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后世得平反

  • 发布时间:2015-09-19 14:54 浏览:加载中
  •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进攻北京,崇祯则自缢在煤山上,南明朝廷的大臣们又面临着解决王朝继统的问题。北京的这次劫难,崇祯的三个儿子没 有一个逃出北京,只好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 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 英认为这样的皇帝更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却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 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人做了皇帝一定会祸国殃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 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30万。武昌的宁 甫侯左良玉,拥兵20万。

      福王继位之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着朝廷的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 人,史可法因受到排挤,离开了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则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 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 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当然也毫不 逊色。将领们一样也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不关心,也毫不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的兵只能“虚夸不中用”,唯高杰的兵战斗力强。高杰这个人凶悍桀 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着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 原”。不料许定国却暗通清兵,他设计在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的时刻,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 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 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清兵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明朝灭亡后,1646年12月在广东肇庆建立的南明永历政权曾经为袁崇焕平反。然而不到一年,永历政权就覆亡,因此这次平反的影响十分有限,袁崇焕的冤 情还是鲜为人知。时隔五十多年后,清朝步入了康熙盛世,满汉民族仇杀的伤口逐渐愈合,原来属于军政机密的历史档案逐步公开。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 朝向全国颁行《钛宗文皇帝实录》,皇太极在南苑密设反间计、纵杨太监归明等细节公诸天下。到这个时候,袁崇焕沉埋53年的冤情才真相大白。又过了近一百 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校阅《明史》,了解到袁崇焕的冤案,感慨万分,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袁崇焕在辽东做将帅期间,虽然与我大清为敌, 但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和守卫边疆的职责,在明朝政局混乱、皇上不辨真假的情况下遭受惨刑而死,实在可惜,令人同情。”乾隆皇帝下令有关官员查明袁崇焕子孙后 代的情况向他奏报。一年后,清朝广东巡抚尚安将查明的情况报告了乾隆皇帝。袁崇焕没有儿子,由嫡系堂弟袁文炳的儿子继承香火,到这时已传承五代,有一个叫 袁柄的五世孙,略识文字,明白事理。根据尚安的奏请,乾隆皇帝批准按照安置熊廷弼后代的做法,补选袁柄为低等官吏。同时,为袁崇焕及当年冒死替袁收尸埋葬 的佘氏修建坟墓,表彰两人的忠义气节。袁崇焕的冤案算是真正得到了平反。

      到了民国初年,康有为出面,各界人士在袁崇焕的墓旁建立袁 祠。1984年,经佘家传人佘幼芝争取,北京市政府将袁墓、袁祠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耗资500万元迁出其中的居民,全面维修,并于当年11月 对外开放。佘家17代人历时372年为明朝杰出将领袁崇焕守墓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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