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崇的故事:三朝拜相整顿纲纪——姚崇传

  • 发布时间:2017-03-21 03:04 浏览:加载中
  • 姚崇的故事:三朝拜相整顿纲纪——姚崇传

      一、三次为相

      姚崇(650~721),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官衡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授社州司仓参军,不久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刊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武则天是个有为的女皇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提升为兵部传郎,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姚崇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征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也”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圣历三年,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风阁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风阁驾台三品。

      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

      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他还是凤阁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驾台中章事,做了宰相。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等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人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候,食已二百户。

      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惟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顷与公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

      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以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王夫之语)。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剥了张束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姚崇罢相后,先后在毫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

      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

      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中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开元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开元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

      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间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于,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十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切中时弊,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姚崇此时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当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国法入手。他看到武后未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她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住主之”。从此请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一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在整顿吏治方面姚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京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千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上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入不敷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罢兔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考,可人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

      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提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姚崇荐官取土,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来艰,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别降墨敕除官”,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整治的主要做法。

      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来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挂由录率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路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姚崇重视用法制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二、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只好求上天显灵接交,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

      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一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他说:“庸儒拘泥于咬文嚼宇,不知通变……令山东蝗虫到处成灾,再加上不断繁殖,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

      为了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谋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的这一番话,坚定了唐玄宗的决心。他对左右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议者死。”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对州一地就扑获蝗虫一十四万石,而人汁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蝗虫是渐止息”,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佞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好人,使坏正法”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佞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于他开府仪同之司。

      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之间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戒,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荷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欣然同意。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际,还嘱子孙不要信佛,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迎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并嘱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时之衣,备一副而已。”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她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雄;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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