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现炎帝陵》第三章 炎帝神农氏踪迹_第六节 炎帝伊耆氏

  • 发布时间:2017-11-30 17:27 浏览:加载中

  •   沁源羊头山

      茫茫九州,虽五千载沧桑,遗迹总会遗留依稀的久远信息。

      在炎帝神农氏的研究中,羊头山的名称极为关键,始终与炎帝神农氏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水经注》记载:“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靡谷”。《水经注》另一处记载“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说明了羊头山在山西地区的存在和影响。

      《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谷远县有羊头山,是沁水的发源地。汉代的谷远,就是今天的沁源。地以“谷”名,暗示了它与神农的瓜葛,说明这一带也是炎帝族活动的范围。而此羊头山,《山海经》中有记载,为“谒戾山”,这就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了。

      《山海经·北次二经》记载:“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水经·沁水》曰:“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元和郡县志》沁州绵上县记载:“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沁水所出。”《淮南子·地形训》曰“清漳出褐戾,浊漳出发包”,高诱注:“褐戾山在上党沾县。”雍正《山西通志》乐平县下有云:“少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名褐戾山,一名何逄山,又名沾山。”《元和志》记载“谒戾山一名羊头山”,此与相传炎帝建国的长治羊头岭、炎帝陵所在的高平羊头山,皆属古上党地。其间关系,亦可想见。

      同时古“谒戾之山”的山麓地区武乡县,发现有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属磁山文化时期。地理位置在漳河上游,与下游的磁山文化区分布连成一片。

      对此,《羊头山新记》记载:“又按诸志,凡羊头山以形命名随处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即此山。其一在汾州西北十五里,见《一统志》。其一在古谷远县沁水所出,见《汉书》及《水经注》,今沁源县绵山是也”,记载内容一致无二。

      冀州陶唐

      郦道元所以书写《水经注》,是因为水所经之处,都是中华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区域。那么,此羊头山之水、即沁水流经的太岳流域,也正是中华农耕文明最不能忽视的九州之中的冀州。

      《淮南子》高诱注:“冀,尧都冀州”;《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从冀州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创修石渠书院碑记“睠怀明德,禹迹茫茫。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重修儒学碑“惟唐尧都平阳,则岳阳邦畿也”。《周礼》记载“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安泽居霍山之阳,曾名为岳阳县,是沁水流经的区域,唐宋设县至今。

      《尚书·尧典》有“肇,十有二州”之说;《荀子》张觉注“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舜又从冀州分出幽州、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共十二州”,冀州始终是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古唐国即后来的晋国,其在中华民族的位置、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可见一斑。《史记·晋世家》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一代文豪,《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撰写的《平阳府志》和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安泽县志》记载“尧筑唐城”,称安泽为“帝尧陶唐氏畿内之域,大禹治水首功之地”。“畿”字,左下“田”字为土地,中间“戈”字为以戈保卫之意,上边“丝”字为线,即界线。三字合体为“畿”,意为古代王都周围的一定范围的地方,后世引申为王都周围千里以内的地方。组词常为“京畿重地”等。

      “陶唐”与“尧”等几个字的笔划内,亦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陶”字的右半边,上边是“勹(bao)”字头,表示有顶的山洞形状。下面是一个“缶”字、中间“午”是“杵”字的省写,下边是“臼”字的省写。这个字表示用杵在臼里舂泥。杵和臼是一套工具,那么,“陶”字是用杵和臼操作,为什么不是舂米呢?这还要看陶字的左边还有一个“阝”旁,是“阜”字的省写,代表山坡,意在山坡上舂泥然后做陶器(杵米则在居住的平地)。读音“陶”是杵臼舂泥的声音“陶陶陶……”这个字的“形音意”是完美的统一。

      人们制作的陶类器具,有一种就是缶,是一种餐具。战国时期,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要赵王鼓瑟、就是弹琴,并立即记入秦国史册。蔺相如为了挽回赵王的尊严,舍身相逼迫使秦王击缶、敲了这种餐具一下,也立即被记入赵国史册,这个“缶”就是陶器。用餐具在陶制缶里取饭菜,动作相似于在杵臼里舂米,所以用了“缶”这个字,非常形象。

      “唐”字上边是“广”,代表山崖,中间是一只右边横伸过来的手,握一个垂直的木棒,下面是一个容器。字的整体好像正在舂米脱壳,但又不是舂米。因为在山崖下常常有水,不是舂米的地方。远古时期,在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只能是舂泥,舂好的泥就能制作陶器了。舂泥的声音“唐唐唐……”所以形成“唐”的读音。这个字的“形音意”也是完美的统一。

      “陶”的读音来自“陶陶陶……”的做工的声响,与“唐唐唐……”做工发出的声响发音相近,其实两种表达方式描述的是相同的声音。如同现代汽车鸣笛,可以描述为“嘀嘀……”也可描述为“哔哔……”如果心中想着是“嘀嘀……”听着就感觉很相似;如果心中想着是“哔哔……”听着也同样很相似。人具有“相似性”联想功能的大脑,与只能成为“太牢”或“少牢”之牺牲的动物本质不同。

      古代大量普及制作陶器是陶唐氏时期,那为什么还称他为唐尧呢?

      尧字的古体是“堯”,上面是三个“土”垒起来,“兀”是高而平的象形字。因此“堯”就是用泥捏好陶器层层垒起来,高高地入窑摆在台子上烧陶器的象形字。所以,“堯”仍然表示制作陶器,与“陶唐”表示了相同的意思。简体“尧”字由“戈”与“兀”组成。“戈”高于士兵身高,意为高。“戈”“兀”二者合体,共同强调高的意思。因此说明帝尧的形象是高大威武。陶、唐、堯这一组字,透露了唐尧那个时代农耕早已成形,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手工业制作陶器的重要历史信息。

      尧的都城平阳,即现在山西临汾地区,是古唐国,至今还有陶唐峪、陶唐村。周朝初期,周成王分封了诸侯叔虞管理唐国。隋唐时期的唐太宗从山西太原起兵时,首先在太原唐叔虞祠祭拜唐叔虞,承诺并兑现了夺取天下后取国号为唐。现在国外还称华人为唐人、穿唐装,华人居住区都有唐人街。

      陶器在英文里是pottery,意思是埋在土里的瓦片。说明世界各民族都很早就学会制作陶器,是生活迫使人们首先探索餐具等生活必需品的制作,这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冀州伊氏邑

      屯留县在西周时还有“陶唐”的名称,那么以安泽坐落于“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市左近,平阳(古尧都)与屯留(古陶唐)之间,可知此言不虚。顾祖禹编著,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巨著、千古绝作、海内奇书的《太平方舆纪要》记载:“安泽县东北九十里有古唐城(今安泽县唐城镇),相传尧都故址”。《水经注》记载:“沁水又南,经陭氏县故城东……古为冀州治所”,已是明确的地理位置,亦在其他文献记载为“冀州(治陭氏)幽州(治离石)并州(治晋阳)”,而九州之中的冀州特指“治陭氏”“古为冀州治所”。至此,安泽与“帝尧”“冀州”已经紧紧联系起来,已非寻常郡县的规格,赫然“古国之都城”。

      《辞海》注:“邑:古代称国为邑。《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君决于郊郢,御四邑。杜预注:邑也,国也。”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炎帝之遗踪。”《中华姓氏来源》记载“伊姓来源于唐尧或伊尹,唐尧之后有冀氏,尧的后裔曾封于冀,建立冀国,因为尧是伊姓,所以说唐尧之后有冀氏”,至今安泽县有冀氏镇,为晋卿冀芮、上大夫冀缺故里,北魏设冀氏郡。

      根据《辞海》中对“邑”的注释,这个在商周之前就名为伊氏邑的伊氏国是何人之国?历史追溯到商周前的上古,三皇五帝中,唯炎帝因“初国伊”称伊氏,“继国耆”称耆氏,这个古伊氏国应即今安泽县。

      距安泽县城6公里有一个乡镇“郭都”。按照《辞海》注释:“郭,城的外墙;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显然,郭都是安泽历史遗迹的重要印记。

      至此已知,安泽与“陭氏”“伊氏”“唐尧”等上古氏族直接相关。

      《潜夫论》记载“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傀,身号炎帝,世号神农……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表述了尧的母亲与炎帝神农氏族的血缘关系。则尧与炎帝神农氏一脉相承。

      《竹书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即《左传》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竹书纪年》记载:“唐尧及夏国同居冀州。”

      据《纲鉴易知录》《帝王世纪》载,帝尧是帝喾的儿子,为黄帝的五世孙,母亲庆都,姓伊氏,为炎帝后裔,炎帝姓伊耆。尧生于丹陵,养于伊地外祖家,从母姓伊。尧助兄帝挈受封于陶,年十五复封于唐。

      以上记载,包含具有炎帝神农氏血统的后世帝尧“封于唐”“陶唐”“居冀”“冀方”等有效信息,即尧都在平阳,今临汾一带。古籍有记载“尧)初居冀方,后迁平阳”,尧的“初居冀方”正是今日之安泽,由安泽而后迁平阳。临汾,即“西临汾水”之地,正是周朝初期“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

      尧建都于平阳,封长子丹朱于长子县。从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引证,到今霍州市陶唐峪的传说,这些明显带有帝尧标识的地名,都为尧的活动中心在今临汾、安泽一带提供了佐证。

      那么,安泽属尧属地范围无疑,朱载堉所述安泽所依之沁水上游有羊头山,相互之间便有了文化的内在联系。

      《竹书纪年》记载:“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中华姓氏来源》之“伊姓来源于唐尧或伊尹”,显然并不确定。唐尧是尧舜时代,伊尹是商代人物,伊姓只能是来自古老的“自伊徙耆”之炎帝神农时代,“伊即帝尧母家”即为佐证。

      台北炎帝宗亲会、炎帝154代孙姜竹先生研究之炎帝神农分支分氏世系表,特别注明炎帝神农氏始祖魁傀亦名“伊耆氏”。并于第十八代支系孙之中查到有“伊洛”氏,似说明炎帝神农氏后裔或可能发展至伊与洛的地域。这对炎帝神农十八代之后,今河南伊川洛水一带的文化源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清代学者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征》书中写道:“耆,姜姓国名。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中邑者也。”《礼记·祭法》记载“远庙为祧”,孙希旦集解:“盖高祖父高祖之祖庙也。”这与“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莹”,即守其距潞城南160里高平羊头山东南之祖庙陵墓,这种祭祀先祖的传统是一致的。

      按此脉络,“尧之母家为伊氏”,母家即姥姥家。由此上溯,伊为“上世所国”。那么上古世代之“国”,便自然前推到了炎帝神农时代。

      《路史》记载之“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一曰黎也。故《大传》作西伯戡耆,史记言文王伐”。《尚书》记载“西伯既戡黎”,都记载为上党地区。《路史》记载的“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赤狄潞氏”,“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透露了伊耆氏即炎帝神农氏,最初是由比较明确的安泽一带,迁徙至高平长治一带,由此便有“神农上了羊头山”。

      但是,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要由“伊”徙“耆”呢?

      炎帝自伊徙耆

      洪荒时期,常有洪水危害,炎帝神农氏居安泽高山大岭有安全保障。但至农耕初创时期,安泽却并不具备农耕发展的基本条件。清顺治十二年岳阳县上疏:“山荒之地固是荒芜,仅有河畔平地。大水泛涨,平地又冲”。九月陈抚台复疏:“看得岳阳设居万山之中,乃最瘠最疲之小邑也”。

      姚邑侯整顿粮规记(清光绪二十三年)“岳邑僻处深山,地瘠民贫。本已困苦难堪,兼之大侵后田畴多荒,户口凋零。劫余穷黎……”

      雍正十二年版《岳阳县志》序,开篇“岳阳僻邑也,千岩万壑,地瘠民稀……岳所隶周围乏八百里,山巅既乏沃壤,水崖又多石田。岁一未稔即至流离,山行二三十里始得一村,村不过四五家,境内除邑设立市场外余无它市,生斯土者或终生不知贸易事,以故民多贫苦”。

      如此贫瘠地域,不可能大范围发展农耕,渔猎采集时代是适宜先民居住的,农耕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就不可能再以此地为农耕种植根据地。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必然要寻找更为适宜的环境。那么炎帝神农氏的“自伊徙耆”迁徙,就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的迁徙,是社会发展由渔猎采集到农耕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如果炎帝神农氏确实“自伊徙耆”、自安泽迁徙至高平长治一带,会不会还可能有什么其他什么证据呢?

      这可以从历史记载较为丰富的后世帝尧反证过来。

      《竹书纪年》《皇王大纪》《论语类考》《宋书》《通志》《路史》《绎史》等诸多史书文献都一致认为“尧母陈丰氏曰庆都生尧于丹陵”,古代学者也一致认为“丹陵”即“丹林”,即《山海经》“谒戾山……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记载“丹林”之“丹朱岭”,丹水以“陵”“林”“岭”而得名。

      《竹书纪年》记载“长子尧子丹朱所居”,长子县得名即为尧封自己的长子丹朱于此,至今长子县还有丹朱岭地名为证,可知此说不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距今4400年前,尧选择贤者禅位于舜,而自己的儿子丹朱未成大器,无治国之才,只能封于自己的出生地,母庆都所居之故地,同时也是先祖的故地,即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迁徙所至之高平长治一带,获得先祖的庇护,承袭祭祀,保护祖陵与家族。而不可能封至没有根基的其他地区,应是当然之事。

      《宋书》引《春秋合成图》记载:“赤帝……其先出自块隗,翼火之精,有神龙首出于常羊山,庆都交之,生伊尧。”这其中内含的重要信息是“羊山”“块隗”。“羊山”是地址信息,“块隗”是血脉信息,应该是“魁隗”之后一脉,就是炎帝神农氏、伊耆氏之后裔,即“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丹陵即丹朱岭之高地,在羊头山与发鸠山之间偏北、羊头山西北方向18里,庆都才可能与赤龙、即人中之龙赤帝之后相交生尧。

      归纳上述脉络: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由安泽迁徙至高平长治,开创农耕于羊头山。其后裔帝尧,进一步将成熟的农耕技术传播发展于氏族所属故地,上党以西方向、太岳山以西平阳一带。《路史·国名记》记载炎帝神农氏之子“柱所都蒲阪”得以证明,后来的“史载榆罔(参卢)命蚩尤守小颢(运城安邑)”也进一步说明,运城地区已经成为农耕的重要地区,至帝尧继续向平阳(临汾)发展,这是先进生产力对地域拓展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此说与《山西通志》记载“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炎帝之遗踪”,《竹书纪年义征》记载“耆,姜姓国名。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中邑者也”,属一脉相承。

      出土的石器,进一步为这段上古历史增添了佐证。

      近代以来,高平城南、北、东分别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红色、灰色陶片、兽骨、石斧、石锤、石犁、石球、圆底石簇和尖底石簇等。石犁的出土,标志着当时已经进入农耕乃至牛耕时代。向西安泽一带距此仅50公里的下川遗址出土的3个圆研磨盘,是用来加工谷物的,中部已经凹陷成坑,这标志着沁河流域先民在狩猎的同时,还大量地加工和食用谷物。

      至此,以上党羊头山为中心,西有下川,北有武乡,东有磁山,南有裴李岗,四地均有石磨盘出土,形成整片农耕区域,既然上党盆地有更适于大面积耕作的嘉禾产地,炎帝神农氏还会继续以安泽为都城吗?“自伊徙耆”“神农上了羊头山”是必然选择。

      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古迹考一》以为古黎国“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此一带传炎帝神农氏故事。所谓黎亭,即今长治县北黎岭,俗称黎侯岭,亦为羊头岭,相传炎帝建国处。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伊耆氏之遗迹。

      看山西地形图,安泽位于上党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阻隔的太岳山脉之上,间有沁水奔流,是关山险阻之地。

      今日的安泽县城由南至北分别排列的历史战争遗迹“老寨”,可瞭望东西数十里;“大寨”西控浮山,南下沁水,东趋长子,北卫县城;“王寨”可控东趋上党之要路;“高台寨”“永兴寨”扼守沁河以西官道;“唐王寨”,唐城以北山川尽收眼底,是隋唐时唐兵攻取霍邑的主帅据点;“永宁堡”,唐城居民遇兵匪时入堡防御之工事。诚如民国二十一年《重修安泽县县志》序所述:“安泽旧称岳阳名区,东倚太行,西接尧都,南带沁水,北枕霍山,地灵人杰,实陶唐畿辅之域也”。

      沿山谷自北向南的沁水,两侧有23条支流汇入,要津须靠木船摆渡,6月份安泽进入汛期,激浪拍岸,飞湍流急,每年山洪暴发5—8次,是为天然险阻。

      这一系列古代作战工程,本身地形险要,再加高山大河,共同构成上党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太岳山脉阻隔的战略要地,关山险阻。在征战频繁的上古时代,是据上党的姜羌氏族必须占据的战略要地,天然屏障。炎帝神农氏居上党必须同时据安泽,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

      《尚书·禹贡》记载:“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水经注》记载:“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太山矣。”因此,“岳阳”就是太岳山脉南部。安泽正属于“岳阳”即太岳之阳。而“太原”之名,古时泛指地势较高的宽阔平地。西汉孔安国传“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郡名属秦汉郡县制之后的太原郡,即今太原市地区。而古时“太原”泛指高而平之地,属于一种地理特征,符合此特征的地方应该不少。

      至此,另一处记载或可帮助我们对此作出判断。《述异记》记载:“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亦名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氏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显然,上古时代的“太原”,是与“神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名。以“高而平”的地理特征,似更接近今高平市。

      今高平市不仅恰好属于这样的地形,地名也正是“高平”,并且与“岳阳”之安泽距离很近,均属太岳山脉,关键是均属炎帝神农氏的故地。如果后世铸鼎,应该立于羊头山。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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