁世凯一直跟随到江宁,这时袁世凯已满10岁。袁保庆殷切希望袁世凯将来能通过科举取第,光宗耀祖,因而特地为其聘请了两位有名望的老师。同时,为了让其安心读书,把他的哥哥世敦、世廉也从家多叫来,让他们共同学习,互相监督。但是,由于袁世凯自小过的是娇生惯养、寄生安逸的生活,加之保中、保庆兄弟俩对他的溺爱,即便是和两个哥哥一块读书,他也极不用功。时常逃学,不时结交一些少年无赖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放荡不羁。两位哥哥时常劝导,他全当作耳旁风,对养父也常常阳奉阴违。袁世凯毕竟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在厌倦学习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以致于和他以后走上军旅生涯都有着极大的联系,那就是他热衷拳术,酷爱骑马,而且特爱骑桀骜不驯的烈马,并能自如地控制驰骋。此时的袁世凯尽管只有十三四岁,但是那种花花公子,纨绔子弟的作风已经完全形成。

      1873年,袁保庆病死江宁,袁世凯随养母牛氏回原籍项城老家。后来,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回家探亲,见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又恐其荒废学业,便将其同袁世廉一同送往北京,由另一堂叔袁保龄管教。袁保龄管教很严,为袁世凯聘请了三个老师,一个教写诗,一个教写字,另一人教写八股文。但袁世凯在堂叔和老师在时,尚能装模作样地看书学习,他们一旦离开,便开始打闹嘻笑。就这样,袁世凯学了一年多,文章尚不入门,但却对北京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驾轻就熟。

      1876年秋天,又是一次乡试开科。袁世凯从北京赶回河南应试,结果名落孙山,这一年袁世凯16岁。落第之后,其堂叔父袁保恒鼓励袁世凯,要他苦心钻研经史,致力于闱艺策论,以求下次乡试夺魁。但袁世凯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已明白自己不是坐冷板凳的料,落第的打击又使他意志颓废,无心再在八股文上猎取功名。袁世凯希望走其他道路,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不愿再受寒窗青灯之苦。不久,与于氏结婚。

      1877年,河南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袁世凯的家乡项城,更是雪上加霜,文发生了蝗灾,一时间饿殍遍野,一片凄惨景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食人现象。这时,袁世凯的堂叔父袁保恒被派往河南帮办赈灾。袁保恒上任之时,也把袁世凯带到省府开封,以便让袁世凯学点做官的本领,并帮助自己办点事情。这下可对了袁世凯的胃口,很快便熟悉了官场中的应付本领,且游刃有余,成为袁保恒的得力助手。但好景不长,1878年夏天,袁保恒病死。袁世凯将其堂叔父葬在陈州,自己也和妻子于氏在陈州袁家的一处房子居住下来。后来,由于家大业大,人口众多,无法共同生活,袁家便分了家。袁世凯在其养父的名义下,获得了一份颇丰的家产。从此,袁世凯过起了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里骑马试剑,斗鸡走狗,下棋赌博,甚至结交官府,仗势欺人。袁世凯本人虽胸无点墨,却喜欢附庸风雅,沽名钓誉。1879年秋天,袁世凯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到头来仍名落孙山,使得袁世凯彻底丧失了信心。气愤之余,袁世凯慷慨陈词:“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决定投身军旅,以求发达。

      1881年,一个叫吴长庆的人在山东登州主持海防。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是吴长庆父亲的救命恩人,吴长庆与袁保庆也是八拜之交。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便写信给袁世凯,要他去山东学习军旅之事。袁世凯接信之后,真是喜从天降,欢喜不已,便起程到了吴长庆军中,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浪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生活。

      袁世凯在军队当中,由于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很受重用。吴长庆对袁世凯也非常信任,处处关怀,让其帮办文案之事。

      1882年7月,清政府的蕃邦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救援。清政府立即派吴长庆率六营士兵,在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的三艘军舰护卫之下,东渡朝鲜。袁世凯被吴长庆委派负责军需,并勘探行军路线。袁世凯大喜过望,他觉着自己到朝鲜可以建功立业,大出风头,并且可以看到异国风光,这一切对于年轻的袁世凯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另外,出国征战,对于喜骑马试剑的袁世凯来说,更合其性格和胃口。这次出征朝鲜,也为袁世凯以后的升官发财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说来事也凑巧,吴长庆率军乘船抵达朝鲜的南洋港后,命令一个营作为先锋,准备次日登陆。但这个营的长官说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时日。吴长庆大怒,立即撤了那个营的长官之职,让袁世凯代理。袁世凯代理营长官之职后,表现得相当机智果断,在二小时之内把一切布置就绪,吴长庆大加夸奖。后来,清军登陆之后,由于纪律松弛,奸淫妇女、抢掠财物之事,时有发生,袁世凯觉得有损于大清体面,便向吴长庆作了报告。吴长庆大怒,指着袁世凯说:“你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连忙回答:“我已发出命令,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请大人验过。”

      吴长庆听了非常高兴,夸奖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名门之后!”由于袁世凯的聪明机智,令吴长庆刮目相看,便让其总理前敌营务处,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事宜。在吴长庆的支持下,袁世凯执法毫不徇情,雷厉风行地处置了犯法的士兵,查办了一些管兵不严的军官,军队的纪律大为改观。吴长庆对袁世凯更加赏识,袁世凯也因此在军队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就连吴长庆的一些亲近故旧军官,也惧怕袁世凯三分。

      一切就绪之后,清军向朝鲜叛军发起攻击。袁世凯也参加了作战行动,并率领清军杀死几十名叛军。由于参加兵变的人员缺乏统一领导,全是乌合之众,所以在清军的攻击之下,纷纷作鸟兽散,兵变很快被平息。朝鲜国王李熙为感谢清军,设宴招待吴长庆等人,袁世凯也受到李熙的接见。对于袁世凯的表现,吴长庆给与了很高评价。他夸奖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并上报李鸿章为其请功。不久,在李鸿章的奏保之下,清政府赐袁世凯花翎,并被提升为同知。

      朝鲜的“壬午兵变”平息之后,清政府出于对朝鲜局势的考虑,让吴长庆驻军朝鲜,袁世凯也留了下来。从此,袁世凯成为吴长庆麾下的一员猛将,年仅24岁。这时,朝鲜国王李熙吸取兵变的教训,准备训练新军,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李熙亲自来到吴长庆的军营拜访,求借袁世凯。起初,吴长庆不答应,但在李熙的再三恳求之下,吴长庆只答应袁世凯替朝鲜兼练新军。袁世凯接受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要求之后,便按照清军的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朝鲜王室地位的孱弱,他便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组织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李熙对于袁世凯的一切措施感到极为满意,便敦请袁世凯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朝鲜军队。

      起初,吴长庆对袁世凯关怀备至,特别信任。袁世凯也感恩戴德,经常在家信中说:“吴帅相待日见加优,谏行言听,可感之至。”但随着袁世凯声望鹊起,日益活跃,吴长庆便与其关系日渐疏远,甚至怀疑袁世凯居心叵测,想夺自己的权。吴长庆态度的冷淡,使袁世凯心灰意冷,感到升迁无望,前途渺茫,希望调回国内,摆脱困境。其堂叔袁保龄与李鸿章之婿张佩纶过从甚密。于是,袁世凯便通过这层关系写信给张佩纶,并送了八件罕见的古物,想在李鸿章的北洋署内谋一位置。

      1884年5月,清政府令李鸿章加强东北边防。张佩纶便和袁保龄密谋,让李鸿章把吴长庆调回国内,主持东北边防。于是,李鸿章奏请朝廷让吴长庆率三营兵马回国,其余三营仍留驻朝鲜,以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并办理朝鲜防务。这样一来,袁世凯实际上成了驻朝鲜清军的最高统帅,成为一个手握军权的实力人物。一朝大权在握,袁世凯便飞扬跋扈起来,认为自己有李鸿章作为靠山,从此便可青云直上。但朝鲜的局势并不稳定,一批亲日派官员在日本的煽动和诱骗之下,企图摆脱清政府的控制,成为与清政府并驾齐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终于在1884年12月4日,在日本的支持配合下,朝鲜的亲日派冲入皇宫之中,劫持了国王李熙,并准备废掉李熙,另立国王。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政变”。“甲申政变”发生之后,袁世凯急忙率兵前往弹压,但王宫大门紧闭,袁世凯便上书李熙要求人宫护卫。劫持李熙的亲日派矫诏不允,但朝鲜的亲清派官员纷纷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一方面向李鸿章请示;另一方面又致书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但日本公使不作回答。如果听任亲日派掌权,朝鲜就会摆脱清政府而投靠日本,袁世凯作为驻朝清军主要负责人,将难逃失职之罪。面对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袁世凯身冒冷汗,唯恐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功名利禄化为乌有。于是,袁世凯便破釜沉舟,决定一战。当时驻朝日军人数远比清军要少,袁世凯也无顾忌,便率清军疾攻王宫。日军开枪射击,袁世凯命令还击,并包围了日军,亲日派官员逃跑,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也出走仁川。平息政变之后,李熙重新执政。

      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成为胜利者,心花怒放,欢喜不已,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其政治野心。袁世凯上书李鸿章,要求清政府往朝鲜“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至于其言外之意,监国大员非他莫属。李鸿章恐与日本失和。没有同意袁世凯的建议,这使袁世凯非常失望。但袁世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竟自行搬进李熙的王宫,其住处与李熙仅一墙之隔,对李熙进行监视,并让李熙的各个大臣向他报告所奏之事,听他指挥,行监国大员之实。袁世凯洋洋得意之余,忘乎所以,竞私自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官员的家属,并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予以报销,遭到李鸿章的训斥,并让其赔偿这笔军饷。就在袁世凯怏怏不乐之时,日本政府致函清政府,反咬一口,指控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肆意挑衅,引起中日冲突。清政府不明真相,便命李鸿章和吴大激负责处理。经过商议,决定由吴大澈、续昌二人赴朝查办袁世凯。吴大澈、续昌到达朝鲜之后,袁世凯将事变经过书面呈报,并当面辩解。吴、续二人了解真相之后,未责备袁世凯,反夸奖他劳苦功高。但恐袁世凯继续住在王宫引起日本人猜疑,又寻找别的什么借口,便令其撤出,驻回清军大营。前后两件事情对袁世凯的打击,使他心灰意冷。就在袁世凯处境不妙之时,其养母牛氏闻知朝廷派人到朝鲜查办袁世凯,吓得卧床不起。于是,袁世凯以探母为由,向吴大瀓告假回国。

      吴大瀓、续昌回京复命时,对李鸿章说袁世凯乃奇才,可大用。这时,袁世凯还在天津,尚未回老家探母,李鸿章便召见了袁世凯,让他仍回朝鲜任职,但袁世凯坚持回家探母,没有答应。后来,袁世凯又以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出使朝鲜。在出使朝鲜的九年时间里,袁世凯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外皆知的人物。但由于日本不断增加驻朝兵力,到1894年时,已超过驻朝清军人数,日本企图霸占朝鲜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并把枪口对准清军,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仓皇逃归。袁世凯逃归不久,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海面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只,不宣而战,挑起战争。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败之后,1895年2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日本办理投降事宜。这时的李鸿章已成为众矢之的,但袁世凯却对他毕恭毕敬。李鸿章在马关遇刺之时,袁世凯立即拍电报表示慰问。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舆论哗然。正在北京参加应试的举人康有为等人上书朝廷,要求废除和约,进行改良,挽救民族危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甚至有的人提出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废约再战。李鸿章回国之后,呆在天津的家里不敢出来。袁世凯不避嫌疑,专程赴天津谒拜李鸿章,李鸿章夸奖了袁世凯一番,并答应保举袁世凯进一步升迁。就这样,袁世凯在李鸿章的卵翼之下步步高升,成为一个政治宠儿。

      甲午战争失败,使清政府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也显示出清政府旧有军队的腐败无能。于是,清政府各方面人士都深切地感到应当迅速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军队。1895年初,清政府派胡燏棻到小站练兵,这支由胡燏棻训练的新军名为“定武军”,并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小站距离天津70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到大沽这段铁路中间的一个小站,本来很荒凉,只因铁路修筑后才渐趋热闹,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代替了原名——新农镇。

      后来,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李鸿章、荣禄等人向朝廷推荐说:“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袁世凯便以浙江温处道头衔在小站接管定武军,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在原有四千余人的基础上扩充为七千人。从此,袁世凯利用手中的新建陆军,呼风唤雨,培植自己的势力,成为清廷之中继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个实力派人物。

      袁世凯自认为文武全才,但他毕竟缺乏军事知识,而且所选幕僚像徐世昌、唐绍仪等全是文人,因此袁世凯迫切需要一批军事人才。李鸿章曾经在天津创办过武备学堂,而荫昌曾为武备学堂的总办。手是。袁世凯便请荫昌推荐几名军事人才,荫昌向袁世凯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和梁华殿。在荫昌推荐的四个人当中,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在一次夜间操练中,不慎失足跌落水中淹死,其余三人则成了袁世凯的台柱子。

      袁世凯在自己的新建陆军中,设有随营军事学校,分别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兵学堂。他任命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分,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这三人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很得袁世凯欣赏,人称“北洋三杰”,也称其为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同时,袁世凯还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自任督练官。

      一切布置停当之后,袁世凯又认为清军的编制和组织机构陈旧过时,他便革新军制,参照西方模式,进行训练。清政府批准袁世凯在原有军队基础上,扩充为一万二千人,作为新建陆军的基本力量。其中步队八营,共八千人;炮队两营,共二千人;马队两营,共一千人;工程队一营,一千人;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

      由于小站练兵完全采用新式方法训练,花去大量钱财,引起清政府中一些守旧人物的抨击,甚至有人上书弹劾袁世凯。说他练兵浪费国帑。于是,清政府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查训练情形。袁世凯也非同小可,他早已买通荣禄,甚至连慈禧的宠爱太监李莲英也被他买通,所以荣禄考查新军之时,袁世凯喜不自胜。荣禄见袁世凯的新军训练有索,成绩斐然,大加赞赏。对袁世凯更是刮目相看。荣禄回朝之后,在光绪皇帝和慈禧面前,说了袁世凯许多好话,两位最高统治者对袁世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通过在官场的跌打滚爬,深知有兵则有权的道理,所以他在训练之时,竭力把军队变为自己的私有武装。袁世凯曾亲口对张之洞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为达到让军”“绝对服从命令”的目的,袁世凯对于手下官员不惜金钱、地位和美女,使之效命于自己。袁世凯的有一个叫阮忠枢的,此人专管文案之事,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一名叫小玉的妓女,二人感情笃好,欲纳为妾。阮忠枢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以有碍于军誉为名,没有答应,阮忠枢只好作罢。事过之后,袁世凯却秘密派人将小玉从妓院赎出,并购置了房产和各种设施,然后带阮忠枢奔赴天津。阮忠枢不知何事,以为是什么军机大事,便没有多问。等他随袁世凯进入一个院落之时,见房中铺设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宴。及至进入屋内,只听人喊道:“新郎官到!”阮忠枢更如坠云雾,正在他发愣之时,众位女宾从屋内搀出一俏丽佳人,阮忠枢定睛一看,方知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这才恍然大悟。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感恩戴德,直至袁世凯死去。

      对于士兵,袁世凯经常给他们灌输“事事以本督办为心”的思想,宣传个人迷信,并将自己的训词编成四言白话,令兵丁背诵。同时,袁世凯为让士兵效命于己,经常给他们宣讲封建伦理、升官发财的腐朽言论,并编成《劝兵歌》让士兵朗诵。歌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金来养兵。……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除过对士兵思想进行束缚之外,袁世凯还常对士兵施以小恩小惠,如发饷银时亲自监督,严禁官员克扣等等,换取士兵的好感,士兵头脑中渐渐地只有袁世凯而不知皇帝为谁。

      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官兵,唯袁命是从,而且思想上都有对袁报恩的观念。名义上他们属于朝廷,实际上却同袁世凯有更浓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别是新军中的官员,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后来都成为袁的亲信、心腹。袁世凯正是利用手中的新军,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人物。

      1897年7月,袁世凯因练兵有功,被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从此他的官运亨通,逐渐走向权力之颠。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清政府内部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戊戌变法”。这次变法运动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他们通过上书光绪皇帝,打动了年轻的皇帝的心,使其决心变法图强,不愿做亡国皇帝。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实行变法。诏书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维,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光绪皇帝的新政诏书,虽然一道接一道地颁布,但他并没有实权,他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有手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康有为虽是变法领袖,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光绪皇帝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的帮忙,实在无法施展,于是下了一道手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四人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人们称之为“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四人之手。如果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新政必然成功。

      新政形势的朗然,使康有为等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只要凭借光绪皇帝一道道诏书就可以成功。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完全不理会新政诏书。特别是各省的督抚们更是老奸巨猾,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动手执行,坐观慈禧和光绪的这场政治斗争,到底谁胜谁负,这就使新政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后来,光绪皇帝为了杀一儆百,也曾罢免过顽固派官员。有一次,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求光绪游历日本,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不肯上报,被光绪得知以后,便免去怀塔布等六个人的官职。怀塔布也不肯善罢干休,便到慈禧面前哭诉,说光绪要把满人赶出朝廷,这下惹怒了本来就心存不满的慈禧。此后,光绪皇帝又撤去李鸿章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样一来,清廷内务府的巨子们环跪在慈禧面前,泣诉光绪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新临朝训政,但慈德并没有立刻答应。这件事情过了不久,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准备设立懋勤殿顾问官。当光绪的上谕送至慈禧处时,慈禧非但不同意,而且面色非常难看,并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已陷入僵局,光绪皇帝也深感自己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再说荣禄出任北洋大臣之后,就积极安排在1898年9月间于天津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要恭迎光绪和慈禧驾临阅兵。并扬言要在阅兵之时罢黜光绪皇帝,当光绪皇帝闻知这一消息之后,曾激动地说:“朕誓死不往天津!”光绪皇帝与慈禧闹僵之后,荣禄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5000驻扎天津,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北京长辛店。面对此种情形,光绪皇帝深感事态严重,便写了一道密谕,让杨锐转给康有为,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并说“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康有为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谕,急忙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人商议,他们一时也竞手足无措,最后提了四条不切实际的对策。

      (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入,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在四条对策当中,光绪皇帝选中了第四个对策。为什么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如此看中袁世凯呢?这得从1895年谈起。

      1895年,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在京鼓吹变法时,袁世凯一方面投靠顽固派,另一方面又恐变法派获胜之后,自己没有什么资本,便主动找康有为、梁启超拉关系,并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送给荣禄。就在这一年的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创立了爱国团体强学会,袁世凯也加入了这一团体,进行政治投机,并自愿捐款,还游说别人也进行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作准备。到了1898年3月,当维新变法的声浪日益高涨的时候,袁世凯也不甘落后,大谈维新变法。但袁世凯却非常狡猾,始终脚踩两只船,维新派人士受其迷惑,视其为同路人。加之这时的袁世凯手握兵权,维新派人士极力想拉住袁世凯,使其为维新变法效力。

      光绪皇帝在选择了第四条对策之后,于1898年9月11日召袁世凯进京,并于16日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对袁世凯温语慰勉,还详细地询问了军事情况。当光绪皇帝问袁世凯:“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作为一个臣子,谁敢说不效忠皇上呢?袁世凯赶忙赌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袁退出后,光绪皇帝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便下诏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并许其专具奏折,使袁世凯不再受荣禄控制。17日早晨,袁世凯人颐和园谢恩,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就在此时,顽固派又一次请求慈禧临朝训政,光绪知大事不好,立即写了一道上谕,要康有为等人逃离京城。康有为等人读罢上谕,感到朝廷将要发生重大变故,便把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以求最后一搏。

      袁世凯这时在干什么呢?他自从来京之后,静观局势变化,又通过拜访李鸿章、奕勖等人,基本摸清了局势。袁世凯断定软弱的光绪和维新派必然失败,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强大,一定会胜利。于是,袁世凯决定彻底撕下伪装,倒戈一击。但他仍以维新派的面目出现,与维新派进行周旋,等探得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后进行出卖,在慈禧面前立一大功。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勤王事宜,决定让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进行劝说,让其起兵救光绪,杀荣禄,陈旧党。这一天的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袁世凯佯装镇静地迎接谭嗣同,二人坐定之后,谭嗣同便单刀直入地问袁世凯:“当今皇上是何等样人?”

      袁世凯说:“当然是旷代圣主。”

      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要行废立之事,足下知道吗?”

      袁世凯回答说:“也曾风闻”。

      说到这里,谭嗣同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诏示袁,然后对袁世凯说:“当前能救皇上的人,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上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果不愿意的话,”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然后接着说“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

      袁世凯闻言,面色大变,慌忙解释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

      谭嗣同以严肃的语气对袁世凯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之时,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惟足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势必也赖此三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建陆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二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乃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

      袁世凯也同样以严肃的口气回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袁某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

      谭嗣同见袁世凯词恳意切,以为袁世凯已动心,但仍追问:“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对付他呢?”袁世凯听了谭嗣同的问话,立即表现出忠义之情,回答说:“荣禄待足下有恩,但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岂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

      谭嗣同又说:“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恐不易对付。”

      袁世凯慷慨陈词:“若皇上在袁某之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激昂的言辞,使谭嗣同以为自己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打动了袁世凯,便与袁世凯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世凯对谭嗣同说:“现在袁某营中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袁某必须先回天津做一番布置。”两人相互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星斗满天,谭嗣同告辞而去。

      9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对其嘉勉一番。但袁世凯出朝之后,却又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之事,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所知也。”这些话已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准备叛卖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狼子野心。就在当天晚上,袁世凯乘火车返回天津。袁世凯一下火车,即奔赴荣禄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听了袁世凯的密报之后,深感事关重大,便立即人京向慈禧汇报了一切。慈禧听了荣禄的汇报,便于9月21日早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宫廷政变。这天早晨,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抢夺而去。光绪皇帝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慈禧指着光绪皇帝恨恨地说:“我抚养你廿余年,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皇帝面无人色,嗫嗫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接着,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

      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顽固派便对维新志士大力捕杀。这时,康有为已于政变前逃离京城。梁启超躲进了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护送下逃往日本。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日本人劝他逃跑,他没有听从,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位志士同时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余的维新派人士以及支持、倾向于变法的官员均遭放逐罢黜。变法宣布的各种措施,多被废除。这次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前后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在政变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可耻叛徒的角色,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新志士的鲜血,竟然成了袁世凯的进身阶梯。后来,袁世凯因密报有功,被慈禧赏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官封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尽管如此,袁世凯的内心颇不自安,为了洗清自己千秋骂名,竟恬不知耻地写了《戊戌日记》和《自书戊戌纪略后》,结果欲盖弥彰,把自己的丑恶面目越描越丑恶。

      维新变法失败了,它的失败因素是众多的,但关键时刻袁世凯的叛卖行径,加速了它的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清末的大事,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宫廷秘闻。正如林旭的一首诗中所说:

      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青,本初健者莫轻言。

      将袁世凯比作历史上的董卓,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将永远为正义者所不齿。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袁世凯因密报之功而飞黄腾达。1899年12月,袁世凯官至署理山东巡抚。在他的巡抚任内,剿杀义和团运动非常卖力,却对洋人奴颜婢膝,一副洋奴丑态。袁世凯的军队前后杀死的团民,可以说不计其数。仅以其先锋队后路左营为例,1900年7、8、9三个月,在海丰县南关一次击毙100多名;在阳信东门书院击毙500多名,生擒50余名;在蒲台县双台击毙500余名,生擒200余名;在滨州小范家击毙120余名、生擒30余名;在盐山击毙210余名,生擒27名。这仅是有据可查的一部分,据估计,山东全省被杀团民约在数万人。由此看来,袁世凯对义和团民众欠下了累累血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广大的义和团民众,对于袁世凯的屠杀义愤之至,恨入骨髓,人人皆欲得而杀之,食其肉,寝其皮。他们到处散发揭帖,骂他为“袁奸雄”、“卖国贼”,甚至有人还编了“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的团民还在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奴气十足地趴在洋人屁股后面,以泄心头之恨。

      兰慈禧下令对外宣战之后,命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与官兵一起御敌。但袁世凯拒不执行朝廷命令,继续对义和团进行剿杀。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命袁世凯速援,袁世凯却授意部下,始终迟滞不前,作壁上观,而且欺骗朝廷说,军队早已北上驰援,未敢有丝毫延缓。当八国联军逼近京城之时,清政府又一次下令各路援军加紧北上,并特命袁世凯接济军火,加派军队,以保卫京城完全。袁世凯仍然无动于衷,并且上奏朝廷说:“自津郡不守,游匪溃勇勾结土匪,多持洋枪,时来窜扰,几于防不胜防。”……半月以来,已觉疲于奔命,左支右绌。借口抽不出兵力拒不出兵,但袁世凯又恐朝廷日后怪罪,又虚情假义地说:京师天下根本,现值军情紧急,奉诏出兵,……中心焚灼,莫知所措。可否仰恳天恩俯准,俟将郑家口及平阴两股土匪办理稍有就绪,再抽拨队饬令迅即北上之处,出自鸿慈逾。面对列强的入侵,袁世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味安内,其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出逃。袁世凯惟恐慈禧追究自己,心中十分害怕。为了消除慈禧的疑忌,对出逃在外的慈禧非常恭顺。这时的慈禧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由于出逃时非常仓促,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带,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赶路、路途的颠簸使昔日的太后威严丧尽。但慈禧仍没有忘记袁世凯,急令其筹款接济。这正是袁世凯梦中所求之事,这样可讨慈禧欢心,又可消释缓兵之罪。于是,袁世凯便截获安徽、江苏运往北京的饷银16.6万两送给慈禧。后来又派人送去21万两白银、200匹贡缎以及大量食物。得到袁世凯接济的慈禧,心中大悦,并命袁世凯派军保卫。袁世凯也立即照办。没有丝毫怠慢。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八国联军撤出北京,袁世凯便立即派部下姜桂题前往京城,准备迎接慈禧銮驾回京,并且肃清京城一带的混乱局面。慈禧闻知大喜,夸奖袁世凯忠心耿耿。袁世凯不但对慈禧百依百顺,而且还与张之洞、刘坤一合筹2.5万两银子,接济留京和随慈禧出逃的官员,以取得他们的好感。袁世凯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应付自如,得心应手,不但取得慈禧的好感,疑云消散,而且博得了朝中大臣一片赞誉,并且送给袁世凯一个“才堪应变”的美名。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同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终于爬进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行列,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大臣,一时间声势显赫,炙手可热。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爬得如此之快,除过其他原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袁世凯手握重兵。清廷的其他军队,如聂士成的军队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全军覆没,荣禄的亲军也已解体,董福祥的军队护送慈禧至西安后也已解散。只有袁世凯的军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此种情况之下,慈禧回京后的京城防务还要依靠袁世凯,李鸿章死后出现的权力空缺,便非袁世凯莫属。

      1901年10月,慈禧带领出逃至西安的官员起驾返京,到12月下旬方才进入直隶境内。这时的袁世凯由于天津还在洋人之手,他便至保定任职。当袁世凯得知慈禧返京的消息后,便派人拟就了《直隶大差章程》,做好了迎接慈禧的准备。并且把保定行宫布置得富丽堂皇,光彩夺人。为了表示自己的恭顺,袁世凯亲自到省界迎接慈禧。慈禧便在顺德府、内邱县两次召见袁世凯,夸奖袁世凯的忠心。1902年1月3日,慈禧到达保定,停留了3天,在这3天的时间里,袁世凯极力奉迎慈禧,深得慈禧的赏识。后来,袁世凯随慈禧的大驾亲自护送其回京,慈禧高兴之余,赏赐袁世凯黄马褂、紫禁城骑马。

      就在慈禧大驾回京之时,直隶广宗县发生了以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并与部分义和团民众联合,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他们抗击清军,进攻教堂,杀死法国神甫罗泽博,周围210多个县的人民奋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洋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要求清政府剿灭。刚刚回京的慈禧,早已被洋人吓破了胆,再也不敢惹怒他们,便急令袁世凯从速剿灭。在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之下,起义失败,景廷宾被俘。袁世凯为讨洋人欢心,竟然下令将景廷宾押解至法国神甫罗泽博被杀之处,凌迟处死。慈禧见袁世凯极力替朝廷卖命,便于1902年6月将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改为实授。

      袁世凯这时身为朝廷重臣,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便在原来军队的基础上。继续增练新军。到1905年之时,已练成6镇(相当于后来的师)新军,使袁世凯手中的兵力增至8.9万人,成为地方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阀。而且袁世凯的军中官长全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北洋派军人自成一个体系,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其他势力根本插不进去。

      袁世凯虽然手握重兵,却非常小心谨慎,他深知慈禧异常专制,便竭力讨好,以其为靠山。袁世凯搜刮民财,不遗余力,然后把搜刮来的钱物上贡朝廷,供慈禧挥霍。他甚至连同僚也不肯放过。有一次,袁世凯密密派人到天津几大票号(银行)搞清了朝中官员的存款,共计100万两白银。然后,把那些存款的官员召到一起,虚情假义地说:“天津的票号真是可恶,他们竟然用诸位大人的名义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那些存款的官员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袁世凯得到这一笔款子之后,隔三差五地上贡财物,慈禧大喜过望。

      袁世凯不仅竭力奉迎慈禧,他还拉拢满族亲贵,特别是对庆亲王奕勖,袁世凯死死拉住不放。一次,袁世凯闻知奕勖要出任首席军机大臣,便立即送去10万两银票,并恬不知耻地说:“区区数目,只供王爷作零花之用。”后来,无论是庆亲王夫人生日,还是小姐出嫁,所需费用,全都被袁世凯预先垫付,不费王府一分一文。庆亲王奕勖也时常向朝廷说袁世凯的好话,二人关系日渐紧密。

      袁世凯为了探知内廷消息,他便巴结慈禧最为宠信的太监李莲英,就连地位较低的太监马宾廷也极力奉迎,极尽卑鄙之能事。有一次,袁世凯至颐和园,马宾廷从中出,迎,袁世凯急忙上前,向马宾廷跪单腿请安。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竟然下跪向一名太监请安,实乃亘古未有的奇事,也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无耻用心。即使对那些无名太监,袁世凯也拉拢备至,每次入朝,他身上总带着数张10两、100两银票,审时度势及时送出,使他对朝廷内的消息了如指掌,以便及时调整策略,见风使舵。袁世凯凭借这些手段,每每人朝言事之时,必合慈禧心意。

      就在袁世凯宦海顺利之时,朝廷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党人的排满运动日益扩大,立宪思潮逐渐兴起。在清廷内部,有相当一部分满族亲贵疑忌之心渐重,对汉族官僚也不甚信任,首当其冲的便是袁世凯。于是,一些满族亲贵把袁世凯看作一个危险人物,极力想削去袁世凯的权柄。特别是1906年秋天,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了一新军秋操大演习,袁世凯和满族亲贵铁良任阅兵大臣。铁良、良弼两个亲贵看了北洋军的训练情况之后,疑惧心理陡增。排袁之心愈切。

      袁世凯为人非常机警,他看出满族贵胄对自己极为不满,而他自己这时也不敢与清政府抗衡,便在彰德会操之后主动向清政府奏请调整军事指挥权,建议把自己的第一、三、五、六镇的兵权归兵部大臣直接统辖,只留下驻扎直隶境内的第二、四镇的兵权,以训练为理由,请仍由直隶总督统辖。袁世凯在紧要关头,他自己主动交出大半数以上的兵权,使得反袁之人无话可说,取得了慈禧的更加信任,庆亲王奕勖也极力支持袁世凯,而且袁世凯手中还握有两镇兵权。清廷为了安慰袁世凯,决定补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为农工部参议。尽管袁世凯用尽心思去应付满族亲贵的猜忌,可是排汉的满族亲贵对他仍不放心,尤其是对他仍握有兵权很不放心。为了解除袁世凯所有兵权,便借故解除了他的直隶总督一职,补授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的同时,又任命湖南总督张之洞也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在清末虽是枢臣地位,但对袁世凯来说,这种调升实是解除他的兵权,是一种削权的举措,袁世凯心明如镜。

      袁世凯奉命入朝,对于军机大臣一职坚辞不受,朝廷当然不会批准一他也只好就任。这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勖,他和袁世凯关系比较亲密,加上慈禧仍对袁世凯宠信不衰,袁世凯在军机处还站得住脚,但他和张之洞不很融洽,二人关系很僵。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没有成就的时期。

      随着立宪呼声的高涨,清政府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立宪之前先派了五个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五大臣出国考察分为两途:一是由载沣、李盛铎、尚其享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一是由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可是这些大臣并不懂国际知识,也不懂各国宪法,于是随五大臣出访的熊希龄出了个主意,请杨度捉刀代笔起草考察报告,后来梁启超也参与了报告的起草。

      1906年8月,五大臣出游归国,并把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同声奏请实行宪制。于是,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同意了考察报告,并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本人而言,她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是勉强同意“预备立宪”。1908年,清政府根据杨度主持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和维新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以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但这时立宪已成为潮流,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世凯面对此种局面,不得不改弦易辙。于是,袁世凯极力拉拢杨度做自己的幕僚,做出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俨然成了倡行宪政的领袖人物。

      对于实行宪政,满族亲贵是极力反对的,袁世凯便请庆亲王奕勖向慈禧建议:行宪乃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缓和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政府延请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只有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建议,袁世凯便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的道理。尽管杨度鼓动自己的如簧巧舌,最终也没有说服满族亲贵。

      就在清政府预备行宪之时,已是风烛残年的慈禧病情加重,与慈禧不和的光绪皇帝也正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希望慈禧寿终正寝之后自己重新掌权执政。袁世凯对于这一点非常恐惧,他死命地抓住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地位,以防万一。但不幸的是,光绪皇帝也大病不起,清廷为防备万一,准备为光绪皇帝立嗣。在立嗣问题上,袁世凯极力支持立庆亲王奕勖的长孙为嗣,这样自己可以利用与庆亲王的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袁世凯的计划没有得到慈禧的赞同。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皇帝,但她和醇亲王奕譞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嫁给了奕譞。奕谡的儿子一个是光绪皇帝,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所娶的夫人是慈禧的亲信荣禄的女儿。慈禧为了这种私情,便决定立载沣才三岁的儿子溥仪为嗣。1908年11月13日,光绪皇帝病危,慈禧下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命其将年仅3岁的溥仪抱到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至14日,朝廷宣布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驾崩,立溥仪为嗣皇帝,人承大统。不久,慈禧也因痢疾死去。

      关于光绪皇帝之死,历史上有种种说法,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慈禧在垂危之时叫人先谋害了皇帝;一说是袁世凯害死了光绪,据传光绪吃了袁世凯送去的一剂药之后,才丧命的。但这些仅是传闻,谁也无法证实其真实情况。还有一个传说,当病中的光绪皇帝听到自己的亲兄要成为摄政王,不禁面露笑容,于是便秘密地写了一字条给载津,上面只有四个字:“杀袁世凯”。

      且不论上述传说是否真实。有一点则无可置疑,那就是袁世凯在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之后,其内心非常不安,惟恐载沣为兄报仇。于是,袁世凯为求得载沣的原谅,竞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可是,袁世凯的这个建议非但不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训斥。袁世凯无法,便佯称足迹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摄政之后,一方面为避免大权旁落,另一方面为替皇兄报仇,便筹划诛杀袁世凯。这时康有为也上书摄政王,强调光绪之死乃袁世凯所为,请“杀贼臣袁世凯”。于是,载沣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准备杀袁世凯。这时,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表示反对,庆亲王奕勖也随声附和。为此,载沣密电征询北洋系的几个军事长官的意见,吴风岭、赵国贤回电答复说:“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大臣们的反对与可能发生的兵变,使载沣打消了诛袁的念头,袁世凯也得以漏脱被诛杀的命运。诛杀袁世凯的计划流产之后,载沣以嗣皇帝溥仪的名义降旨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迹,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接到圣旨之后。急忙与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取得联络,他们二人关系极为亲密。朱尔典闻知袁世凯的境况之后,向袁世凯拍胸膛表示愿意担保他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返回京城,向皇帝谢恩并辞行。权势显赫的袁世凯竞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告别京城。临行之前,袁世凯把他在北京新购置的价值30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赠送给了段祺瑞。

      袁世凯离京之后,回到老家河南项城。1909年,又隐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一座天津人何氏的别墅,袁世凯将其购买下来,并进行的装修,题名“养寿园”,并自号“洹上钓叟”,表现出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每日里,袁世凯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政府之中满族亲贵的疑忌。实际上,袁世凯对朝廷的动静了若指掌。他任北洋大臣时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们,经常秘密来到彰德,向袁世凯报告情况,请示办法。袁世凯则以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他们,临别之时还要赠上十分丰厚的路费。另外,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在袁归隐之后,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红极一时,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世凯一手提拔的赵秉钧这时出任民政部侍郎,掌管全国警察和特务;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出任邮传部丞参,这些人都与袁世凯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勖、陆军大臣荫昌这些满族亲贵,也与袁世凯时时联络,再加上各省督抚大员中也有许多是袁世凯的亲戚故旧。这样一来,袁世凯虽然归隐,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在势力。

      袁世凯在等候、盼望、焦急之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的归隐生活。但是,就在袁世凯归隐期间,革命党人起义不断,清王朝摇摇欲坠,为袁世凯日后东山再起,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占领武汉三镇。当这一消息传至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为自己的寿诞大摆酒宴,他立即叫人撤去宴席,让众位宾客畅谈国家大事。但袁世凯却一言不发,只是紧锁双眉,急急思索,渐渐地他露出了微笑。宾客问袁世凯有何高见?袁世凯未置可否,但他内心却喜悦异常,感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出头之日就要到来了。之后,袁世凯进行了一番布置,向内阁总理大臣奕勖孝敬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然后眼望北京,静候佳音。

      革命党人一举攻克武汉三镇的消息传至北京之后,清政府上下大骇,人心惶惶,慌忙派陆军大臣率两镇陆军南下征讨,并电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往援。荫昌所率军队系袁世凯的北洋军,冯国璋也在南下征讨的行列。就在荫昌率军南下之时,冯国璋秘密来到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策略,袁世凯给冯国璋写了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这样一来,征讨军便以极缓慢的速度向前进发,荫昌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留在北京。

      身在洹上的袁世凯这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面宣称自己赞成君主立宪;一方面又和汪精卫密切往来,暗中表示赞成革命。忽进忽退,扑朔迷离,就连热切盼望袁世凯出山的北洋派,也无法捉摸,只觉得隐居两年多的袁世凯行事不大对头。杨度将这一看法告诉袁世凯,袁世凯竟然仰天大笑,并说:“杨度啊,你也是聪明之人,怎么不懂得我的意图呢?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棵300多年的老树,想要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气力。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清政府面对严峻的形势,加上内阁总理大臣奕勖又受了袁世凯的贿赂,奕勖便与徐世昌、那桐等人向摄政王载沣提议重新起用袁世凯。但载沣对袁世凯充满仇恨,一听说要起用袁世凯,便把奕勖等人申斥了一顿。受到训斥的奕勖不上朝议事,那桐也以辞职相要挟,无奈前方军情急如水火,必须立即处理。载沣无法,只得将他们请来重新计议。奕勖这时进一步阐明起用袁世凯之由:“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世凯有气魄,并且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办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洋人那边也说此等局面非袁世凯不能收拾。”载沣仍不放心地说:“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奕勖回答:“这个不消说的。”素性懦弱,毫无主见的载沣见奕勖坚持甚力,自己只好屈从他的意见。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三天,清廷正式起用罢黜已两年多的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同时命其兼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钓到更大的鱼,对这一任命极不满意,便以足疾未痊为由,推辞了湖广总督的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奕勖接到袁世凯的推辞电之后,急忙派协理大臣徐世昌微服前往洹上村访袁,袁世凯与徐世昌秘密计议一番之后,袁世凯对徐世昌面授机宜,然后徐世昌返回京城。

      返回京城的徐世昌假装非常生气的样子,苦丧着脸对奕勖和满族亲贵们说:“老袁真是不知好歹,他竟然提出条件,说要他干未尝不可,可必须听从他的意见。我看还是叫荫昌赶快赴前线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勖听了徐世昌的话,便问袁世凯有什么条件,徐世昌这才支支吾吾地说出了袁世凯的六个条件:(一)明年(1912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袁世凯的这六个条件意图利用革命党对付清王朝,再留着清政府对付革命党,而自己则依靠北洋军,坐收渔人之利。

      当袁世凯的六个条件一公布,清政府内的要员竭力反对。但随着前方战事的危机,清政府急忙命荫昌南下督战。袁世凯早就算定了清政府不会一口气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于是他又一次暗中命令北洋军将领按兵不动,不听荫昌的指挥。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兵车阻塞不通,荫昌的号令完全不起作用,只落得在孝感满头大汗,跳着骂人。但革命形势并没有停止发展,武昌起义之后湖南、陕西率先宣布独立,接着便是江西、云南、上海等地纷纷宣布独立。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惊慌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向袁世凯做出更大让步,解除了荫昌的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的军队以及水陆各军。

      袁世凯被起用之后,依旧呆在洹上村,发号施令。袁世凯秘密指示北洋军将领,要给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汉口的革命军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并且由于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张景良叛变通敌,放火烧了弹药辎重库,军心大乱,致使北洋军乘势占领汉口。身在洹上村的袁世凯露了一手,一方面给清政府尝到了一点甜头,一方面也给革命军看了一点颜色。对袁世凯来说,钦差大臣和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仍然不过瘾,他要在这场鹬蚌相争的局面中坐得渔翁之利。因此,袁世凯仍然呆在洹上村养他的所谓“足疾”,饮酒赋诗,一副闲情逸致的姿态。但就在这时,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巡抚陆钟琦被杀。屯兵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其他将领电奏清政府,提出迅速召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对于政治犯一律特赦并录用等12条要求。并致电武昌革命军,表示不督师南下与民作战,还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湖北的一列军火车。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11年10月29日,载沣闻知,惊惧交加,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承德。

      面对清政府土崩瓦解的局面,袁世凯惟恐失去手中可玩弄的工具,呆在洹上村的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于1911年10月30日离开彰德南下督师,并电阻清政府逃往热河。10月31日袁世凯抵达信阳,荫昌向袁世凯让权;11月1日,袁世凯抵达湖北孝感。这时,清政府见袁世凯重新出山,方才安静下来。内阁总理大臣奕勖见袁已出山,便奏请辞职,其他国务大臣也接着辞职。清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然后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来京,着手组织完全内阁,其原来所领赴湖北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其节制调遣。袁世凯接到任命诏旨之后,脸上露出狡狯的微笑,但又故意致电奏请辞谢。载沣知其在故意做作,没有允许,再三促其早日进京。这时,袁世凯不再装腔作势,把前方的军事权交给自己的亲信干将冯国璋、段祺瑞,自己则带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北上京城。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袁世凯听后,假装忠心地说:“世凯拜此大命,愿杀身成仁,以古之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到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在袁世凯的内阁中,有许多君主立宪派人物,如梁启超、张謇都名列榜上,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往北京就职。袁世凯之所以要任用他们,其意图在于把他们作为内阁的点缀品,以显示自己的内阁已不同于以往的内阁。袁世凯的责任内阁组成之后,载沣解除了摄政王,恢复自己醇亲王封号而退居藩邸。这样一来,清廷几乎成了傀儡。

      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之后,便着手抓清廷的军事大权。他深深地明白,如果不能控制军队,主持责任内阁也没有任何用处,他要将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时的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北京近畿北洋各镇的节制调遣全权,但北京城内军咨府大臣载涛统帅的禁卫军,是袁世凯归隐时组建的。禁卫军全是满族人,他们待遇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主要是保护满族亲贵。北京城内有这样一支军队,使袁世凯还不敢肆意妄为,袁世凯为了拔去眼中钉,便打起禁卫军的主意。于是,袁世凯向清廷建议:革命军大敌当前,为了振奋军心,鼓励士气,禁卫军应该起倡导和示范作用,皇族大臣也该为臣民作表率,所以皇族大臣应统率部分禁卫军出征南方。他的要求堂而皇之,但却吓坏了胆小如鼠的载涛,他一听袁世凯要点他为帅,立刻去找庆亲王奕勖,要庆亲王替他说情,免去出征之役。载涛的请求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同意不调载涛去前方征战,同时也接受了载涛辞去军咨府大臣的请求,并推荐徐世昌出任军咨府大臣。这样一来,禁卫军的统率权也由皇族转移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终于把清王朝的军事大权悉数握在自己手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从此,袁世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军事实力,不仅左右清廷,而且也左右着当时的局势。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革命军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特别是到了1911年11月,随着南方半个中国已基本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已迫在眉睫。鉴于此种情况,11月9日黎元洪便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武昌开会。黎元洪的电报在路途耽误了8天才到上海,而在此之前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统一组织机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等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代表为了尊重黎元洪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决定每省派一位代表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达武昌后,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幕后的决定,那就是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是由于11月29日袁世凯派朱其瑝来到武昌,并带来一封汪精卫的亲笔函,汪精卫在信中告诉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希望南北达成协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的这封信函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间送到,于是代表们便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名存实亡,今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假如要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办法是将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来。要拉拢袁世凯须给他以高官,但袁世凯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只要袁世凯愿意推翻清朝,赞成民主共和,就只有给他以临时大总统之位,方才能打动袁世凯。革命军的这种思想意识,更加助长了袁世凯的野心。1911年12月4日,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趁南京光复,武昌又面临危机的情况之下,又一次把留在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与清政府代表和谈。12月7日,请政府授袁世凯为与革命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世凯即日便委任唐绍仪为总代表。南北双方议定,和谈期间停战15天。后来因伍廷芳有事不能前往汉口,双方谈判地点改在上海。

      12月12日,武昌及上海的各省代表汇集南京。在代表们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前夕,袁世凯故意让唐绍仪放出话来,说什么“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世凯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袁世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叫代表们推迟选举,将来选举他为大总统。代表们信以为真,15日便决定暂缓选举总统,一时间妥协的气氛弥漫于上海、南京。18日,南北议和首次会议正式举行。和谈一开始,革命军方面就提出和谈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清廷必须承认民主共和,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立即把这一条件电告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便向隆裕太后请示,最后接受了革命军提出的先决条件。袁世凯这时之所以主张和谈,是他已经深知,只要赞成共和,大总统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还没有得到革命军方面的明确保证。

      1911年11月25日,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到上海,他的到来既解决了南方各省为推选临时政府领导人而发生的争执,又给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11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上海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14省和清廷所统治的8省,各派代表3人组成,这一点已经由唐绍仪代表清政府表示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唐绍仪则表示要向袁世凯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是,唐绍仪的请示电报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电报同时到达袁世凯的手上。袁世凯得知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感觉到自己受了革命军的欺骗,非常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算了吧,不必和谈了。”袁世凯在心情极坏的情况之下,认为唐绍仪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并且发电报声明他不同意唐绍仪已接受的条件,还谴责了唐绍仪的越权行为。唐绍仪在此种情形之下,进退维谷,只好引咎辞职。袁世凯接受了唐绍仪的辞职请求,同时他还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电请袁世凯南下,这样双方的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这时的袁世凯可谓花招百出,使出各种手段要挟清政府,同时又威胁革命军。他首先让北洋军的姜桂题、冯国璋等将领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来威胁革命军;其次让清政府的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的陆徵祥领头,电请清帝退位,来要挟清廷;同时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最后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的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举他继任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虽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当时的革命军中有大批的妥协分子,他们认为利用袁世凯可以事半功倍。孙中山不是不知道袁世凯的奸险,不过他是一位虚怀若谷的领袖,处处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孙中山先生通电宣布:“袁世凯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后来,又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自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世凯对孙中山先生的诚意将信将疑,在其复电中打官腔: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孙中山先生担心袁世凯摇摆不定,便又复一电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卣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动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电报的诚恳,简直是对袁世凯指天发誓,只要袁世凯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保证,他便着手逼清帝退位。

      就在这时,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日趋活跃,并于1912年1月10日,在袁世凯上朝之时谋刺袁世凯,但未成功。北方革命党人的这次刺袁活动,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由于革命军中有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世凯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世凯也曾对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城、满族亲贵们都说这是袁世凯以革命党进行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刺袁案件,隆裕太后于是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城。

      袁世凯遇刺之后,他便借机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病假不上朝,另一方面逼清廷宣布清帝退位,否则他便要辞职。良弼这时挺身而出,主张批准袁世凯的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世凯的北洋军牵制。良弼是当时满族亲贵中惟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任职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禁卫军训练总办。虽然袁世凯夺去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但实权仍在良弼手中,他不但不买冯国璋的帐,而且对袁世凯也极不满意,他自认定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世凯阴谋叛逆的责任。良弼虽然有点实力,但和袁世凯比较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袁世凯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愿蒙受谋杀满族亲贵的罪名,于是他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暗示由上海回到北京的汪精卫:清帝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来自良弼,只要除掉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精卫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派人用炸弹炸死了良弼,扫除了清帝退位的障碍。

      就在良弼遇刺的同一天,北洋军由段祺瑞领衔与其他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两件事情的发生,震惊了清廷,使满族亲贵一方面觉得革命党人已布满京城内外,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又感到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响了丧钟,奏响了哀乐。这样一来,清廷的满族亲贵吓得魂飞魄散,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他们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惊慌失措的隆裕太后急忙召集御前会议,王公亲贵到会的竟廖廖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按时到会。隆裕太后哭着对赵秉钧说:“赵秉钧啊,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召开御前会议的第三天,袁世凯命杨度等在北京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宣言目前主张君主立宪为时已晚,为挽救国家危亡,保全皇室,应速实行共和。同时,袁世凯也上奏朝廷:“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惟遵朝旨。”借以催促清廷迅速作出抉择,早日退位。这一招很是凑效,隆裕太后在其催遇之下,整日抱着溥仪皇帝痛哭流涕,醇亲王载沣向来缺乏主见,不敢参与决策,皇室贵族乱作一团。隆裕太后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只能是尽量拖延时日。到了2月1日,她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提出采取虚君共和体,即君主不干预国政的办法把皇帝保留下来。她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袁世凯和民国政府的同意。隆裕太后见无路可走,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保留性命退位后享受优待条件,总比宗族覆灭的结局强得多。万般无奈,隆裕太后做出了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

      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协商清帝退位条件。已因所谓疾病多日不上朝的袁世凯,闻知这一授权,他的病立即不治而愈,当即把他所拟的清帝退位条件电告伍廷芳。经过双方协商,在退位条件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协议,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隆裕太后以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60余年之久的清王朝覆亡了。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里把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他一边剪,一边不断哈哈大笑,这在他的一生中是极其罕见的欢乐时刻,并于当天给南京临时政府发了一封电报,表示赞成共和: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革命党人履行他们的诺言——推举他为大总统。袁世凯怕革命党人食言,所以在清帝的退位诏书内加上“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的,而是由清政府命令的。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得知清帝退位的消息以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告以推让之意并促其南来。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履行自己的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为巩固民国而附加了三项条件:

      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咨:前后和议情形,并昨日伍代表得北京一电,本处又接北京一电,又接唐绍仪电,均经咨明贵院在案。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左: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议。

      ——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此咨参议院。

      孙中山先生提出辞职咨文的同时,又提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之咨文:“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国民。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孙中山先生的两件咨文,表现出他伟大的领袖人格,不恋权位,重诺言,视大总统为公仆。不过他了解袁世凯是一个只知实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世凯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的封建势力,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颈项上,借以约束袁的野心,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辞职咨文和荐袁咨文。临时参议院还召开了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的17省代表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致电袁世凯:“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诺,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公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袁世凯当选为总统,如愿以偿,欢欣若狂。可是叫他到南京就职,他说什么也不肯,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巢,不肯离开自己的老本——北洋军,去南京当空头的大总统。袁世凯的奸猾在其2月15日的回电中暴露无遗: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退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闻,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嘱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恐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南而北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逮引互牵……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反复思考,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袁世凯的电文摆出了一系列不能南下的理由,甚至发出了威胁,其实他之所以敢如此大言不惭,完全是乘当时清帝刚刚退位,人民不愿再看到战争和流血,希望用和平手段达成协议这一历史契机。尽管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但孙中山先生坚持无论如何要他南下,于是在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世凯。蔡元培一行27日抵京,并晋见了袁世凯,面陈了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劝袁南下就职。袁世凯用隆重的礼节欢迎蔡元培一行抵京,他不再涉及拒绝南下之事,反而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接他的人员松了一口气,认为袁世凯基本态度已改变。其实袁世凯正在策划一场阴谋,更进一步实现他在北京就职而不南下的目的。

      蔡元培等人抵京后,北京市政当局通知各家各户举行三天大会,晚上提灯游行,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对迎袁专使表示欢迎。在第三天即2月29日晚上,游行刚刚开始,就从东北方向传来大炮轰鸣的声音,人们还以为是在放礼炮。但就在这时,北洋军第三镇的许多士兵冲上街头,口里嚷着:“袁世凯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哇!”旋即冲向各家店铺进行抢劫。一刹那间,人们猛然醒悟,大街上顿时乱作一团。叛乱的土兵抢劫之后,又冲向煤渣胡同专使下榻的招待所,蔡元培等人有的未及穿鞋,匆忙逾墙逃入六国饭店避难。发生兵变的第二天早晨,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前去向袁世凯报告,适值唐绍仪也在袁世凯处,但唐绍仪坐在门的一侧,一身戎装的曹锟没有看见。曹锟一进门便向袁世凯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到。”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立即大骂:“胡说,滚出去!”

      就在袁世凯策划兵变的同时,日、德、英、俄等国紧密配合袁的阴谋。先是在京津出动军队来回巡逻,接着又从外地调来几千兵力进京,大有战争即将爆发之势,实则只是在迎袁专使面前制造声势。袁世凯的一套骗吓术,迷惑了蔡元培等人。3月2日,蔡元培等人致电参议院:“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人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变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要求参议院在袁南下问题上让步。

      袁世凯在兵变之后,通电全国说:“专使到时,决意南下,组织临时政府,统一南北,用慰国民之厚望。今遇此变,实行维艰,公等幸谅。且驻京外交团及吾国驻外各代表等,均云方今欲巩固民国,保全共和,舍速建设统一政府,别无他法。想全国心理,均表同情。因兹事变,南行无期,组织政府,势必从缓,凯实焦灼万状。”诉说自己的所谓苦衷,求得各方面的谅解,达到他留在北京的目的。

      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告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告参议院,求得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交代事宜;(六)孙中山于交代之日始行辞职。3月7日,孙中山先生致电蔡元培让其转告袁世凯,按参议院所议六条办法在北京正式受职,袁世凯闻知如释重负。3月8日,袁世凯即电告参议院,完全承认所列六条办法,并将誓词电达。3月9日,参议院电告袁世凯,承认他受职。3月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宣誓:“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就这样,袁世凯终于实现了白色的目的,在其老巢北京就任了大总统之职。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即着手组织政府。经袁世凯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在唐绍仪的内阁之中,比较重要的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各部总长,全为袁世凯的亲信,而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总长为革命党人,熟轻熟重,一目了然。工于心计的袁世凯,为了敷衍一下革命党人,便任命黄兴为有职无权的参谋长,黄兴拒不接受,便改任其为南京留守。

      4月1日,孙中山先生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极其虚伪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说:“闻公宣布解职,国事代以世凯负荷综览,深虑陨越。公为民国第一华盛顿,功成自退,万众倾心。此后建设事宜,多待雅教,乞即日北上,惠我方针。”4月2日,参议院决定北迁。不久,参议院和临时政府迁移北京。就这样,伟大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

      袁世凯实现了总统之梦,但他是个封建官僚政客,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当总统要讲民主,个人不能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同时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评头论足,任意褒贬,他对此难以忍受。袁世凯非常羡慕封建帝王那一套威严,很想登上金銮宝殿过一过皇帝瘾。况且当皇帝终身掌权,万世一系,至高无上,子孙后代皆可锦衣玉食,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狂妄的政治野心,促使袁世凯朝着皇帝的目标迈进。

      袁世凯首先搞垮了不唯命是从的唐绍仪内阁,接着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双手沾满革命党人的鲜血。此后,又胁迫参议院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废除《临时约法》,颁布所谓新《约法》。新《约法》将总统的地位和权力提高到与皇帝等同,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专制独裁。

      1914年12月29日,袁世凯又颁布了新的《大总统选举法》。新的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选举之年,参政院参政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之前,大总统有权推荐具有资格者3人为候选人。这样一来,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不仅如此,还使总统变成了袁氏一族的世袭总统。因为3名候选人由总统提名,选举人只能在3名候选人和现任大总统中挑选一个,袁世凯可以把3个候选人都写成他的儿子,如果儿子当选总统,又可以再找3个孙子,如此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过,终身总统也好,世袭总统也好,都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要搞这一套,主要是把总统打扮得像个皇帝,以便将来总统变为皇帝之时使人们不感到突然,减少阻力。

      袁世凯为了实现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不仅对国民大耍阴谋手段,而且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大肆卖国,无耻地签订《二十一条》。接着,为自己即帝位大造舆论,祭祀天地,尊孔复古。最后于1916年元旦宣布改元洪宪,正式称帝,恢复了已被推翻的帝制。袁世凯恢复帝制不得人心,引起全国上下一片反对。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志士,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了中华民国护国军,举起了讨袁大旗。在全国的反袁浪涛声中,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3月23日命令废止洪宪年号。从1916年元旦至3月23日,共83天,袁世凯在这83天里做了一场皇帝梦。

      袁世凯虽然撤销了帝制,但他仍自封为大总统。各路护国军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就连袁世凯的一些亲信心腹也纷纷倒戈。袁世凯在羞愤之中,一病不起,于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袁世凯原娶姓于的女子为妻,因这于氏不但长得丑,而且相当蠢笨,袁世凯瞧不上,夫妻感情不和。因此,袁世凯便偷偷地在外面干起了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在所有的相好中间,袁世凯独钟情于小白菜。小白菜本是开豆腐店的黄甲的女儿,相貌美丽,皮肤白净,非常有韵致,人们为此而编了顺口溜:“白豆腐烧小白菜,人人见了心中爱。”袁世凯住的地方,离小白菜不远。一天,袁世凯同朋友到郊外去踏青游玩,刚出门,就瞧见小白菜坐在门槛里洗衣裳。她那楚楚动人的神态打动了袁世凯,袁世凯站住看得出了神,不忍离去。一个朋友见袁世凯这般样子,便调侃他说:“您如果真的喜欢这女子,弄到手又有什么难处呢?”袁世凯笑着承认了。回到家后,袁世凯晚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想怎样把小白菜搞到手,终于想出一个计策。第二天,袁世凯派仆人把小白菜的父亲黄甲叫来,向他慌称每天早晨自己要喝一碗豆浆,或者让他派人送来,或者自己亲自去他那里喝。黄甲知道袁世凯是大家子弟,现在能放下架子和自己打交道,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岂能不从命呢,因此便当即答应下来了。袁世凯给了他几千个钱,黄甲收下,非常高兴地回去了。从此以后。袁世凯每天早晨必定去小白菜家喝豆浆,并且时不时地给小白菜的母亲一些钱,想通过她与小白菜接近。小白菜的母亲知道了袁世凯的用意,也不加以制止,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尝,与小白菜私通上了。袁世凯又同小白菜的母亲商量,想把小白菜买到家中去。小白菜的母亲知道袁世凯醉心于自己的女儿,故意要价很高,索要一千两银子,袁世凯恳求减一些,并且许愿日后多加酬报,小白菜的母亲被后一句话打动了,便答应减一半。袁世凯多方筹措,仅仅得到三百两,还是不够,便把夫人于氏的衣服首饰偷出去卖了,凑足了数目。原来,袁世凯从小便不务正业,向来被家里人瞧不起,所以不能掌管财权,而且纳妾也不是什么正当行为,不便于向父母启齿,即使说了也未必能给自己钱,所以才不得已做出了偷夫人首饰的事情。事情被于夫人打探清楚了,立即告诉了公婆。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向来不为儿子护短,所以训斥了袁世凯一顿,勒令他改悔。袁世凯便同小白菜商量,姑且暂缓接她到家之事,小白菜勉强同意了。

      袁世凯后来因他人介绍,想投奔到吴长庆麾下做事,但苦于没有路费盘缠,小白菜便拿出自己所有的钱财,又向别人借了一些,全部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摸着小白菜的后背说:“您是我的女鲍叔牙啊!我如果发迹了,一定不会忘了你的。”于是,袁世凯便上路了,去投靠吴长庆将军。吴长庆因为袁世凯是熟人的堂孙(吴长庆曾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的部下),因而对他特别照顾,委以重任。吴长庆后来驻扎朝鲜,袁世凯也随他去了。不几年之后,袁世觊代替了吴长庆的职任,便派得力的仆人去接小白菜。这时,正好朝鲜方面大院君同闵妃争夺政权,出现了一系列秘闻,袁世凯为闵妃出谋划策,闵妃终于取胜。由此,闵妃极其钦慕袁世凯的为人,常常把袁世凯召进宫,同他商量对策。一天,闵妃以盛宴款待袁世凯,席间,闵妃盯着袁世凯,频送秋波,袁世凯心领神会,于是两人便暗中结成秦晋之好,时常幽会。闵妃担心与袁世凯的事被李泳及宫监识破,便去游说李泳:“我母亲的养女碧蝉,可以许给袁大使做别室。”李泳同意了,闵便为碧蝉做媒,于是碧蝉便嫁给了袁世凯。闵妃以姐妹名义。经常去袁世凯的寓所,同袁世凯幽会,碧蝉知道之后,对袁世凯说:“快把于夫人迎回韩国来,以使闵妃不便这么三天两头地来,否则你的名誉一定要受到影响,说不定还有性命危险。”碧蝉催促袁世凯速迎于夫人前来,袁世凯想到同于夫人向来感情不合,不如干脆把小白菜接来,便再次派人去接。小白菜到来时,袁世凯亲自到轮船码头去接,他告诉小白菜自己已纳碧蝉为妾了,又叮嘱小白菜不要暴露身份,而以于夫人自居。小白菜知袁已纳妾,醋意顿发,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袁世凯的吩咐。碧蝉把小白菜当正室夫人来对待,后来知道小白菜并不是于夫人,便不再恭敬了,因此两人之间争执日多,仆人们都叫小白菜为中国姨太,叫碧蝉为高丽姨太。闵妃知道了袁世凯接来小白菜是碧蝉出的主意,想借此来阻止自己与袁世凯继续瓜葛下去,便同小白菜搞好了关系,两人合伙起来整碧蝉,报了一箭之仇。

      袁世凯的第五个小老婆名叫红红,是戏子出身的美人一个,凡丝竹乐器,样样精通,尤其擅长唱梆子戏。相传,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山东德州兵工厂正在着手创办,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该厂督办,袁世凯得到命令后来到德州。袁世凯极其好色,一天也离不开女人,所以到德州后,他便只好在青楼妓院中消遣,遂与红红相遇并好上了。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凡是他所中意的女子,便不容他人染指,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每相好一个女子,必要设法弄到手,据为已有,红红便是其中之一。红红被袁世凯纳妾之后,倍受宠爱,袁世凯的心思全在她一人身上,到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红红便偷偷地与仆人私通,后来被袁世凯查知。于是,袁世凯设计杀害了红红及那个同她私通的仆人。

      袁世凯妻妾成群,洪姨太按次序排在第六。这洪姨太倍受袁世凯的宠爱,其他几位姨太太特别嫉妒,给她送了一个外号“潘六儿”,将她比作潘金莲。袁世凯的第一个小妾被称为大姨太,其他的以此类推,唯独洪姨太例外,被称为“姨太”,以表示对她的尊重。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患失眠症,多方延医疗治,说需要喝人参汤补养。袁世凯取出两只古董碗,是他在朝鲜时闵妃所赠送的。袁世凯让用这两只碗来盛参汤,并告诫仆人说:“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把我的稀世宝物打了。”后来,仆人不小心失手把碗给打碎了,吓得要自杀,同伙看见他很可怜,便告诉他去求洪姨太出个主意,兴许能救他一命。仆人去找洪姨太,洪姨太给他出了一个良策,告诉他以别的碗盛着开水,把打了的碗的碎磁片放在其中,端到袁世凯的卧榻之前,装做失手扔在地上,然后大声惊叫,袁世凯必定由睡梦中被惊醒,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你便说刚才来送参汤,掀开帐子叫主人,看见有一条又长又粗通体赤红的巨蛇缠绕在主人身上,情形特别吓人,于是受惊摔倒在地,便把主人心爱的宝物打碎了。洪姨太告诉仆人只要按她所交代的行事,袁世凯不但不会责备他,而且还一定会有厚赏。仆人按洪姨太所说的去做了,袁世凯果然没有责斥仆人,并且告诫仆人保守秘密,不要往外传说。袁世凯没有发迹之时,曾经遇见一个相面的告诉他日后必定能做皇帝,因此袁世凯心中暗怀不轨。洪姨太最受宠爱之时,袁世凯曾把相面先生说的话告诉过她,洪姨太教仆人如此行事,只是投袁世凯所好罢了。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借故杀害了这个仆人,因为害怕他向外人说出此事,故不得不杀人灭口。

      袁世凯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刘氏没有奶,便雇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姓范,是一个农妇,后来丈夫去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她便带着女儿来到袁家居住,范氏的女儿名叫风儿,比袁世凯小十多岁,长得很美,玲珑小巧,既娇且俏,袁世凯的大老婆于氏特别喜欢她,便收她为婢女,专门奉伺自己。凤儿长大之后,出落得更加漂亮,袁世凯暗中同她私通,时间长了便有了身孕。于夫人见风儿肚子大如鼓,怀疑她同别的男仆人通奸,便把她叫到密室中来,严厉地盘问她。凤儿以实情相告,于夫人非常气怒,想袁世凯身为要人,竟然如此不顾及脸面,张狂放纵,恶习不改,连自己身边的丫环也不放过,于是向袁世凯摊牌,大闹不已,经其他姨太太从中调停,方才答应把风儿列为第七姨太太。数月之后,凤儿生下一个儿子,名为袁克济。当时人们做了一副对联来这样嘲讽袁世凯:“今宵侍婢为姬妾,昔日同知过道班。”颇为有趣。

      叶巽死了之后,他的妻子日子过的特别艰难,邻居的聋老太太替她想了一个解救办法,让她把女儿卖掉,以所得的钱过日子。她的女儿已经到了成人年龄,便卖给了项城县的张镇芳家。张夫人见女子长得俊巧,醋意大发,便与丈夫大闹特闹。张镇芳无奈,便让女子寄住在一个好朋友家中。袁世凯曾经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保庆,从孩提起到长大,都接受叔母牛夫人的教养。袁世凯有了官之时,想带牛夫人一起去赴任,以便尽到奉养的责任。但是,牛夫人不习惯远离外出,没有随袁世凯去。这时,牛夫人在老家病故,袁世凯回乡为她办丧事。张镇芳同袁世凯是表兄弟关系,早就想通过袁世凯而侧身政界,以便光耀门庭。他听说袁世凯回来了,便前去拜见,并愿意把买来的姓叶的女儿给袁世凯。袁世凯因返回故里时没有携带妻妾,孤枕独眠,颇为难熬,因此有此机会,自然不会放过,便占有了这女子。后来,袁世凯查办盛宣怀案件而从家乡返回官署,即推荐张镇芳做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经常以私人的名义,到袁世凯的官署去见袁,叶氏听说张镇芳来了,便藏在居室中不出来,是羞于同张镇芳见面。张镇芳后来因事而被撤职,要求袁世凯另外给他安排一个好位子。袁世凯因为众人议论太多,久久没有答复,张镇芳便请求袁世凯把叶氏还给他。于是,袁世凯便给张镇芳颁了委任状。从此,张镇芳以要还叶氏为借口,屡次要挟袁世凯,袁世凯实在舍不得叶氏,不得不一再满足了张镇芳的要求。此事说起来真令人生笑。

      袁世凯向清延请假给叔母办葬事,慈禧太后嘱咐他秘密查办盛宣怀的案件。袁世凯抵达上海,来到盛的住宅,假装说抽空来看看,盛宣怀以盛宴款待袁世凯。席间,袁世凯瞧见了盛宣怀的婢女桂儿。便想强迫盛宣怀把她赠给自己,盛宣怀不好公然拒绝,只好换成另一个丫环,慌称是桂儿,送给袁世凯。袁世凯识破了盛宣怀的掉包计,责问其实,被换来的女子只好以实情相告,说自己是桂儿的妹妹。袁世凯颇生气,准备派人把她给盛宣怀送回去,但又着实喜欢她的模样,所以想把她留下来。盛宣怀知道情况后,笑着对家人说:“我说过袁世凯这人好色如饥,就像兼收并蓄的古董收藏家一样,虽然给他一个伪造的假鼎,也乐于收藏,今果然如此。”袁世凯带着假桂儿返天津,给她起名为贵姨,排为第九姨太太,贵姨同袁世凯前不久新纳的小妾叶氏关系最好,原来贵姨也是扬州人,同叶氏是同乡,所以亲善。

      袁世凯共有妻妾十人,生儿子九个,女儿十二个。一天,他盯见了洪姨太的两个婢女,很喜欢她们。从此,袁世凯必定睡在这两个女子处,夜夜不空。到袁世凯五十寿辰,妻妾子女都登堂给袁世凯祝寿之时,这两个婢女也随着他们跪拜在阶下,于夫人感到诧异,问她们是谁,仆人们告诉她说是十姨太和十一姨太,于夫人愤愤地对袁世凯说:“没想到我回老家给儿子克良完婚,来去共两个月,而你就又弄来了这两袁世凯自从退居彰德以来,终日或闭门不出,或带着他的哥哥和儿子乘小船往返于洹水之滨,他自己则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装扮成一个渔翁,坐在船头,一手执钓鱼竿,一手持船桨,荡漾在绿水碧波之间。有时,袁世凯又带上妻妾好几人,让她们都打扮成村妇的模样,驾着小舟,靠着自己的船而行,以此而为乐趣。由于几个姨太太都不会划船,袁世凯便出钱请船夫的女儿教她们。船夫的女儿年龄约十六、七岁,不施脂粉,别有一种自然清纯的风韵,袁世凯喜欢上了,便叫来她的父母,给了他们一些金子,让他们把女儿卖给他。不料,这女子已经许嫁人家了,袁世凯便命令她的父亲向男家悔掉婚约,强把聘礼退还回去,男方害怕袁世凯的势力,不敢争斗。但是,男方有个舅舅是专门帮人打官司的远近出名的讼师,听说袁世凯依仗权势,擅夺民妇为妾,便唆使男方父亲向官方上告,慌称船夫把女儿卖为妓女。官府受理了这一案件,发出公文,把船夫拘押到案,还没有开始审理,而袁世凯的秘信以及赠送的银钱便已经来了。因此,官府立刻改变了态度,反而指责男方的父亲凭空捏造,陷害别人。讼师知道官府受袁世凯指使,便让男方的父亲在群众中间散布消息,说将要赴京上告。这时,清政府虽然放袁世凯返回故乡,但仍然瞅着他的空子,欲借故给他判罪,所以讼师便以这个要挟他。袁世凯听到这一传闻之后,便叮嘱亲信某某,把讼师邀请到府上来秘密谈判,愿意给他三千元为酬献,并且每月另给津贴若干,让他不要唆使男方上告。这讼师答应了袁世凯的条件,事情便平息下去了。从此,这个讼师便奔走于袁氏之门,袁世凯挺欣赏他的才干,为他谋了一个职位,并且把来函拿出来让他看。讼师一看,知道原来是某省的制军聘自己为其幕府的文书,因而异常高兴,再三向袁世凯表示感谢。袁世凯告诉他:你应该马上动身赴任,路费如不足,我送你五百元。”这讼师如期而行,前去某县上任去了。但是,不久他的妻子却听到消息说自己的丈夫在途中遇上强盗,抢走他所带之钱,然后杀了他。袁世凯立即召来讼师的妻子,装作对他丈夫的遇难非常气愤,说道:没想到你丈夫的命这么薄,我一定去函给那个地方的长官,让他缉拿强盗归案,重加治罪。我给你几百元钱,你作为生活费去用吧。讼师的妻子拿着袁世凯给的钱走了。其实,是袁世凯派干练的仆人在路上截杀了讼师,以报复他唆使别人控告自己的宿怨,其手段之毒辣到了如此之地步。

      袁世凯在彰德隐居的时间久了,静极而思动,想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以及各地方的名胜古迹。袁世凯同徐东海到了浙江,他喜欢西湖的风景,又舍不得妓女忆秦楼,想要为她赎身,给了鸨母许多金钱,方才同意了。从此,袁世凯便携带忆秦楼住在湖心亭,准备等秋凉之后再返回故乡。这是发生在辛亥年七月间的事情。不久,武昌首义爆发,袁世凯带上忆秦楼取道浦口北上,转陇海铁路返回彰德。回家之后,袁世凯对诸位姨太太说:“我带回来了一位女先生,日后你们应当跟她学习读书写字,她将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几天之后,清政府来了命令,召袁世凯出山,袁世凯认为忆秦楼刚刚跟了自己,朝廷便起用了自己,可见她是个能带来福运的人,其他姨太太无法比得上,因此便对她特别好。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凡是秘密文件,全都归忆秦楼收管,其他姨太太嫉妒不已,便给她送了一个外号叫“女秘书”,表面上尊称,实际上是在讽刺。

      民国二年春天,袁世凯因过度劳累,经常觉得眼眩耳鸣心悸。有一个江南名医进京为袁世凯治病,他不用参、苓、芪、术等治疗这种病的常用药,只是告诉袁世凯多蓄养年不足十六岁的处女,每天晚上按次序让二人陪伴而眠,以少阴补老阳,只是不能同她们发生肉体关系。袁世凯觉得医生说的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先从丫环中选了一些,数目不够,又从民间女子中购买,假称是给府中买使女,买了不下几十人,轮流陪伴,不到二十天,袁世凯的病果然好了。这些女子中也有姿色相当不错而又情窦大开的,一旦同袁世凯同床共枕,未免动情。有一个名叫阿香的女子,还不到成人年龄,便早就同无赖小子姘居过了,并且珠胎暗结,她的父母却丝毫不知情,阿香进袁府后,知道袁世凯是一国元首,便殷情倍至,卖弄风骚,袁世凯情不能忍,便同她有了勾当。不过几个月,阿香的肚子鼓起来了,袁世凯便把她纳为妾,列为第十四姨太太,且喜自己到晚年说不定还又能得一个麒麟子。阿香仗着袁世凯宠爱自己,便乘机为自己从前的相好谋出路。她假称那无赖小子是自己的表亲,袁世凯立即命令侍从官把他增补为卫士。袁府中规定,凡采购物品,都由司务人员来具体经办,唯独阿香破了此例,让已成为袁世凯的卫士的自己相好承担其事。洪姨太识破了阿香的秘密,便设计害死了卫士,袁世凯到此时方知道了实情,命令把阿香囚禁在另外的房子里,事情便这样了结了。

      袁世凯的第十五姨太太,是洪姨太的堂侄女。袁世凯到中年以后,最喜欢玩弄年轻的处女。洪姨太的哥哥洪述祖有一个堂兄,他的女儿名叫翠嫒,生得玲珑娇小,令人疼爱。到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元首之后,洪姨太把翠嫒招人袁府,以叙姑侄久别之情。袁世凯见到了翠嫒,见她是一个绝代佳丽,便私下里对洪姨太说:“你那侄女,颇可人意,比你容貌还要姣好,我特别艳羡她。”洪姨太想要加强自己的势力,便从中搭桥,让翠媛做了袁世凯的小妾。翠嫒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之后,转过来又防忌洪姨太。洪姨太知道了之后,指使自己的心腹婢女散布流言蜚语,说翠嫒嫌弃袁世凯年老体衰,偷偷地同袁世凯的儿子通奸。这话竟传到了袁世凯耳中,袁世凯由此防范甚严,限制的自己几个儿子不许擅自进入姨太太们住的地方,即使侍从们如不是奉召,也不准迈进门槛一步,其时,翠嫒已经有了身子。后来,蔡锷将军和唐继尧在云南起兵反袁,军情传到北京,袁世凯万分愤怒,竟亲手用刀杀死了翠媛和她所生的儿子。这是一怒之下,又想起了前此传说的翠媛同自己的儿子私通的事,在失去控制之下便做出了如此残忍的事情。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妻子听说公公将实行帝制,自己要做皇帝,猜想东宫太子之位,必定属于自己的丈夫,于是夜郎自大,俨然以未来的太子妃的身份自居。平时,她除了对于丈夫袁克定还稍稍小心谨慎一些外,其余的凡是袁世凯的那些姨太太以及服役的婢女仆妇之类,无不以矜持的态度对待之,对她们说话非常沉稳老练,认为不这样便不足以为天下母亲做榜样。袁克定有个小妾叫红珠,原来是个戏子,瞧见正室夫人作出种种丑态,便忠告她不要如此,谁知她不但不听,反而喝令婢女用木棒把红珠打了一顿,打得遍体鳞伤,袁克定心痛了,责备夫人说:“你还没有居于皇妃之位,使如此作威作福,真是太不应该了。”夫人反唇相讥,两人吵成一锅粥,比唱戏还要热闹。

      袁克定平时最喜欢狎妓,一向同某胡同的妓女小灵仙往来密切。到父亲袁世凯实行帝制之后,克定同六君子、十三太保等每天忙于处理各种事情。无暇再去妓院厮混了,小灵仙怀疑克定把他疏远了,便又另找到了新欢。一天,小灵仙正在同一个富家子弟谑浪调笑,下流狎亵,不堪入目。恰恰在这时袁克定来了,看见其情形,不觉妒火中烧,上前抓住小灵仙的头发,使劲打她的耳光,并对她说:“我还准备那天给你一个贵人的位置,谁知你竞没有福气消受。”

      袁世凯共有十六个儿子,而最爱第四子袁克端。袁克定非常嫉妒,私下里罗致了一些文人学士以及有武力敢拼命的勇士,把他们养在门下,衣食优厚,并给他们好多钱,以便他日能效忠于自己。这样的食客,袁克定养了一百多人。

      花元春是京师的名妓女之一,袁克定同她厮混。一次,袁克定对元春说:“有朝一日,我父亲登上了皇位,我便是太子,一定选你人宫做贵人。”花元春笑着答应了,因此开始叫袁克定大阿哥。当时,各省请愿团入京,上书劝袁世凯做皇帝,各界都有代表。杨度等人想让妓女也组成请愿团,加入请愿行列,以别具一格。因此,印制了无数传单,在各妓院中散发,称妓女们如果上书请愿,到袁世凯登基之后,必定会对她们有所敕封。于是,妓女们便也列名上书请求袁世凯称帝,名字排在最前面的是花元春,为的是她的名字吉祥。当时,幽默的人说袁世凯强奸民意下及妓女,袁克定听了笑着说:“大错特错,世上哪有强奸妓女的事呢?”

      袁世凯同梁士诒、杨度等人商议,拟在南苑操练一支军队,称为“皇帝兵”。袁克定为了同袁克端争一高低,也想招募一支军队,组成一个混成旅,起名“太子兵”,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袁克定便对人讲他父亲专制,竟然专制到家庭中来了。

      袁克定的儿子叫袁家融,年纪十一岁,仪表非凡,袁克定经常对妻妾们说:“家融这孩子龙璋风姿,颇有帝王之相。我父亲是皇帝,驾崩之后,应该由长子继位,所以将来皇位一定是我的,我死后一定传位给家融。”因此,家人们都叫家融为“皇孙”,而袁家融也以当然的皇孙自居了。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爱好文学,喜欢发表文章,系由袁世凯的二姨太所生。三儿子袁克良是张镇芳的女婿,在清华上学,考试老是优等,被派赴美国留学,是三姨太生的。四儿子袁克端,身材魁梧,皮肤白净,袁世凯最喜欢他,德国陆军学校毕业,也是三姨太生的。五儿子袁克权,天生资钝,爱好赌博,是六姨太洪姨太生的。六儿子袁克桓,喜欢绘图,测绘学校毕业,是四姨太生的。第七子袁克齐,钻研占卜星相等书籍,袁世凯要称帝,他推算了一番,便知道有凶无吉,大为不利,也是三姨太生的。第八姨太太叶氏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儿子分别叫袁克轸,袁克玖,是袁世凯的第八、第九子。克轸无能,克玖相貌俊美,品质纯朴,黎黄陂把女儿嫁他为妻。第十子袁克坚,第十一子袁克安,第十二子袁克度,第十三子袁克相,第十四子袁克捷,第十五子袁克和,或者在家中的私塾中读书,或者才刚离襁褓,没有什么可记写的事迹。

      袁世凯的长女名叫袁淑贤。是高丽姨太太生的,大有诗才,出口成章。二女儿名叫袁淑顺,是三姨太生的,贞洁朴素,没出嫁时,主持家政,无不井井有条。三女儿名袁淑婉,是叶氏生的,相貌秀美,风流自赏,不拘小节,出一千大洋,为母亲四十大寿时的筵席费。又召集女友,请来名士撰写寿序,然后求翁同斂书写,以便大增光彩。四女儿袁淑贞,四姨太所生,为人厚道,言语行动端庄,女红也不错,品德贞洁,许嫁杨度的儿子。袁世凯准备以公主的身份为她举办婚礼,不料还未举行,袁世凯便去世了,袁淑贞未能如愿以偿,真是既可怜又可笑。六女儿袁淑兰,为八姨太叶氏的掌上明珠。淑兰生下时两脚底有两颗红痣,袁世凯说这女孩将来必定大富贵,看相的人说将来能成为帝王之妃,袁世凯便把她许嫁给溥仪为妻,这样袁世凯便同溥仪有了翁婿关系,从而对她严加监督。订婚之时,淑兰年仅八岁,家人玩笑着对她说:“你的丈夫是已经退位的皇帝,你父亲是将要登基的皇帝,你是双料的贵人呀。”此外,淑缇、淑瑾、淑珍、淑梅、淑芸、淑玲、淑英等十一人,都是袁世凯的各个姨太太生的,因没有什么事迹可记,故从略。总计,袁世凯共有妻妾十六个,生儿子十五个,生女儿十四个,有孙子七个。

      陆建章宠爱的妓女湘云,本是越西妓院中妓女,同袁世凯的十姨太忆秦楼有姐妹之谊。陆建章同湘云商议,让湘云进京,走忆秦楼的门子,让她向袁世凯推荐,为自己谋一位置。湘云当日启程赴京。不到一个月,陆建章便得到了陕西将军的职位。陆建章感激忆秦楼,每个月都用大宗的烟土报效她。到袁世凯筹备实行帝制之时,陆建章首先上表称臣劝进,又请秘书为湘云拟写了一篇给忆秦楼的奏稿,其中有皇姐臣妹的称谓。除奏稿以外,又献了许多珠宝钻翠宝物,总价值约十万金以上。忆秦楼得到这些物品之后秘而不宣,所以袁世凯死后,诸妻妾都私囊富有,但又以忆秦楼为首富。

      袁世凯有一个怪癖,一贯喜欢白昼宣淫。他每到兴致勃勃、不可自制之时。便不拘何时,不论何地,也不论何人,只管行事。有时正在用餐或会客之时,如果兴致来了,即借故来到内室,只要看见上一个妇女,便拉住强迫从事。因此之故,那些婢女仆妇,遭到他玷污的,不可胜计。事后,袁世凯则一定给遭凌辱的女人许多金钱,称之为“遮羞仪”。因此,袁世凯的儿媳妇以及侄女辈们,都对他存有戒心,并想出了一个良方,凡是袁世凯平时经过的地方,她们决不敢轻意进入,惟恐他饥不择食,以致受到蹂躏。她们还特意穿上红裤以示区别,即使有时让袁世凯撞上了,也让他知道这不是自己下手的对象,于是望一眼便走了,不敢有染指的念头。婢仆中也有报定坚贞不屈主意的人,当袁世凯突然来到面前,欲加非礼时,坚决不从,不许他问鼎。这样的女子,纵然不至于丧命,也必将遭到袁世凯的鞭挞,立即被驱赶走,只因为逆抗了袁世凯的旨意。相传袁世凯的姨太太叶氏曾有一个丫环,长得特别漂亮,袁世凯早就对她垂涎三尺了,一天,竟以强迫的手段,欲加非礼,丫坏不允许,大声呼喊,袁世凯恼羞成怒,使劲打她耳光,丫环含羞受辱,无地自容,便上吊自杀了。袁世凯告诫家人谁也不要外传此事,把丫环人敛,埋葬到郊外,慌称这丫环是突然得暴病死的。

      袁世凯爱好女色,更迷恋女性裙下面的两只小脚。他认为妇人女子,最让人动心的是那两只莲花纤足,如果是自然天足,便不免蠢俗,毫无所取。因此,袁世凯的许多姨太太,都是窗窗娘新月,潘妃莲花,纤纤小脚。所有的小妾中,脚最瘦削而又有棱角的当首推叶氏,因为叶氏是扬州人,而扬州女子缠足的样式又是天下第一。袁世凯得到叶氏之后,命令其他姨太太以叶氏的小脚为榜样,刻意缠足,使其变小,如有谁不遵命,立即便把她赶走。于是,谁也不敢违抗袁世凯的意旨,只好勉力从之。因此,由于缠足而得病的,十有五、六,以致根本无法行走,从床榻到门口,都要有人扶着。袁世凯监督考察她们的成绩,如果有人阳奉阴违,立即鞭打惩罚。到袁世凯将要称帝时,杨度等人建议,袁世凯登基后,每样事情都必须与前清的惯例不一样,袁世凯笑着说:“第一,我的后妃们,在体质上便同满人有不同之处。”杨度等人不解其意都惊愕而不知说什么好,袁世凯继续说道:“爱新觉罗氏统治天下二百六十多年,其历代的后妃都是大脚,惟独我的眷属都是三寸金莲。”

      袁世凯改元洪宪的命令下达时,先命令设置称帝大典筹备处。起初,袁世凯尚且顾虑舆论的攻击,所以严格保守秘密,也不敢动用国库中的钱。由于筹备登基的经济力量不足,所以便由二姨太、三姨太发起,先由家庭内部捐款。袁世凯共有妻妾十六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十四个,每人资助一万元,称为人股,凡出资者,待日后袁世凯登基后,各能得到优先的利益。家中拟先为袁世凯举行朝贺礼,苦无礼服,便派仆人去戏班子中借戏装,京师梨园,搜罗一空。部署完毕之后,家人一起涌到袁世凯的寝室,其时袁世凯还在梦乡中,众妾把他推醒,让他起来,大伙一一跪拜在地,齐声说道:“敬请圣驾升殿,接受臣妾的朝贺。”袁世凯见众人都穿着华美的袍服,全是古装式样,与时装大不相同,便知道是从戏班中借来的,便笑着对她们说:“你们如此恶作剧,这不等于让我登场扮演大花脸吗?”

      袁世凯改元之后,曾设家宴庆贺,众后妃太子公主都参加。宴席中央,设有两个座位,一个袁世凯自己坐,一个空着,等待于夫人前来,其他眷属,都分坐两旁陪侍。酒过数巡,于夫人还没有到,袁世凯派人再来敦请,强让她前来入席,终于来了,但面带愁容,两眼泪汪汪的,入座后,突然对袁世凯大声喊叫起来。袁世凯气得咬牙切齿,愤恨难忍,准备痛打她一顿,多亏众嫔妃极力调解,方才没有酿成惨剧。这一晚上,全家不欢而散。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堂兄,听说袁世凯改元,便起兵讨伐,并且宣布了袁世凯的二十四大罪状,河南都督张镇芳对他说:“您何必要在我管辖的地盘内起兵,让我左右为难呢?”于是,袁世彤便进入陕西,准备在此起兵讨伐,陕西都督陆建章抓获并杀了他。袁世传也是袁世凯的族弟,以修家谱为借口,将袁世凯的名字从家谱中除掉了,召来工匠刻板,印好后送发给亲戚朋友。袁世凯对众妃子和儿子们说:“老六用兵力革命,老七用文字革命,真是越闹越不像话了。”

      自从改元的命令颁布以来,凡是公文案件,一律改用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字样,而驻京的各国公使,却总是把袁世凯送来的公文退回去,并且送来各国的劝告,限令袁世凯于十五日内答复。袁世凯特别忧虑,洪妃对他说:“质问由他质问,皇帝我自为之,不要去理他们,那些公使不至于因没得到答复而兴师问罪的。”袁世凯听了直摇头,说:“这不是正当的办法。”江妃即忆秦楼说:“对内称皇帝,对外称总统,等登基之后,再正式给各国元首送去国书,要他们承认,那些公使岂能反抗呢?”袁世凯听了拍手称妙,江妃谑笑道:“这是所谓双料头衔。”

      赵连壁在财政部供职。一天,他核算帐目,到晚上八点钟还没有离开办公室,其他人都已经走了。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赵连壁急忙拿起听筒,问是何处打来的。这时,一个非常柔媚的声音回答道:“我是江妃宫中的嫔女,你是虞贵人(袁世凯的第十四姨太太)的住处吗?”赵连壁听到这里,知道是电话接错了(袁世凯住的新华宫中有电话百余部,袁世凯的眷属子女的房中都设有电话),不觉好奇心起,便回答道:“我就是虞贵人的仆人,姐姐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只管说。”紧接着又听到听筒中答道:“万岁爷刚才在江妃宫中用晚餐,吃完后说今晚留在这儿住,不上别处去了。江妃因江潮忽然来了,不便于承幸,已推荐虞贵人代替她,已经得到万岁爷的同意了。这会儿,万岁爷因杨小鬼(宫中称杨度为小鬼)有重要事情面陈,已出去见他了,过一会儿就会驾临虞贵人处,江妃命令我预先通知一下,让虞贵人早点作准备,以免临时仓猝忙乱。”赵连壁连连答应,说:“承江妃及姐姐关照,我这就去告诉虞贵人。”听筒中又继续说道:“昨天虞贵人托江妃代制黄角蜂药(春药,清朝皇帝多用之,袁世凯也离不开此物),还没有配制完毕。今晚万岁爷宠幸虞贵人,急需这东西,不知虞贵人还有存余的没有?”赵连壁慌称:“没有了,怎么办昵?”请姐姐给想一个变通办法吧。“马上听筒中笑着说道:虞美人真是年轻不懂事,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江妃商量,暂借一点用看行不行;姐姐您稍等一下,我去向江妃说一下。”不一会儿,又说道:我刚才同江妃说了,江妃说这种药如各人怀中的秘宝,哪能轻易给别人呢?虞贵人如果急需此物,是可以通融的,但必须互相交换好处,她才能同意。否则,请向别的妃子借去。“赵连壁故意苦苦垦求,说:你所说的交换好处,究竟是指什么物品,姐姐试着说一下,虞贵人无不答应。”听筒内又说道:从前万岁爷送给虞贵人钻石戒指一枚,江妃特别喜欢,她如果把这戒指赠给江妃,那么黄角蜂药品,马上就可以送到。否则,不要责怪江妃悭吝。听到这里,赵连壁笑不可忍,心想口头上慷他人之慨也未尝不可,于是应道:恭敬从命,就这样定了。说毕,有人进来了,赵连壁只好放下听筒。赵连壁回到寓所后,心里还在想着此事,深深地为没有完全了解袁府之秘密而遗憾。这也是趣史一桩。

      袁世凯因筹划帝制,操劳过度,身体大衰,萎靡不振,医生让他每天吃龟肉,一百天后即可康复。袁世凯听从了医生的吩咐,但又害怕让别人讥笑,于是便不让厨师烹治,叮嘱妃子们每晚给他做龟肉吃,外面的报纸戏骂他为“龟皇帝”,袁世凯看见报纸,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的宫中赌钱风气很盛,与清朝相比,要严重好几倍。袁世凯又生性挥霍,视钱财如粪土。他与人交往,专恃金钱,用钱来收买人心。对于妻妾子女们,只要有所求,他决无吝啬。所以,众姨太太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动不动就以赌博来消遣,各以所住之处作赌场,依次轮流作东道,袁世凯共有妃子十多人,每月每人可轮到两次。洪妃有一副牌,全是用羊脂玉作成的,镑刻极工,系出自京师著名画家宋小坡之手笔,其价值约在五千元以上。聚赌时,有的打麻将,有的打扑克,有的玩别的,喧嚣吵闹,而胜负数目之巨,尤其骇人听闻。一天,某妃子过生日,大伙集资办筵席为她祝寿,筵席完后人局开始打一圈输赢为五万元的麻将。听说这天洪妃竟输了两圈以上。因输的数目太大了,洪妃坚持要增加圈数,再打下去,以图东山再起,但别的妃子不同意,正相持不下之时,袁世凯恰好来了,原来已经到了他休息的时候了。袁世凯见洪妃悻悻不乐,忙问她因何缘故,知她赌输了,就笑着对她说:你今天赌运不佳,我替你重整旗鼓,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袁世凯一定要众妃子同他赌,大伙不敢逆其旨,勉强服从。刚一交锋,袁世凯又大输,于是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骂个不停。原来,袁世凯性子特急,在赌博方面,向来品谊不纯,一不顺心,便作出这副模样,并不是爱惜金钱。继续打下去,袁世凯照样还是输,便扔下牌离开,让洪妃再次人局。这次赌,洪妃共输了十多万元,她坚决不承认,要袁世凯赔偿损失,袁世凯笑着如数给她了。

      袁世凯为自己筹备的称帝时所用的物品,无不穷极侈丽,而祭天和登基时的礼服,尤为壮观。衮冕用赤金线盘织而成,上面缀饰满明珠,每个宝珠都有指头那么大。冕的四周,垂以九旒,每旒上面系着十粒宝珠,冕檐上嵌着拇指大的东珠,又大又圆,光彩璀灿,其余如钻石之类,不可胜计,价值约在五十万元以上。据袁世凯的亲信说,这套制装,袁世凯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仅仅穿戴过两次,第一次是冬至祭天之时,第二次是在除夕之日。袁世凯本来准备在民国五年的正月初一这天登基,恰好蔡锷、唐继尧先此几日在云南宣布独立,袁世凯大为扫兴,拟改期登位。谁知到时,贵州、广西又响应蔡、唐之举旭宣布独立,袁世凯怒不可遏,说:“我誓死扫清天下,然后再安然登位。”众妃子则认为登基之事何等重大,岂能一再改期,便要求在正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也用劝谕众大臣的话语劝谕她们。除夕之夜,袁世凯把于后、众妃子以及子女们召集起来,共聚一室,饮酒欢乐,称之为“合家欢筵席”。大家守岁坐等天亮,袁世凯则懊丧万状,郁郁寡欢。洪妃举酒相劝,袁世凯不忍拂她的好意,一饮而尽。其他妃子以及子女们也轮流把盏敬酒,袁世凯来者不拒,——饮之,不一会儿,便醉倒了,伏在案子上睡着了。很快,天就要亮了,洪妃急忙把登基时用的冠冕、礼服取出来,吩咐其他妃子们快给袁世凯换上。袁世凯从醉梦中惊醒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洪妃慌称天气忽然寒冷了,所以为陛下穿皮大衣,然后扶入宫中就寝,袁世凯糊里糊涂地答应了。换装完毕后,袁世凯被扶进两人抬的小轿之中(袁世凯平时在宫中从不步行,一定要两人用轿抬着,因为他害怕走路),抬到太和殿,安放在座位上。这时,那些鼓动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功臣们早已肃立丹墀下面了,已恭候了许久。这时,袁世凯醒过来了,听见了三呼万岁的声音,急忙睁开睡眼看,只见众大臣们都跪拜在自己面前,再看一下自身,已换上了帝王的服装,心想真奇怪,怎么到了这里。然而,既然已经南面而坐了,大臣们又都北面而拜,这是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的,只有接受的份了。帝制被迫取消后,袁世凯命令将所制的冕旒衮裳一律保存好,但众妃子们把冠服上宝珠钻石偷摘下来,平均分配了。听说那颗最大的东珠,让洪妃拿走了。袁世凯死后,于夫人和袁克定检查这些东西,但统统都不翼而飞。

      袁世凯在少壮之时,除娶了许多妾外,又喜欢在妓院中鬼混,曾经染上了梅毒,深入骨髓,但因身强体壮,没有发作。到了晚年,身体衰弱,从前遗积在身上的病毒,全部发作了。刚开始发作时仅出现在下体部位,渐渐延及全身,头上以及眼耳口鼻之间,出现了无数猩红点,而嘴唇和舌头则浮肿了,口角不停地流涎水,浑身散发腥臭味,使人不敢近前去。而且,吃饭时无法咽下食物,即使用匙子灌,也难人口。姨太太叶氏可怜他如此痛苦,便亲自口对口地给他喝食,以免他饿死。这样一来,叶氏也染上了病毒,不久也卧病不起了。

      一天,袁世凯午睡起来,觉得腹痛难忍,如万箭攒刺一样,急忙让人扶他上厕所。刚蹲坐下,忽然觉得头眩耳鸣,很快就昏迷过去,竟掉到茅坑中了。侍从们赶紧把他救上来,已经是遍身屎尿,臭不可近了。众妃子见他这样,都捂着鼻子躲开了,只有第八妃子叶氏给他清洗,换上了干净衣裤。袁世凯抓住叶氏的手臂,长叹一声说道:“你平日虽沉默寡言,但能任劳任怨,毫不奸滑,今天我才知道了你的一片诚心。”从此,袁世凯每晚便住在叶氏的房间,同其他妃子都疏远了。

      袁世凯生病时,肝火上升,仆人做事稍不称意,便骂不绝口,还不解气,便鞭抽棒打,如果碰上他怒火正旺时,竟把刀子都使上了。一天,袁世凯想喝稀粥,命令厨师去做。厨师因他急着要喝,仓猝从事,以致稀粥中的米还稍微有些硬,煮的时间不足。袁世凯一喝,不觉大怒,把碗摔在地上,立即把厨师叫来,命令两三个侍从把他的衣服扒下,绑住手脚,取来木棒狠命笞打他的大腿和屁股,直打得血肉横飞,骨头都露出来了,还不停下来。厨师突然遭此毒打,不知犯了那条罪状,又不敢直接发话相问,只好不住地高呼冤枉。袁世凯听了越发恼火,喝道:“你把没煮熟的粥给我吃,是要害我的命吗?我非把你打死不可。”又对侍从们说:“没有把他打死之前,不要停下来。”侍从看见厨师的腿骨几乎要断了,已经昏迷不省了,不忍心再打下去了,趁袁世凯同别人说话之机,便停下来不打了。袁世凯听不见了木肉相搏的声音,喝问道:“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侍从们谎称:“他不出声了,大概已经死了。”袁世凯便让人验视,看厨师是否真的死了,这时厨师突然又呻吟起来了,袁世凯笑着对侍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哄骗我,难道受了他的贿赂吗?”立即叫来另一个侍从,把先头行刑的那个侍从当场斩于台阶之下,并且割下厨师的头,命令抬到郊外草草埋掉,其暴虐达到了如此的地步。袁世凯平时对于侍奉他的人,还算和气,现在一改过去,是一种反常,而反常则往往是不久于人世的征兆。不久,袁世凯便死了,果然应验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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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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