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现炎帝陵》第三章 炎帝神农氏踪迹_第十节 两个炎帝陵

  • 发布时间:2017-11-30 17:28 浏览:加载中

  •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议题。

      流传至今历代载入祀典祭祀的炎帝陵,天下有两处,山西高平为其一,湖南茶陵为其一。

      炎帝神农氏远祖,怎会相隔两千余里身葬两处?若有孰是孰非,又怎会同为“炎帝陵”?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关系?

      本书通篇论证高平炎帝陵与大片遗迹群的历史,这方面自不必多说。那么,湖南炎帝陵情况又怎样呢?半东明程原生2012年亲赴湖南考查基本理清。

      湖南炎帝陵

      南宋孝宗时代学者罗泌著《路史》47卷。《路史》即“大史”之意,记述了上古“三皇五帝”以来有关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文章华丽富于考证,取材繁博言之成理,是记载中国神话历史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从罗泌的著作宗旨看来,对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深表惋惜。故此书之丰富内容,对远古史是一个重要的补阙。

      《路史》对炎帝神农氏族,有着比一般古籍文献更为详尽的,关于氏族系统来龙去脉的记载,几乎构成这方面独有的特点。其中对“黄帝后姜姓国”,即轩辕黄帝主政后,炎帝神农氏族所属姜姓国流向记载之有关的部分尤为独到。其主要部分为:

      氐人:山海经云,炎帝孙灵恝生氐人为氐国。

      廧咎:杜例云赤狄别种。

      皋落:杜例赤狄别种,盟会图疏云:在潞州,今绛之垣曲县西北六十故皋落城是,世曰倚薄。

      赤狄:隗姓(赤狄潞氏皆隗姓),故上党地,今洺州地。

      路:参卢后,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即鸡泽、洺州鸡泽县)。周置潞州,今之潞城。汉故县,亦作路,有潞水(并之浸)、潞子庙。

      隗氏:《山海经》有员神隗氏,春秋隗氏之地。

      潞:齐邑。昔鲍子及潞者,一云土军县,今有地曰潞,汉之东露,而幽之潞县,亦有潞水(即潞河、露河也)。知后代之承袭,尤殷商楚郢所至以为名也。

      甲氏:潞氏属晋,灭之(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赤狄潞氏。十六年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皆潞之属。杜云:上党只潞城县东有古城,潞氏之国也)。

      留吁:潞氏属(亦灭于晋)。屯留故城南,即故留吁国也,与潞俱附中国(水经第十卷一名戎,屯与潞俱附中国),为赤部胡(索隐春秋地名云潞氏,今曰赤部胡)。

      露:参卢之封茶陵露水乡,有露水山。予访炎陵,稽其始封,字亦作潞,盖商周间衍于河东北尔。

      向:向姜国,今河阳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郦元云,轵南四十五有向城(轵故城在济源,地名向上,寰宇记在怀之河内西北二十七),璠预皆以河内轵西有向而无城,疑为苏田。按纪年,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向为高平)……。

      隨:隨侯炎裔(得虵珠者)。故李白云:汉东之国,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而世以为姬姓(详周后国)。

      黑齿:姜姓。山海经黑齿之国,帝俊生其中宜梁竟。

      小颢:参卢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

      黄帝……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诸侯咸进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

      鲁宣公十五年书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明年书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潞子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晋之不能仁义御于为夺易绝人之世也。神农之垗,在于荼陵。而潞水之乡潞水之山若诸潞之名,遍于荼陵攸邑潭衡之境,益以是知诸露之始有在于此,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书其爵土又书其名氏又别其种族,徒以见盛衰之不常,其重绝先王之世也。

      无关者略去,有关者摘录,仅此也洋洋洒洒,极为详尽,无愧“大史”之作。

      “垗”为墓地的界域,《路史》记载之“垗”“所葬代云衣冠”,非实际丧葬处,只是纪念性衣冠冢。且为“宋)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夐求,得诸南方”,因此有了湖南酃县炎帝陵庙,建于北宋乾德五年(酃县自荼陵东南部划分出来,荼陵后改茶陵)。此事发生于长治百谷山炎帝庙一次有记载之重修394年后,属上党地区历代延续炎帝祭祀历史上,曾风闻的一件南方的故事。

      据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吴道南撰碑记记载,宋太祖诏钦差至湖南寻访炎帝陵未找到,后梦一神指点,将茶陵一处指认为陵址,修庙祭祀。南宋罗泌所撰《路史》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同样记载为“衣冠”冢,而非实际丧葬处。作于宋太宗时期的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和南宋《方舆胜览》,均未记载茶陵有炎帝陵,可见对炎帝神农氏故去四千年后,宋太祖再来如此“指认”未予采信。

      《路史》虽有关酃县茶陵军(郡)有露水乡、露水山的记载,但明确考证“路,露也,是后繁之河之北东,商周别于赤白之狄”,以历史源流发展脉络,系统地证明了露氏来自晋东南上党地区。其中的注释——《姓篡》记载:“路——地,炎帝之后,黄帝封其与子于潞,春秋时潞子婴儿,子孙以路为氏。”《后汉书》记载:“犬戎,盘瓠之后也,今长沙武林之郡太半是也。”唐宋时期的这个“注”,能够说明是北方戎、狄氏族迁徙到长沙地区。

      从字源上看,湖南炎帝陵所在地先后称“荼”“酃”“茶”,几个关键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均不存在,可见无古地名。而“茗”、“荼”、“茶”为茶叶不同生长阶段采摘的名称,与炎帝神农氏并不直接关联。

      高平炎帝陵

      由《路史》的记载可知,潞氏历代繁衍于冀州(今山西省)、幽州(今河北省),都在黄河以北,并特别指出在“上党之郊”。这与《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女化作精卫于发鸠山完全吻合。

      关于南北两个炎帝陵,这段《路史》摘录最关键的三段为:

      1.神农之垗,在于茶陵……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

      2.露……字亦作潞,盖商周间衍于河东北尔。

      3.潞:齐邑……今有地曰潞,汉之东露,而幽之潞县……知后代之承袭,尤殷商楚郢所至以为名也。

      1.2两段阐述极为明确,湖南炎帝神农氏族,为商周时代来自山西上党。

      今人对其中“河东北”是哪条河多有疑问,这在古代却是常识。古籍文献中凡出现“河”均为黄河,其支流均为“水”,如泾水、渭水、洛水、汾水等等,今人逐渐改称泾河、渭河、洛河、汾河等,“河”与“水”明确区分的传统反而失落。(古籍文献中凡出现“江”均为长江,支流均为“某江”,如岷江、乌江、嘉陵江等。这与黄河区分支流的表达模式相同)。再来说“河东北”就容易理解了。

      中国古代中原文化集中于以风陵渡为中心点,200公里为半径的圆周内,那么上党地区当然就在黄河北偏东方向了。至于今黄河上游与下游地区,上古时均不在当时的“中原”范围。

      关于“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这个“衍”字,是“行”字中间加“氵”。“行”字的古字形是一个岔路口的象形字,中间加“氵”表示水流淌而去,组词如繁衍、衍生等。那么“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就是由“幽冀上党之郊”流动出去的人口之意。

      因此,湖南“神农之垗,在于茶陵……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这段记载已经非常明确浅显:茶陵的“神农”坟墓,于“商周”时代,由“幽冀上党之郊”,“衍出”而去。

      应该特别注意第3段,说明齐国有个叫“潞”的地方,显然与上党之“潞”一脉相承。而那里在汉朝称“东露”,既称“东露”,那么“东”是相对于西边的什么地方呢?幽州的西边,只有并州的山西,也就是只有上党之“潞”了。而所以得名,就如同商与周那个时代在楚国郢那个地方,因有“路”或“潞”的部落群体迁徙到达而得名“露”一样,齐国那里也因为有“潞”的部落群体到达而得名“潞”。汉朝记载了与上党之“潞”的区别,称“东露”。这一段还特别对一些古地名之得名的方式做了分析并举例说明,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源流。

      按字源分析,《路史》记载“露水山”为“潞水山”,是上党衍出的文化印记。而甲骨文、金文均无“露”与“潞”,显然是秦汉时对汉字加偏旁部首分类后,为区别而分别采用的字。对最原始的“路”字,《路史》特别记载“路:参卢后,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周置潞州,今之潞城。汉故县,亦作路,有潞水(并之浸)、潞子庙”,明确源头在上党。可见,南宋《路史》对“路”的源头已经做了分析与结论。

      对《路史》这一段的分析还不止于此,上党“潞”的氏族部落向南方迁徙的时间又得到另一个证明。

      神农氏族南迁

      《路史》记载的炎帝神农氏族“衍出上党”至湖南的时间为“商周间”,与《广东新语》记载周夷王八年北人南迁带去“五羊”与“黍稷”的精确时间吻合。

      那么,为什么商周时期炎帝神农氏族的后裔要南迁呢?

      举族南迁,一定有不得不南迁的原因。

      进入商代以后,商朝东夷各族诸侯屡屡征伐姜、姬姓诸侯国。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对西面的羌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进行征伐。《易卦爻辞》记载:“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人方、荆楚、周族等小国也经常遭到商的攻击,据《殷墟书契考释》所辑卜辞统计,商伐苦方就达二十六次。

      例如甲骨文记载对□方作战使用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五千;羌方一直是征伐的对象,最多时一次出兵三万人,一次杀伐可达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其中一次俘获的最大数目是三万人。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卜辞中还多用“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有时一次殉葬上千羌(姜)人。

      其中有一片甲骨卜辞记载:“贞:戊获羌?不其获羌?贞:戊不其获羌”?这是在问:戊能擒获羌人罢?不能擒获羌人吗?戊不能擒获羌人吗?

      另一片甲骨记载“乙已卜,宾贞:三羌用于祖乙”。这是记载的乙已日占卜,卜人“宾”询问:“是否杀三个羌人用祭于祖乙?”

      还有一片甲骨记载“癸丑卜,贞:小示,□(有)羌?贞:勿□(有)羌?二月”。这是癸丑日的一次占卜,问:“祭小宗时,要侑祭以羌人吗?”问:“不要侑祭以羌人吗?在二月。”

      《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誓词“纣有亿兆夷人”,所谓“亿兆夷人”,就是纣在征夷方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牧野之战,纣王一次武装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奴隶,证明武王誓词的真实性。专家曾对殷墟祭祀坑出土的人头骨作过科学鉴定,认为牲人的人种不是单一的,他们中有蒙古人种主干下类似现代的北亚、东亚、南亚各种系,这说明牲人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他们是殷商四邻的异族战俘。

      周王朝建立以后,战争较多地记录到简册之中,“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延续。

      《竹书纪年》记载“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周宣王……后五年……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亦见《后汉书·西羌传》)。

      《路史》记载:“鲁宣公十五年,书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明年书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潞子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据传之说,酆舒为政煞之,则酆舒者罪矣。晋之致伐,则执酆舒戮之,立黎侯安潞,子纪其政而还,则诸戎至矣。而顾灭其国执其君哉,踵是以降,伐廧咎如,败狄于交刚、于太原一,皆晋人有以见晋之不能仁义,御于为夺易绝人之世也。”

      《羊头山新记》对此作了总结:“潞子婴儿娶晋景公之姊伯姬为夫人。其臣酆舒专政,虐伯姬而杀之。鲁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晋荀林父帅师灭潞。事载《左传》。今潞城县东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即其国也。其国至神农冢一百六十里,此为先茔。”

      《水经注》记载“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即今太原市一带。周朝的晋国诸侯对姜羌戎狄的不断攻击,致使姜羌氏族后裔难以立足。

      表现在文化观念上:《礼记》记载“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自夏以上礼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可见为炎黄氏族后裔的夏朝失政衰落之后,商、周开始祭祀自己氏族的农神,不再祭祀姜羌神农氏族的神农氏。

      姜羌氏族后世的生存处境如此艰难,祭祀宗主之文化内涵也被取代,那么发生在商周期间的炎帝神农氏族后裔南迁,就是别无选择、历史的必然了。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推算,周夷王姬夑即位于公元前893年,至今约2903年。这就说明,炎帝神农氏族于轩辕黄帝之后继续在山西存在了2000多年,到周朝周夷王那个时期开始南迁,炎帝神农氏族才开始在湖南出现踪迹,脉络比较清楚。

      虽然先秦以来的史籍上,曾出现过“路人供大竹”的记载,也只能是八世榆罔的后裔露氏(路氏)、庆甲等支系部落可能到达湖南的记载,当地为追念炎帝榆罔设立虚冢以祭祀。但说榆罔落足过湖南,尚无证据。因此,湖南学者罗立洲在其著作《神农论》中指出:“…但要神农本人再到湖南,显然是不可能的。故说炎帝神农氏之来湖南只可能是其部族后裔的一部分,经两千年繁衍迁移而来湖南的。”此说与“周夷王时南迁”时间相合,观点颇为中肯。

      《神农论》还指出:“我认为这里的神农氏,不是开创者的神农氏……有的学者认为炎帝陵为神农后裔立的纪念性的墓。宋罗泌云:‘古圣王久于其位,恩沾于倮禹,泽及于牛马,赴格之日,殊方异域,无不为位而建坟土至其哀敬’,就是说,古代有大功绩的圣王,后世子孙崇仰他,怀念他,故到哪里,就在哪里立坟敬祀,不必本人真葬其地。”

      湖南学者何光岳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炎黄学者之一,从事炎黄文化研究40余年,著有70余万字的《炎黄源流史》。何先生针对罗泌在《路史》中引用炎帝诞生于今湖北随州市厉山乡的说法,认为:“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地方诞生,无疑是后裔,也袭神农氏。隋县厉乡神农氏诞生地,当系榆罔南迁后的一个后裔。这一族人还有继续南迁的。周初,兵力达至江汉,周分封亲族……于江汉之间,才迫使这支部落继续南迁至湖南。酃县炎陵乡才出现炎帝陵。”此说显见出之有据。

      在全国著名的炎帝神农氏研究者中,炎帝154代孙,台北姜氏宗亲会常务理事姜竹先生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姜竹先生出生于浙江宁波,曾是国民党军队中校军官。1950年从舟山群岛退到台湾后,心情忧郁苦闷。为了排遣思乡之愁,遂萌发了研究家世祖先炎帝神农氏的念头。供职期间,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查找资料,退役后便投入全部精力专门研究长达30余年。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多次来大陆访问,寻根祭祖。陕西宝鸡、湖北厉山,湖南酃县等凡与炎帝神农有关的古迹举办大型祭祀活动,他总是不顾年老体弱,应邀参加。此外,他还从美国、欧洲等国外图书馆,托人找到不少炎帝族谱资料,他的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1995年3月,姜竹被香港国际交流出版社编入《世界名人录》。

      姜竹先生认为,山西是炎帝神农氏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神农帝位传至榆罔失政,致引起支孙蚩尤争帝位,也皆称炎帝。经轩辕氏帮助榆罔(炎黄联盟)将蚩尤首战于阪泉,后灭于涿鹿之战(所谓蚩尤与黄帝之战,所指皆称炎帝)。战后,诸侯共举轩辕氏为黄帝,降封榆罔于潞(山西),炎帝时代才结束”。

      《路史》记载的黄帝主政后,属于过去时代遗留之炎帝神农氏族属国与姓氏的、与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分别为“路”、“潞”、“露”三个关键字。

      汉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因此字意、字形相同或相近,偏旁部首组合的“部件”越多,表示逐渐出现更多的外延、区别与分类,因此常常能够说明造字的早晚。因此,从“路”、“潞”、“露”三字便可明显看出源流发展脉络应该为:“路”为主体,“潞”为分支与发展,“露”为进一步分支与发展。

      以此观点对照,果然“路”的笔划最少,《路史》记载为“路:参卢后,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即鸡泽、洺州鸡泽县)。周置潞州。今之潞城汉故县,亦作路,有潞水(并之浸)、潞子庙”。末代神农炎帝榆罔的第五个儿子为“路氏”,“路氏”的儿子则分为“潞氏”与“露氏”两支。故有《路史》记载的“今之潞城汉故县,亦作路,有潞水(并之浸)、潞子庙”。

      周朝设置潞州即今潞城市,所在地属上党羊头山周边范围,正是神农尝百草区域。而周朝设置潞州,时间比神农时代推后了两千多年,“路”也增加“氵”偏旁演变为“潞”,“氵”增加的依据是由于有潞水,为并州之“浸”,大水泽是其最重要特征。

      而“潞”的信息在另一地出现,则说明了这个氏族发展迁徙,到达齐国即河北山东一带古土军县的地方,汉朝时地名为东露,属幽州之潞县,南宋时地名为“潞”的地方,有河流为潞水(或称潞河、露河),这就是春秋战国时鲍叔牙曾涉足之“潞”的地方。由此可知“路”的氏族分支发展为“潞”的过程,和发展到河北山东一带的发展时间段。氏族迁徙、时间推移、氏族发展又逐渐开始出现“露”的氏族分支。

      汉字“露”的出现,开始主要体现为末代神农炎帝参卢(榆罔)的后代,居于初封之地直至商朝与周朝时期还在“河东北”即上党地区潞州(今潞城市)。黄河第一次改道,有史可查于周定王时期。对比《禹贡》可以看出,黄河这次改道经高唐县南,又折向北,至东露县西,会合漳水,然后下折,在今河北沧州黄骅市东流入大海。可见周定王时期,已有东露县地名,而且是漳水下游入黄河的地方。这就暗示了漳河上游部落逐水而居到达漳河下游的上古生存法则。

      与上党炎帝神农氏族及郯水(水)紧密相关的,是山东临沂郯城县。其地为氏族社会末期东夷之地,称“炎”地。周朝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

      魏晋时期,作家兼医学家皇甫谧在所撰的《帝王世纪》中称“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唐代司马贞在《史记·补三皇本记》记载“初都陈,后居曲阜”沿袭了这个说法。但《帝王世纪纂要》作者却并不同意此说法,坚持称炎帝“其初国伊,继国耆,合称又曰伊耆氏”,坚持《竹书纪年》的最初说法。但是,既然有“东露”的史实,又有得虵珠的隋侯炎裔的春秋故事典故,东露与曲阜都在山东,相去未远,“曲阜说”或许也有此由来。

      到了南宋罗泌著书《路史》之际,历经四千年,参卢(榆罔)的后代早已到达湖南茶陵县露水乡、露水山一带,却没有形成大的都邑城镇,仅留山水之名,颇具流落意味。如果想去那里详细考察炎帝陵及氏族的最初分封,就必然走入《路史》所述的“露亦作‘潞’”这个线索途径,舍此无它。因此,这个“露”字的演变结果,透露的是商周以后,“路”氏族部落由上党向山东、向湖南茶陵发展的历史脉络。

      诸多古文献典籍对炎帝神农氏多有记载、评价和赞颂,却少有对炎帝神农氏族在轩辕黄帝主政后发展的记载。《路史》这种分门别类的系列考证、源流勾陈如此深入,因此极为可贵,无愧“大史”之称,因此成为历代炎帝神农氏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山西省与湖北省之间看似隔着一个河南省,高平市与神农架的直线距离不过500公里。而湖北省与湖南省虽然接壤,神农架与茶陵县的直线距离却有750公里。因此,山西高平、湖北神农架、湖南茶陵三者之间,明显体现了神农氏族由坐主中原到转移南方的迁徙路线。

      以“双法字理”汉字理论为一种思想方法,以《路史》等详实的资料为素材,就可能探索发现汉字笔划里隐藏的更多文化内涵。汉字由“路”增加“氵”字旁与“雨”字头,向“潞”与“露”的演变过程,说明“路”氏族发展迁徙到有大的河流乃至海边大水的地方山东,再发展迁徙到多雨的南方湖南的源流脉络。汉字笔划内涵的信息量只会越变化越多,以增加笔划区别之,而不可能相反。

      《山海经》记载山西上党之水亦称郯水,说明了姜姓炎帝氏族农耕发展的辉煌时期在上党。这就完整勾划出炎帝神农氏族发展迁徙的历史全过程和总脉络,即:

      一、进入中原时期:“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共约两千多年。最初应该来自西部,并逐渐向气候温暖的黄河中游迁徙。后来神农氏在山西上党尝百草,始创农耕烈山耕作,定居并发展以羊与牛为主的畜牧养殖,开始有姜姓炎帝之称。《山海经》记载上党水或称郯水为其佐证。

      二、退出中原时期:轩辕黄帝主政后,炎帝神农氏族逐渐向山东、向湖北、向湖南、向广东、向云贵迁徙。各地地名及纪念性遗存为其旁证。

      所有古籍文献记载基本与此发展脉络吻合。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说炎帝神农氏在“陕西”的,侧重讲氏族发展走向;说炎帝神农氏在山西的,则全面讲述尝百草、种五谷、始创农耕、精卫填海、神农之死、陵墓所在、炎黄战争、榆罔守茔、遗迹群落等几乎囊括所有炎帝神农故事的内容;说炎帝神农氏在湖南的,仅以宋朝所建陵墓谈“崩葬长沙”。

      从气候学植物学本质属性来看,《诗经·硕鼠》仅记载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未有硕鼠食稻的记载,说明直至商周时代,中原文化尚未传播到江南稻作文化区。炎帝神农氏获嘉禾发明黍稷类五谷种植,只可能发生在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

      从社会文化价值来看,律度量衡,即累黍为尺,黍定黄钟,量具定义,权衡规范等,只能唯一地产生于山西上党羊头山。

      从遗迹分布来说,只有上党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链。炎帝出生、成长、创业、建国、殡葬、陵庙遗迹群,都在古上党羊头山方圆百里之内。

      因此,“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之中,尝百草始创农耕乃至辉煌发展的那一段历史,只能发生在山西上党地区。

      因此,明朝郑世子朱载堉综合了诸史,特别是重点研究了《路史》,总结炎帝神农氏族后期发展的脉络源流后指出:“今之长治县,即旧上党县也。山之东南八里曰故关村,村之东二里曰换马镇,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冢,垣址东西广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柘茂密,相传为炎帝陵。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愚按《路史》: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随后,朱载堉特别描写了炎帝神农氏族后来的境遇:“参卢之后政衰,其国浸削,至春秋时,为晋之附庸焉。无纲纪礼法,而民俗鄙陋,颇同夷狄。然以火德王,犹知尚赤,故谓之‘赤狄潞氏’。”这就是自炎帝神农氏族失政直至春秋时代,炎帝神农氏族在上党地区两千年之间的发展面貌。

      随后,“潞子婴儿娶晋景公之姊伯姬为夫人,其臣酆舒专政,虐伯姬而杀之。鲁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晋荀林父帅师灭潞”。至此,姜、羌氏族主体退出上党地区。此记载与姜、羌氏族迁徙至湖南的记载“商周间衍出幽冀上党之郊耳”完全吻合。

      朱载堉因此考证:“事载《左传》。今潞城县东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即其国也。其国至神农冢一百六十里,此为先茔,理或有之。又按:神农冢,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广衡州府酃县,载于祀典,每三岁遣官祭。其一即此冢。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

      1995年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山西高平发现炎帝陵,日本NHK电视台接踵报道。湖南未观望等待,立即报请国务院批准,于同年4月改酃县为炎陵县,并每年举办盛大炎帝祭典活动。这在各地努力发展旅游经济的今日,有此敏锐的旅游经济意识,是容易理解的。

      常有人论及炎帝神农氏先到哪里后到哪里。但是,如果没有获得五千年前炎帝神农氏的贴身起居行止原始记录,这种说法与判断依据何在?

      还有人怀疑炎帝神农氏自陕西到山西再到湖南,一生是否跑得过来?炎帝既在湖南,为何没有发明水稻种植,却种植北方的五谷?等等,那是把一个氏族几千年的发展与一个人的事迹混淆,概念不清。

      如果不能历史地、唯物地、辨证地考虑问题,这些疑问就永远没有答案。既然已知神农氏前后七十代,许多代氏族首领或许都称神农、或许都称炎帝,那么,这个氏族在中国前后迁徙发展多大范围,那必然是多少代人的长期行为,如果偏离全面地仅看作一人所为,或将几十代人的故事汇聚至一人,那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

      关于尝百草、种五谷,由黍稷这类谷物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发现、栽培、推广于北方的干旱地区。炎帝神农氏既然未能始创水稻栽培,说明当时尚未在江南活动,岂有“崩葬长沙”之可能?

      《博物志》中说:“榆州孤而无使,曲沃伐之而亡。”《汲冢周书》记载“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国为榆州。曲沃灭榆州,其社存焉,谓之榆社。地次相接者为榆次”,两个地名均在今山西晋中地区,事件记载均为春秋时代。另外,榆州后设榆社县,浮山县有榆社村,临汾县有小榆乡,解州有解榆,古亦为榆州。《路史》记载“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古空桑在今河南开封南陈留镇。足见神农末代榆罔的后裔群体遍布现山西晋中、晋南乃至河南北部地区。

      《路史》特别对炎帝神农氏族的后期走向,提供了历史性的关键说明:“商周间衍出幽冀上党”,即商周之前,炎帝神农氏族一直在始创农耕的幽州冀州之上党地区,商周时期才衍出至湖南,《路史》载湖南“所葬代云衣冠”,即是准确的说明。

      且不论湖北神农架世传《黑暗传》云“神农上了羊头山”,也不论《山海经》记载“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象羊头”,更不谈羊头山秬黍为中华文化“律度量衡”之本,仅就事理而论,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获嘉禾,其子农官“柱出兹山”,蚩尤逐帝榆罔而“出羊水”。仅此,自炎帝神农氏始祖开始,八代之中即有三代明确记载在羊头山。岂有其中某一代者自己要求被千山万水抬运至长江之南蛮荒之地埋葬之理?

      但是,既有“崩葬长沙”之说,就一定有其所说之原由。晋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这是炎帝身故的最早记述。这是继承了西汉的《淮南子》记载,天下分东、南、西、北、中五帝,而“南方火也,其帝炎帝”。《淮南子》多有道家阴阳五行之说,因此不免附会。以后,东汉的《白虎通》又进一步说“炎帝者,太阳也”。或许因此缘故,炎帝似乎开始成为离广东不远的南方籍人士。

      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一不在中原立国安邦,故有“逐鹿中原”之说。凡去岭南,在个人多为“失意流放”,在国家多为“国破流亡”如南宋、南明,或国家分裂为南北朝等,岂有一统天下而皇帝忽居南、忽居北、忽居东、忽居西之理?我国历代国都地址乃至三皇五帝活动地区的记载,都无法证明此说。即使交通如此发达之今日,国家首脑与首都也断不会如此随意搬迁。

      五帝之说源于汉代盛行的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一切都以“五”而划分。如天地划分为“金木水火土”,金属划分为“金银铜铁锡”,人体划分为“心肝脾肺肾”,五味为“酸甜苦辣咸”等等。一年四季为此不得不穿凿为“秋、冬、春、夏、长夏”五季,四个方向附会为“东、西、南、北、中”五方。人间帝王因此出来个“五方五帝”,难道仅有一帝在中原,其余分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轮流称帝乎?纵向历史长河,岂能改为横向平面分布哉?

      “盘古开天地”,“嫦娥奔月”,那是先民神话时代的观念产物,现在科学时代只能将其看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虽已脱离神话时代,却尚未进化到当今科学时代,属于过渡时代的产物,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阴阳思想是宇宙间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阴阳五行”学说作为阴阳思想的一种思维框架,其中有价值的成份很独到,但一概论之则有问题。如金属已知岂止五种,我们现在随身的器物就离不开铜、铁、铅、铝、镍、镉、镁、锰等,元素周期表上带“钅”的字就已经有64个。对应中国“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的,是印度的“地、水、风、火”四种本原,没有听说因为缺了哪几种,印度国家就怎么样了。五行学说或有其一定意义,但随意套用,结果常常会莫名其妙。

      按照五行学说的五方五帝,南方必须有一“帝”。按《路史》载“官长师事,悉以火纪,故称炎焉”,男苹注释“世纪》云: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为炎帝。关尹告列之子,神农有炎之德者”等等。就这样,虽然炎帝神农氏在北方辛辛苦苦种黍稷五谷,但似乎应该配位南方之帝,因此就被请为“位在南方主夏”,尽管从未听说他去过南方种过水稻,也未听说炎帝神农氏去南方如何播生嘉谷。

      诸多古文献均有记载的炎帝神农累黍为尺、黍度黄钟,“制雅琴度瑶瑟”的音律之依据均为秬黍,地点就在《山海经》记载精卫填海所述“西山”时的立足点羊头山。“醴泉》书断云: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颁时令”,“太平寰宇记》记载羊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海经》云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象羊头”等等,均记载为上党羊头山。忽而炎帝成了“配位南方”,洛阳种植秬黍品种尚且致“钟率失准,历象失占,孔穴乖错”,不知南方何来嘉禾秬黍以度量衡?何以确定音律?何以颁令《穗书》?(飞机车船运送乎?)假定曾专程前往南方公干或私访时崩葬,也从未听说炎帝神农氏去南方的任何记载、事由和道理。

      一个五行配位推出一堆矛盾,始终没找到任何一个自圆其说的完整说法。详细研究《路史》记载,终于逐渐领会此中原委。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取得皇位,为了表示奉天承运,理应承继大统,随之遍访天下帝王陵墓,修葺维新。《路史》记载:“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夐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原来是一次“梦”遇“炎帝”以后生出的事。

      对此男苹注曰:“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太平兴国中,将事官覆舟惮险,奏徙县南隅。庙有胡真宫殿,云帝之从臣,帝病告以当葬南方,视旗所矗,遇蟜即止,因葬于兹。今中途蟜梁岭也,梁坑有辙迹。淳熙十三年,予请守臣刘清之奏,于陵近复置庙,乞以陵前唐兴敝寺为之,谓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时未尝有西方之教。君从之,即命军使成其事,未竟而去。”

      《路史》及男苹的注果然对此事的记载较为详尽,说明赵匡胤梦中得到启示,即位第八年(967年)于鹿原陂建炎帝庙,赵光义即位之际(976年)迁至酃县以南。据庙内胡真宫殿记载,炎帝病危时,告大臣要葬于南方“蟜”的地方,后葬于此。

      到南宋时的淳熙十三年(1187年),庙的住持通过官员上奏,说炎帝庙建在佛寺旁边,佛寺正而炎帝庙偏,奏请建庙于佛寺位置。佛教是外来宗教,尚且建造在先占了好的位置,炎帝庙在其后建造,也没有办法。此事获得准奏,但受命者并未执行其事。南宋时所撰《路史》表示“我宋火纪,上协神农,岂其苗裔邪”,即炎帝庙建在佛寺旁边,神农似乎成为佛教中人的后裔?怎么成了这个关系?问题提的极为尖锐。

      依照庙里的记载,似乎炎帝病危时要求离开始创农耕的中原所在,一定要千里迢迢葬在南方蛮荒之地,似乎没有任何道理与原由,所述难以自圆。特别是“帝病”留言,此说恰与炎帝神农氏尝百草“中毒”不治而亡相互矛盾,难以置信。而至今湖南炎陵县介绍炎帝神农氏还是尝百草中毒而亡,与此说完全不同,可见湖南历代学者对此说也未予采信。同时,宋朝距神农时代远隔四千年,何来“衣冠”?“衣冠冢”之说亦不成立。宋代建造湖南炎帝陵的存在能够说明的,只是我中华炎黄子孙对远祖的一厢追念。

      一个皇帝的一个“梦”想,尚不知真假,竟引致历代对此“梦想”之延伸发挥,不乏幽默。

      湖南炎帝陵源头概略如此,可见炎帝陵建于湖南,并无历史依据。至今互联网上湖南炎帝陵,还是使用高平炎帝陵碑的照片。

      随州炎帝传说由来

      轩辕黄帝统一天下后,炎帝神农氏族逐渐退出中原,除向其他方向流散之外,大批南迁。迁徙过程较为集中于商周时期,沿途必有踪迹可寻。

      随州地处长江、汉水、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东承武汉,西接襄樊,北临信阳,南达荆州,居“荆豫要冲”,扼“汉襄咽喉”,为“鄂北重镇”。因其地理位置之独到,三国时这一带成为诸葛亮初期辅佐刘备北拒曹魏的战略要地。那么,轩辕黄帝入主中原,炎帝神农氏族迁徙南下,这里应该留有踪迹。

      《路史》记载“神农之垗,在于茶陵……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党之郊尔。那么,神农氏族由上党迁徙到湖南乃至广东,必然途径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西距神农架仅200公里,两地的民俗风情、方言以及神农传说都大抵相似,属于和神农架相同类型的神农氏族南迁地区。”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厉(列、赖):帝之潜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丽山,即厉山”。“潜邦”意为“龙潜”之后居所,就是炎帝神农氏族失政后所去之地。《路史》还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先秦史籍,盛行纵横、列行之说,“东西为横,南北为纵;横为列,纵为行”(如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策略),太行山南北走向故有“大行山”之称;秦岭为东西走向,古称列山。羊头山为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山脉与太岳山脉之间连接的横向山脉,属“列山”,由烈山垦荒而成“前望玉黍高原,后倚烈山大岭”之“烈山”。

      山西历山在山西羊头山以西沁水县、垣曲县交界处,也是与王屋山连接的东西走向山脉,同属“列山”,而且舜帝曾亲自耕作,是山西境内著名的“舜耕历山”农耕遗迹。那么轩辕黄帝得天下祭天登王屋山,见主峰“山形像王者之屋”,这就直接与炎帝神农氏相关,别无其它解释了。

      由神农氏族迁徙而先后经历的列山(秦岭山脉)、历山、烈山等,就成为相互联系的一系列山脉,统称“连山”。直至“轩辕氏兴”,炎帝神农氏族后裔失政南迁,在湖北所经之处留厉山之名。

      列山、历山、烈山、连山、厉山的读音相近,这几个“音近意连”的特有名称,完全符合“同音同意,音近意连”的汉语发音规律。如果以中原古音读出,同属入声字,读音几乎完全相同,从而透露着相近的名称概念之间相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演变的信息。

      随州曾出土我国年代最早的一套65件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齐的一套编钟。全套编钟总重量2567公斤。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每件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编钟时,还发现了一种秦、汉时已失传的五弦琴,全长115厘米,折合为三尺四寸五分,同《世本》说的炎帝神农所创“三尺六寸六分”的琴,其长度相差无几,这是个重要问题。古代能够规范十二音律,能够确定黄钟音之音高者,唯有采用高平羊头山秬黍。以“累黍为尺”进而“黍定黄钟”,即横排百粒羊头山秬黍确定尺长,以其尺度之九寸律管,即可直接吹出黄钟音,古乐器之音律由此而确定。

      假定随州出土是最古老的乐器,或具有最古老的音乐传统,那就一定说明它传承自山西东南部。舍此则无法精确定音并统一音律标准。

      相传神农氏诞生于厉山镇九烈山神农洞,附近有古庙一座,内供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的塑像。这显然是轩辕黄帝主政中原以后传来的历史遗迹,即轩辕黄帝主政中原在先,当地居民迁徙而来在后。

      故《路史》记载:“隨:隨侯炎裔(得虵珠者)。故李白云:汉东之国,神农之后”。随州在汉水以东,汉东之国应即指随州一带。隨的字意有“走”的字形、字意有随后、跟随之意,且甲骨文里无隨字。因此,随州是炎帝神农氏族后裔所到之处比较清楚。

      因此有文章指出“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他们的足迹超不出粟作农业分布的范围。虽然在黄淮流域交错地区粟稻种植有交错……但那是很有限一个小的区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迁移的足迹没有跨过长江,达到今天对炎黄崇拜炽热的两湖地区……所以,两湖地区的炎帝崇拜,是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所形成的。不可能是炎帝在北方转了一个大圈后南下两湖,死于斯而葬于此的。”(《有关炎帝文化的几个问题》载《姜炎文化论》)。何光岳先生指出:“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地方的诞生地则无疑是他的另一个后裔,也袭称为神农氏。在随县厉乡的神农氏诞生地,当系榆罔南迁之后的一个后裔。”

      那么,高平炎帝神农遗迹与随州炎帝神农遗迹的先后传承关系就已经清楚了,随州与湖南同属一类炎帝神农后裔南迁的纪念地。有高平炎帝神农氏祖陵在先,南方建陵纪念在后,赤县神州格局由此形成。

      炎帝神农氏族发展脉络

      炎帝神农氏时代的版图到底有多大?参照夏、商时期的版图就能作出判断。战国名将吴起曾对魏国首任国王魏斯叙说夏朝的版图:“东有济水(发源于太行山,注入渤海),西有华山,南有伊阙(洛阳南郊),北有羊阳阪(山西平顺东)”,疆域即现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一带。

      对于商朝的版图,吴起继续说“东有泰山,西有孟门(河南辉县西太行山关隘),南有黄河,北有恒山”,疆域即现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一带。

      因此,《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夏、商两个朝代的疆域尚且都没有到达秦岭淮河一线,要说远祖炎帝神农氏患病临终留言,要求越过秦岭、跨过长江葬于南方一个当时谁都不知晓的蛮荒之地,产生这个说法并敢刻上石碑,这已经需要超然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勇气。而敢于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说,也同样需要经历学术良知的考验。

      “中华”、“中国诸华”是超越汉族,兼容不断内迁中原的边疆各民族之核心概念。公元300—60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崇。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应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中原优越的自然地理特征造成的社会心理发展趋势,左右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人口迁徙流动。成功者不断挺进适于农耕富饶的中原地区,失落者渐次退出中原,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

      神农氏族在很远的早期由西北进入中原,后期又由中原南迁,就实践了这个规律,不过这个过程是一段逐渐的漫长的历史。姜羌氏族自神农时代直至汉朝一直定居上党包括羊头山,“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上党潞城),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羊头山新记》);“潞地,黄帝封炎帝之裔参卢(榆罔)于潞,后因以地为氏”(《姓考》);“潞地,炎帝之后,黄帝封其与子于潞,春秋时潞子婴儿,子孙以路为氏”(《姓篡》);“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古陕县焦城,今三门峡陕县),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这些记载,对我国中原的文明发展脉络都是极为重要的记录。

      因炎帝神农氏居上党,因此在太行、太岳之野都有着广泛的文化遗迹和遗存。因上党地区周边重山环绕,是华北最为封闭的地方。太行山通向河北河南两省仅八陉九关,因此这里发生的故事很难外传。同时此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后世人迹罕至,从来不被人重视。古建筑就是一例,目前全国宋金以前的古建筑共161处,山西就有120处,上党独占80处,约占全国的一半。

      上党地区的上古传说除了几乎所有的神话,多数被从这里迁出的人群将故事带到了新的生活区域落地生根,反而造成此地历史记载的空缺。因此除大量民间传说与民俗资料外,我们只能从方志和古籍里获得点滴信息。但也正因为封闭的地理特点,原始的东西因较少受到冲击得以保存,甚至连龙山文化时期人类所用的炊具,也可以在此地当代人的生活中找到踪影。炎帝传说与有关民俗赖以因此幸存。

      关于我国各地的几处炎帝陵,山西大学学者刘毓庆先生指出: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是关于神农与炎帝是一人还是二人,学术界久有争论。笔者认为有两个神农氏,一是代表农业发生时代的“神农氏”,一是代表神权膨胀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二者存在着继承、取代关系。故行文中合而论之,未作详细区分。第二是关于陕西、湖南炎帝陵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和炎帝族的迁徙有关。炎帝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其初在大西北,本为游牧氏族。后来迁徙到山西境内,与已进入农业社会的“神农氏”融合,遂而有了“炎帝神农氏”。其后为后进的游牧部落黄帝所战败,一部分融入了黄帝部落;一部分留在大山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个性(甲骨文中之羌、周宣王时的姜戎氏当为其列);一部分南迁,这就有了南方的炎帝陵。宝鸡炎帝陵,疑出自夏商以后。夏商之际,在中原政治冲突中,夏人及姜姬二姓大批进入陕西境内,这样就把炎帝、黄帝的传说带到了这里。同时关中自周到唐约二千年间,多数时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为天下所关注,故上古传说最容易附会于此地,此地传说也最容易播扬四方。比如关于“姜螈生稷”的传说,从汉儒以来,一直说在陕西武功。而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则据实地考察武功一带原始文化遗迹,得出了一个近于严酷的结论,他非常严肃地宣布:“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传说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钱穆《西周地理考》、王玉哲先生《中华远古史》,也对此传说作了彻底否定。炎帝在宝鸡的传说当与此同。

      古地名志中记载宝鸡县有姜氏城。固然,距今7000年左右的姜姓氏族远祖,陕西或许也是发祥地之一,但从目前发掘出来的与此同期的典型遗址西安半坡文化来看,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渔猎采集阶段,农耕文化不占主导地位,显然没有进入神农尝百草的时期。而古国的出现,至少应该是在农耕文化繁荣的基础上产生,姜氏城当时只可能是一座部落聚落中心,离“古国”的标准还有差距。

      可见,只有农耕的出现,才会产生群体组织和领袖,才有工具耒耜为标志的类似“权杖”的出现,才有人手持长形物体的象形字“伊”“尹”的产生(“尹”字为右边横过来一只手,斜握一个长物)。而“伊”字恰是“伊耆氏”之“伊”,并有初始之义,如“下车伊始”等。同音同义,“一”字是亿万之始,常用于农耕“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故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农耕出现才导致“國”产生。

      关于“初都陈后居曲阜”,关于上古的古籍文献从无此记载。炎帝族如果最初由陕西穿越华夏部族聚集的黄河中游一带去山东,首先是目地何在?是被迫?被迫的原因何在?是主动迁徙?向洪水肆虐的平原发展是为了什么?

      这不仅有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的问题,不论以工具(兵器)粮草为标志的战争军需,还是群体组织水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交通条件都不可能,古、今史学者没有一个认同这一观点。

      当代考古成果也证实,炎帝族尚赤(崇尚红色,这个传统传承至今),东夷族崇尚灰、褐乃至黑色。晋南和豫西交界地区发掘出土大量体现为仰韶文化时期泥质红陶、红顶碗等遗存;而在豫东、河北、山东聚落的部族,则是以灰陶与褐陶为主、少量黑陶的大汶口文化,这是太昊少昊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征。而且这种文化随着年代推移,有从豫东向河北、山东迁徙的趋势,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古籍中“初都陈,后居曲阜”的记载,反映的是太昊少昊氏族集团而非炎帝神农氏族。炎帝神农氏陵庙在上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能够对炎帝神农氏陵庙作出最后结论的,应该是有着深厚的学识与真知灼见者。2005年的一篇学术会议报道,基本对此作出了结论:

      山西讲“华夏文明5000年”,应从炎帝始。炎帝至今5200年,黄帝4700年,尧舜至今4300年(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制《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科院2002年版),炎帝族的发祥地在古上党。

      去年7月,中国社科院先秦史学会在高平召开“2004年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实地勘察,大多数人认为:在陕西宝鸡、湖北厉山、湖南茶陵,山西上党这四处炎帝文化遗存密集区,只有上党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链。炎帝出生、成长、创业、建国、殡葬、陵庙群,都在古上党高平县羊头山方圆百里之内。

      高平羊头山之称,源于古本《山海经》,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云:“高平县羊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海经》云,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象羊头”。

      炎帝族群靠山而居,用火来开辟耕地,进行生产和耕耘,反映了我国史前洪荒时期人类曾遭遇洪水为害的历史,这时的人类只有栖居山岭才能躲避洪水之害,火焚山草,是一种较为简便的垦荒办法。然而,炎帝族所“烈”的那个山,源于何处?有的古籍上说湖北随县(现随州市)厉山是炎帝诞生之地,然而却未能在考查民俗、传说等各类遗传系统中有新的发现,一些史学权威也多有否定之说。近年来,山西考古界在垣曲县北橄乡的枣园村发现了7000年前的农耕文化遗址,那里有火烧山灰的遗存,发现这是一支由东南50里处历山一带发源,辗转迁徙而来的原始先民。而历山地区迁徙的原始先民中,还有一支有向东部阳城、沁水方向迁徙的遗迹。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说这是一支发源于历山(历山氏),因烈山而得名(烈山氏)的炎帝神农氏部落,由阳城、沁水继续向东迁徙,最后到达高平羊头山,继续用“烈山”的方式垦荒,是完全有可能的。迁徙总的方向,与炎帝神农部落由西北向东南运动的大走向一致。

      著名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俊义教授特别指出:“从上述长治市、高平市一带现存有关炎帝的遗址、遗迹看,其时间之久远、范围之广阔、密度之集中、体系之完整,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考察组一行由于工作关系,近几年曾到过目前国内炎帝遗迹相对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农架、陕西宝鸡神农祠、各地现有炎帝遗存,都不像长治、高平如此密集。”

      炎帝神农氏族驰骋中原,曾经辉煌灿烂,永远成为我中华远祖骄傲的历史。他们由西北偏远挺进中原,在太行之巅开创了最初的农耕文明。他们“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北拒幽燕,南瞰中原”,雄踞中原数千年。中原失意,他们又跨黄河,越长江,开辟蛮荒,继续向南传播农耕文明的火种。

      南北关山万里,能够说明相互关系的,还见于长治县羊头岭一带一个颇有意味的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岭始创农耕建国后,继续尝百草疗民疾,不幸尝“断肠草”中毒身亡。炎帝神农氏牧养的六只白羊,等不到神农氏归来,日久成仙。它们经常在羊头岭西南角的羊池边吃草饮水。一天,一只小白羊跑到现在西坡村的桃林摘桃吃。桃园中的青年农夫发现小白羊把羊皮脱掉,变成一位窈窕美丽的仙女,摘了桃子就跑到了羊头岭上。

      待小白羊再来时,农夫悄悄把羊皮拿走放入一眼枯井。那仙女摘了桃子却找不到自己的羊皮“神衣”不能回去,日久生情,结婚生子。恩爱夫妻无话不说,一日提起往事,丈夫透露了秘密,从枯井取出羊皮,妻子兴奋之余披在身上,结果变成山羊跑回羊头岭。丈夫携子在羊头岭炎帝神农氏住过的地方,找到了六只羊,左瞧右看无法分辨,丈夫急中生智,在儿子身上打了七七四十九棒,打的儿子哭天喊地。只见一只小白羊泪流满面地说:“我已不能回去,祝愿你们父子永无饥饿”,随即摘下五谷畦的豆子送给他们。回家后,豆子放在缸里越吃越多。不料农夫娶了后妻,把缸打扫干净,从此再也没有豆子了。

      相传南方灾害瘟疫,民众没有饭吃。布谷鸟巡游归来报告了炎帝神灵。炎帝神灵扮作农夫,手执六束谷穗,嘱咐仙羊到南方传播五谷。小白羊恐儿子受罪不肯离去。其余五只羊变成五位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仙人,拿着六把谷穗,骑着五匹毛色各异的羊降临南方。仙人把良种谷穗留给了当地,祝曰“愿永无荒饥”,随即逝去,五匹仙羊也化为石羊。为了纪念给广州带来祝愿的仙人,广州人修建了“五仙观”。明朝时的五仙观在今广州市惠福西路,观中有仙人塑像。越秀公园修建有“五羊仙庭”,有五仙人石像,广州故称“五羊城”、“羊石城”、“仙城”、“羊城”、“穗城”。

      广州在雕塑五仙人塑像时,因有六把谷穗,只好让一只领头羊多衔了一束。值得思考的是广州本地不产谷子,谷穗何来?六束谷穗为何仅有五只羊?羊并非广州标志动物,何以羊为形象代言?南北两地相隔万里,其中联系却如此紧密,极其耐人寻味。

      那只小白羊因念母子离别之情不忍心离去,炎帝神灵感其事迹,点石成金,石羊化作一颗金羊头埋在羊头岭上,这就是羊头岭的地名传说。此传说流传在羊头岭一带民间,祭神农以羊祭,而不以牛祭,可见羊与炎帝氏族的关系。

      明沈思孝《晋录》记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即牧畜亦籍之外省。余过朗陵,见羊群过者群动以千计。一一问之,则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湖左右泽薮度岁,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余则牧者自得之。”

      山西的这种大规模牧羊方式,如同候鸟南北迁徙,冬则南下湖南,夏则返回山西,羊群始终吃鲜草。这个通畅的熟路,为古时姜姓氏族南迁湖南乃至广州,提供了路线与走向,尤其放牧的主体为——羊,恰是姜姓氏族的图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州曾有人来羊头岭考察,立意建庙以示纪念,此中极其意味深长。

      这个意味深长的事件能够说明:

      第一、广州人绝非仅凭“空穴来风”就来高平“认祖归宗”、立意出钱建庙,此事的认定必有由头。

      第二、这个由头的依据是一个传说,此传说绝非今日或近代编造。否则不可能有如此精确的时间——“周夷王八年”。已知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晋代,因此五羊传说流传至少于1500年前。

      第三、广州别称“羊城”并简称“穗”,其标志是羊衔着谷穗。能够使这二者之间联系的,只有以羊为图腾的农耕文化始创之炎帝神农姜姓氏族,于古代为文明落后的的广州带来农耕文化,并且是广州地区历史上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在广州已经形成几千年的深厚文化传承,广为共识,是绝非道听途说就能形成的故事。

      第四、《续南越志》记载的“执六穗秬”,没有对“黍为北方农作物”、“黍为多穗作物”、“秬黍为山西高平羊头山独有”之深厚的北方农耕文化了解,南方人根本不可能编造出这种传说,也没有编造的任何理由。

      因此,只剩一个答案:羊头山炎帝神农氏族农耕文化由羊头山原住居民携带至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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