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现炎帝陵》第三章 炎帝神农氏踪迹_第二节 土圭测影

  • 发布时间:2017-11-30 17:25 浏览:加载中

  •   光明的探索

      黎明的曙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时光的延续?星球的转动?光谱的辐射?能量的传递?可是对于远古人类,每天清晨,一轮充满光明、温暖乃至炽热的火球,从地平线缓缓升腾而起,璀璨的群星一扫而去。广袤的苍穹任它缓缓掠过,直至从地平线上缓缓沉下,群星重新璀璨。经过恐怖的漫漫黑暗之后,它又神奇地从原来那个方向重新升起,风吹不动,云卷不去,不会迟来,不会早归。一位哲人问道:难道日出不是最先令人惊奇的事吗?难道日出不是全部思想、全部哲学的最初起点吗?难道这不是对人类最早的启示,从而成为所有思想、所有宗教的最初起点吗?

      日出日落,对穴居野处的先民,是莫大的神秘,惊心动魄的奇观。日出的宏伟瑰丽,落日的变幻旖旎,强烈地震撼着智力尚未开发的先民,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太阳看作最伟大的神明,虔诚礼拜,乞求太阳降福于他们,由此形成了对太阳的崇拜。于是,先民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太阳的变化,竭力去探寻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关太阳的神话传说就是他们寻求的答案。

      由此,远古先民敬畏、惊奇,崇拜,想了解这主宰世间一切的神奇之物。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东升西落的太阳不仅主宰着每日昼夜的更替,也主宰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着万物的枯荣。而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对太阳每日东升西落这一最切身周期的观察,产生素朴的太阳神概念。《中古代宗教初探》认为:“由于太阳的性能,对人类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世界各国的古代宗教,都有太阳崇拜。”《周礼》“冬夏致日”。《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底日”亦即“致日”,《尔雅》“底,致也”。“致日”即迎日出而祭拜的仪式。

      观测天象

      “道”的观念,即来自对天象观察而得的周期性概念。而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观察,导致了对天球轨道多元性的认识。

      古人看来,深邃的天体就像覆盖在平地上的半球,而闪烁的星星则象缀在天球上的宝石。古人把相对位置不变的星星称作“恒星”。处于北半球的古人看来,自然是天球带着所有的恒星以北天极为中心不息地旋转。由于北极星永远居中不动,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宇宙中的最高主宰。道家称“天帝”为“太一”,星占家则把它称为人间帝王的代表。“帝”座附近的星,自然地被封为“太子”、“后妃”等,再旁边的星就封为丞、宰、辅、弼、枢、卫等,成为两道环卫“紫微帝宫”的墙垣。其余众星,按不同位置,以不同职官或机构称呼。这样,人间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就与天上相对应。这便是恒星世界称为“天宫”的缘故。

      还有一些较早发现的星座,如指示北极星的北斗七星,月亮运行所经过的二十八宿等,本来是人们观象授时的标志,自然沿用其名。为了便于天人比附,星占家还把天上众星按十二次分为十二星区,分别与地上十二个地域相配对,古称“分野”,以便以日月星辰的运行,作为预测人间有关地域祸福的依据。

      在恒星坐标上运行的天体是日月和五大行星。人们对日月的观察最早。为了准确的定年月,人们很早就开始用恒星背景作标志来观测日月的运行,并把日月在恒星座标上的轨道确定下来。星占家用五行理论解释天象,称日月的轨道为“黄道”、“白道”。日行一年为一周天,所以人们又把黄道分为365又1/4等分,每等分称为一度,每度代表一年中某一天太阳在恒星座标上的位置。

      先民们观察到有太阳黑子,日食,日变色,日无光等天象。如日食,白昼突然变为黑夜,高悬的太阳黯然消失,群鸟飞鸣,牲畜惊窜,一片黑暗恐怖,因此,古代先民视为大祸将临,崇拜尤为隆重。这时要以修德,修政,修救,修禳以救日。

      《谷粱传》称“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柝(打更的梆子),言充其阳也”。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按其身份的高低,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救日活动。

      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记载禳救之法:“凡日食者,皆着赤帻(裹发的红巾),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灵台(皇家观象台)伺日有变,便伐鼓;闻鼓因作,侍臣皆着赤帻,带剑以助阳,顺之也。”

      类似仪式,不仅京师,各地也要举行,专人负责。《续文献通考》记载,“各府设阴阳学正术,州设典术,县设训术……率阴阳生主申报雨泽,救护日月诸务”。申报雨泽实即提供天气预报,救护日月即在发生日食,月食时,举行禳救仪式。这种仪式在当地的神庙中举行,以伐鼓为主要特征。

      日变色也是日占的内容之一。古代占星家认为,日正常颜色是黄色居中,如《易传》说:“日者,众阳之精,内明玄黄。”后代皇帝以明黄色为只准皇帝专用的颜色,“皇”与“黄”同音,渊源于此。

      太阳落山,月亮升起,银光洒满大地,忽然,一个黑影把月亮逐渐遮住,以至完全遮没。过一段时间,月亮才慢慢恢复它的娇姿,这种意外的变化,远古先民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关于月亮的种种神话。如天狗吃月,蛤蟆吃月等。

      月食发生虽然没有日食哪样凶险可怕,但人们仍然认为有种种不祥之兆,《说苑》就将月食与秦的灭亡联系起来:“秦胡亥立,日月薄蚀,荧惑袭月”。而《乙巳占》中月蚀预示战争的记载比比皆是,“凡月蚀,其乡有拔邑大战之事”。

      月蚀的尽与不尽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月蚀尽,光耀亡,君之殃。蚀不尽,光辉散,臣之忧”。

      甚至月蚀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也有不同的征兆:“月蚀以旦相及,太子当之;以夕,君当之。春蚀,岁恶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月蚀起南方,男子恶之;起北方,女子恶之;起东方,少者恶之;起西方,老者恶之……诸如此类的占词,在占候著作中举不胜举。

      由于古代对日月蚀的禳救都很重视,有关月蚀的禳救之举可参阅日食的禳救之法。

      此外,月变色,月生角芒刺等现象,古人也都认为与大臣,后宫有关。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占候术是曲折地反映出历史现实的一面镜子。

      候影测风

      古代高悬的太阳同样照射大地,地理山川依旧,但风向风力却天天变化,有时“风不鸣条”,有时“拔木偃条”。有时仅“吹皱一池春水”,有时却龙卷狂飙、羊角扶摇,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古人恐惧,崇拜并研究它。

      《山海经》记载,风由山谷来,四方风由四方之神掌管,如风神“折丹”掌管东风,风神“因”掌管南风。后来的风神是雨师或风伯。经过长期观察,古人对风有三种分类。

      一是从方位上分,以《广雅》为代表,“东北条风,东方明庶风,东南清明风,南方景风,西南方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方不周风,北方广莫风”。

      二是按季节分,从冬至开始,每45天有一种风,按《淮南子》记载,这些风顺序叫做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与《广雅》上的方位风正好一一对应。或者按节气和气候来分,二十四节气,每一种节气有一种风,每个节气十五天分三候,每候五日,“从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世所言始于梅花,终于楝花也”。(《蠡海集,花信风》),以二十四种花对八个节气的风。

      三是根据性质,主要是从风的速度划分。最小是微风,稍大是飕风,再大有大风,狂风,暴风,疾风,猛风,飓风,台风,龙卷风等等,以风造的汉字就在二、三十种以上,诸葛亮借东风就是对风最精采的测量和应用。有关的农谚也是数不胜数,如“早白暮赤,飞沙走石”,“返照黄光,明日风狂”,“阴天起南风,有雨下不成”,“夜里起风夜里住,五更起风刮倒树”,“春东风,雨祖宗”,“凉生雨,热生风”,“鹊巢朝东,肯刮西风”等等。

      殷商时,人们对风就已经有比较全面的观察,能以预卜的形式预测数日后是否起风,为避免暴风致祸,殷人又有“宁风”之祭,祭于神以求大风止息。

      我们还能听到流传至今的哈尼族神话《风姑娘》。天神造地时在地上留下了巴掌大的窟窿,是为风洞,随后又讲人们寻找风洞的过程:天神造好天地后,人们等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也不见刮风,热的难熬,树枯了,庄稼也不发芽。人们费了三年时间才找到风洞,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躺在洞上睡觉,把洞堵住了。人们叫醒了风姑娘,她起身后,风才刮起来(空穴来风),从此,春天刮东风,夏天刮南风,秋天刮西风,冬天刮北风。一年四季四面有风,大地充满了生机。

      这个神话讲了风的起源,还把东南西北四方风与四季联系起来,描写了风与四季的关系,这无疑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一书中说过:“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神话就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对风进行的可贵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粗浅和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神往。

      请记住这个信息:高平米山镇有一座“风神庙”,祭祀一尊“风神”。“风神”端坐正中,喉咙有碗口大小,连续向外吹风三天,随后改为向内吸风三天,再后无气息三天。吹风与吸凤时,置毛巾则随风飘起,风力不小。能够容纳三天的风量,是多大的空间呢?是另有通风口吗?此风神之风洞与哈尼族神话《风姑娘》之风洞是否有某种关联?

      天象与气象

      雨水与农业关系极大,雨水少就是旱灾,多了就是水灾。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中国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观测,预报晴雨等气候变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根据动物对雨的反应判断是否有雨,《诗经》说:“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欢于室。”鹳是一种鸟,水性好,天如果要下雨,鹳就会长鸣,以表示欢喜的心情,因此古人就以鹳和其他动物,昆虫的变化来判断是否下雨。

      根据日月星辰来判断,《师旷占》中有:“日上有冠云,大者即雨,小者小雨。”《相雨书》中更为详细,“日欲入时,日上有冠云,不问大小,视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云覆日而四方有云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东向望,日始出时,日上有云,大小贯日中,青者甲乙雨;赤者丙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癸雨;黄者,戊己雨……”

      《诗经》中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记载,可见当时以观察月亮来判断雨。离,月所宿也,毕是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里的一个星宿,意为如果接近毕宿就会瓢泼大雨。

      《尚书·洪范休征》也说,“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即月跟星者必刮风下雨,此星是指毕星。

      《师旷古》说:“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黄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是根据月色与雨水的关系来判断。

      《天文要集》中根据北斗来占雨:“北斗之旁有气,往往而黑状,似禽兽,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北斗者,不欲云覆之,黑云覆之,大雨。”

      至于雷电霜雪雾霾雹露虹等各种现象的观察和判断方法,更是不胜枚举。

      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了北斗七星与四季的关系:“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现在看来,北斗星的变化确实与四季直接对应,这是由地球公转的运动造成。所以古人讲北斗七星“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非常准确,为人们季节判断提供了依据。

      “参”星与“商”星在天空中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会落下地平线。“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杜甫)。夏族对“参”的认识有更深的原因,每当参于黄昏后落向地平快看不见的时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际。“参去寒冬尽,农家备耕忙”成为夏族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参与大火都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象,和“七月流火”类似,《诗经》用参入诗便有佳作,《唐风·绸缪》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在天”、“在隅”、“在户”是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参由东而南到西的景象,反映了这个妇女随三星位置变化而思绪万千的心理。

      定与毕,《诗经》“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定”是古代一种锄头,诗中“指象锄头的四颗星,它们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组成一个长方形。现在11月份晚上8、9点钟,星空中出现的那个十分显眼的飞马星座四边形就是定星。公元前11世纪,每当农事基本结束的时候,黄昏后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定星中天,正是营造房屋的大好时光。人们不仅观星以掌握时机,还要用日影来决定子午线以定方向,以便坐北朝南。

      《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后来便有后羿射九日的传说。它的天文根据。在众多的星宿中,只有极特殊的日晕或极明亮的超新星,能在白天与太阳争辉。《宋会要》便有公元1054年出现超新星的记载:“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可见在白天,他看上去还能像金星那样光辉夺目。超新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光度增加几千万倍甚至几亿倍,不过为时不长,不久就会渐渐变暗,好似消失一般。我国记载最早的一次新星,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有“七日己巳夕——新大星并火”说明新星在大火附近。羿射九日,很可能是从公元前24世纪左右出现过特殊的日晕或极其明亮的超新星而萌发出来的想象。白昼可见的超新星出现于大旱之年,庄稼无收,草木干枯,深重的灾难可能使人有射日之举,光辉夺目的超新星数日后就会暗淡下去,人们不得其解,于是产生羿射九日。

      圭表系统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说明夸父族在民族大迁徙时,始终在用土圭测影的方法确定方向。我国古代将垂直与地面的立杆叫表,测日影长的尺子叫圭。圭表诞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周代有使用圭表的规范。《周礼》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说明八尺之表以用于阳城观测,夏至正午影长一尺五寸,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县,至今尚有周公测影台。夸父追日影,说明已了解日影长是随地理纬度而变化的。追日影说明夸父族迁徙的方向是由北向南。

      此外对太阳黑子,彗星出没,五星运行等天象不仅有连续不断的记录,而且描述也极为准确,为当今国内外学术界认同,是研究古代天象的宝贵资料。

      为了记录和掌握这些变化,部族首领常带领先民就在其居住的、阳光不受遮挡的最高处,辟出空地,树立八尺表木,来观测和记录每天的日升日落。这圭表或表木,又被称为建木或建表。闻一多先生说:“直立如建表。”《神话考古》指出:建木之称建表,应即今日的华表。

      华表是极其古老有深远影响的装饰物。华表即花柱,是用于观测太阳影子的圭表,确定太阳方位的表木,又称交午木。所谓交午,指正午太阳上中天时的晷影是正南北;过此瞬间,太阳西移,晷影转向立柱的东侧,古人称“反景”(“景”即“影”),即相对太阳,影子在圭表的相反方向,说明远古先民确曾立杆测影。

      自从建木测日影,象形字“木”、“日”与若干形光芒合一为“華”字,因此这个圭表又称为“華表”。《说文解字》记载“晔,日光也”,太阳的光芒称华,这是华表得名的根本原因。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又因“夏日无影”,立华表地点就视为地中,又称“中华”。而晔之华,就是华夏民族的由来(《神话考古》)。因此,观察和测量太阳运行的圭表即华表,它源于上古时代的图腾,是我们祖先判定东西南北中五方、判定时刻、获取上天信息的灵物。现在北京天安门两侧各有一对华表,是明代遗物,用汉白玉精雕制作,柱体浮雕盘龙,又名盘龙柱。近柱头处镶云板,云朵有翻转之意,如风卷云涌,以示柱头顶到天上。柱顶上雕蹲龙一躯,名望天犼,意为对天咆号,形象化地表示了华表就是通天的神柱,象征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

      在高山上立表木或称圭表,标志着上古氏族居住地及占领土地,以及上古政权转移,而其根本标志是祀与戎(祭祀与军事);历法和形、音、义兼具的文字的发明与普遍使用,是上古文明的根本标志。不明此,妄言中国上古文明(王大有语)。

      处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时代,能够产生的是动植物崇拜;处于定居农牧经济时代,能够产生的是氏族祖先崇拜;处于城邦分工经济时代,则能够产生太阳神首领崇拜。而太阳神的重要职责之一,恰是对太阳、对天象、对宇宙的观测与预测。

      炎帝神农氏被推崇为太阳神,羊头山巅必然地成为炎帝神农氏族的祭祀台、天文台、表木历法台。掌握这三大权力的,只能是执钺的神农氏族首领炎帝。

      钺是石制的斧,叫石钺,是远古部族社会的权力的象征,政权移交的标志。炎帝神农氏初期的石钺,是斧形状,绑缚于木柱,成为首领执掌观天颁令权力的象征,用于作战则演变为军事统帅的象征;而权力象征则由石琮所取代。到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玉石并用的时代,玉琮、玉钺,代替了石琮、石钺,还增加了财富的象征即玉璧。近年来,高平羊头山一带出土的新石器遗存中,便有石钺,能够说明羊头山是炎帝神农氏部族的权利中心,并非凭空想像。

      古籍记载商周以后所崇尚的“分圭锡社”,(“锡”在此为“赐”之意,去掉分类后的偏旁就是同一个字)就是赐予玉圭分封土地,封疆大吏上朝要拿圭板,都是历史的遗制。如周成王戏言“剪桐封弟”,就是用桐树的叶子剪成玉圭的形状封其弟“叔虞”,结果史佚记录在册,“君无戏言”,将叔虞封到山西的唐国做了国君,即为唐叔虞,是晋国第一任诸侯。现在太原的晋祠就是祭祀唐叔虞的祠堂,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国庙,与故宫、曲阜孔庙并列三大古典园林。

      至于圭表“夏日无影”,处于北回归线以北的中原地区,夏至这天投影最短。我们可以看河南登封县郜城镇周公测影台,所立的石表到埋石表的石质基础之边沿,这个半径为周尺一尺五寸,与“夏至”日正午影子等长,影子与基础重叠,人们在地上就看不到影子,即为日中无影。河南人因此认为本地为“地中”,说话常问“中不中”,常答“中”、或“不中”。由日影偏西到偏东,中午为正中,华夏民族故称“中国”。

      为了掌握每天的时间,以决定每天做事的日程。先民们在表木上刻下每天太阳运行的高度。这就是“时刻”的最初本义。

      先民用华表测日影的方法,是按太阳东升西落各时间段,在表木不同位置刻下对应太阳所处位置的刻线。第一刻为刚出地平线之日,绘出图形为“旦”,日中一点为俊乌即太阳鸟(当代天文观测为黑子);第二刻为“旭”(八九点钟的太阳),人见日出升至“九天”之间(如“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刻为“東”,日在木中间;再刻“昃”,人仰望,日已越过最高的悬崖;正午为“杲”,日在表木顶上;太阳最明亮为“昊”(高大之人为“大”,最高者之上为“天”,天顶之日为“昊”)。下午刻线依次为“昃”,“西”(鸟归巢时),“昏”(氏即氐,日落至最低处),“杳”(日低于木,已不见日,杳无信息)。

      作为标准,表木的高度取八尺。至今河南登封县周公测影台内周朝宋朝测影设施中的圭表高度,均不超过两米。现代认为此高度应为古尺一丈,称这一高度的人为“丈夫”。“夫”为一定高度线之上的高“大”之人,故加一横为“夫”。周朝征兵不以年龄为标准,而以高度达某一标志线以上为“夫”,按律应征。

      这种契刻计时于表木的方法,应该起源于炎帝神农氏之前的伏羲氏时代。这种表木上刻线表示的时间为“刻”,延续至今仍然称时间为“时刻”,如“列车时刻”、“刻不容缓”等。所刻之表木与刻度象形字为“圭”,即“圭”字的字形如表木上分别刻着上午与下午的时间刻度。

      《周礼·地官》讲土圭之法,“土”字借为“度”,即“度量”晷影之长度。而“土”的古字字形为“丄”,后加中间那一点为指事,即特指“是这里”。在甲骨文中用为“社”,还保留远古以“社柱”立圭表测影的原意。后来这种表木称“土圭”又称“圭表”、“华表”,华表又称为“髀”。“髀”字是小腿骨,古代曾用来作为尺度标准,如古典算术著作《周髀算经》。学者路思贤云:“髀者,表也,即立杆柱,使用时称圭表。圭是太阳通过立杆在地面上的投影,即晷影”,说明后来又以表木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划分时刻。

      立圭表,只有与地面保持绝对垂直,才能准确观察日影,测定时间。古人是怎样来校正木杆的垂直度呢?古代运用设置垂直线的方法,来校正立杆的垂直度。古籍《考工纪·匠人建国》中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夏小正》记载,立杆测影要平整地面,周围用一水槽控制水平,然后竖立杆,即“槷”,也称“臬”。围绕立杆在地面上画圆周,取得日出之景在周围上的焦点,又取得日入之景在圆周上的焦点,连接两点便是正东西方向;取东西连线的中点,置立杆画垂直线,便是正南北;中午晷影最短的时间,在正南北的线上,夜间观察北极星,连线的投影也是在此正南北线上。这种控制垂直测影的方法称“巧倕”。为控制测影的准确,必须掌握立杆的垂直,方法是在立杆上悬挂垂线。

      关于悬挂垂线。《疏》记载:“槷,亦为柱也。云以县(悬)者,欲取柱之景,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线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悬)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通卦验补》记载:“立神,彼云八神,此县(悬)一也;以于四角四中,故须八神。”“神”即引也,向下而县(悬)之,故云神也。这里“神”、“绳”通用。八绳即八索,即八神,神灵以八计数者,以此为据。这是八卦产生于以八计数的神灵一例。其他以八计数的神灵与神话,以此类推,如八元即八音,八冈即八恺等。因“卦”从“挂”而来。在“圭”(后用龟)上推测契刻,象形字为“卜”。立杆加上所垂绳索,其象形为“木”字,称为“建木”,现在美洲仍有古殷商移民刻在石壁上的有关图案遗迹。现代建筑上常用的垂线,就是这种古法的演变。

      伏羲,即俯地观察日影,仰天观察晨曦而得名。史载伏羲氏以木纪,即开始运用表木测影。

      《易经》的起源,最早始于结绳记事,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数。《庄子》记载“伏羲者、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说文解字》记载“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

      “结绳记事”是世界许多古代民族使用的一种记事方式,《周易集解》记载:“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种帮助记忆的方式,直到近代秘鲁的印加族、我国西藏的珞巴族,云南的傈僳族和景颇族等原始部族仍在使用。

      文字的产生逐渐取代了结绳记事,《尚书序》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仰韶等文化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应是反映八卦之像的原始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记事文字。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前说代替了结绳记事、结绳记数、后者则直接称八卦为八索,即八条绳索。因绳打结一般只能记录两种信息,即打结与不打结代表有与没有,成功与失败,是与不是等等。发展到后来使用契刻的方法,刻画出八卦阴爻(——)阳爻(-)符号,依然是阴阳、是否、有无等两极的信息,是语言文字不发达时期的产物,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的仅有的方法,其记录单位(每一爻)的信息含量与结绳记事相等,因此最早的八卦符号是否由打结或不打结的绳来排列,亦有可能,这属于记载方式范畴。在表木上契刻的象形字为“卜”,“圭”与“卜”合为“卦”的象形字,对未知事件的推测、测算、占卜称为“卦”。

      古人通过表木测影法,对四面八方发生的狩猎、战争等事件,用悬挂结绳来记事的办法做记录,因此八卦就是“八挂”,每个方位放几条绳,有事件、收获等便用绳打结,根据打结或不打结,绘成或图形。远古时期,能够记载的大事件一般超不过三件(事不过三),人们在每个方向只需放三条绳索,记录图形也只画三条即足够。当时人们外出狩猎等活动,去了某个方向,就不可能再去其他方向,因此,结绳记事或所画线条,在各个方向一般不会相同和重复。八个方向的结绳和所绘线条的不同形式只能有八种,形成最初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氏发明了易经。

      因结绳记事只能记录信息的两种形态,如猎获的有无、战争的胜负、天空的阴阳、生子的男女、生死存亡等。人们在记录之前,必须把事件高度抽象成对立的两种形态,按事物属哪种形态而记录,这便是人类最初的对立统一观念,最初的意识形态。伏羲氏将这种记录系统称作“易”。“易”在象形文字里是上日下月组成,代表了日和月的互相对立、变易、交易,共同构成天体、时空、事物变化的记录系统。

      远古时期,未创制成形文字之前,记录事物都用图形符号表示。与结绳记事相似的就是八卦字形符号的阳爻与阴爻,这种与结绳记事相似的图画符号,就是最初的抽象刻划文字雏形。后来逐渐演变出与物体各自相似的不同图形符号,就是象形的汉字。因此汉字的发展过程应归结为“抽象符号——象形‘文’——相互组合之‘字’”的演变过程。

      古籍记载,姜姓炎帝神农氏族是伏羲氏族分化出的少典氏和有蟜氏通婚的后裔,后来“代伏羲氏而王天下”,这是神农氏始创农耕的结果。炎帝神农氏继承了伏羲氏族的土圭测影,掌握天时的文化传统,用以指导农耕生产。

      圭表系统,后世发展为专门测定时间的日晷,现在北京故宫中仍可见其遗存。直到现在,记时的装置仍被称为表,如钟表、手表、电子表等;而“钟”字意为“中”,日中之意。时间,还被称作“时刻”。土圭测影,在测量日影的同时,所垂绳索还能观察到风向和风力大小的信息,这种观测也被称为捕风捉影。

      表木也可以测定四季的节令。神农氏始创农耕之后,逐渐意识到一年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周期规律,只有将这四时(四季)划分得更准确,才能精确指导下种与收获的时间。而一年的各个时节,恰好能从立杆测影中反映出来。如冬天的正午,日向南偏移,指向北面的日影变长,到某一天的影子最长,称作“影长至”、“日短至”,神农氏便认为这一天是冬天到了,便为冬至;夏天正午日在头顶,影子变短,某一天的影子最短,“影短至”、“日长至”,即夏天到了,便为夏至。

      那么,把一年中正午的影子各个点连成线,便在地上划出一道南北方向的直线。当时人们已观察到,夏天昼长夜短,冬天昼短夜长,而一年之中春天与秋天各有一天,昼夜时间一样长,这两天的杆影位置恰好都在地上这条线的中间,于是便把春天这一天的杆影位置在线东面划一条向东的线条,秋天这一天划一条向西的线条,形成“十”字形线。而这两个日子,一方面昼夜时间相等,昼夜平分;另一方面对南北方向的线条也是中分线,这两天便为春分与秋分。

      汉字“王”,上一横为天,下一横为地。中“十”字为圭表的“十”字形线,“十”字形沟通了天地信息,所以又被称为天梯,掌天梯的人,为王(大巫)。《说文解字》对“王”的解释为“天地人,参通者为王”。

      当人们观察得更细,就会发现春天明显开始温暖,夏天明显开始炎热,秋天明显开始落叶,冬天明显开始寒冷的日子,便分别定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在“十”字形线上,形成“圭”、“米”形图案,形成四时八节测定时(季)节系统。这与最初的卜刻圭表的刻线表示法意思相同,只是演变到了地面,这就开始演变为后来的土圭测定节气。而刻划于地面的“米”字形日影图形,与甲骨文之“帝”字的字形与内涵都是相同的,掌握此参通天地之玄机的特殊人物只有“帝”,即“地”之主人,同音同意,如“炎帝”、“黄帝”等等。

      任何发明创造,都是适应当时的需求而产生。神农时代诞生的农业,如果没有天文气候农时节令文化系统的支撑,就不可能成为一项逐步替代渔猎的农耕产业。因此,这个天文系统必然历史地诞生于神农时的农耕时代。而神农氏始创的四时八节计时系统,也只能发端于农耕发源与实验地、观天测候的羊头山,非此地而莫属。

      十二消息卦

      神农时代,完备的二十四节气尚未完全形成,但土圭测影记下若干刻度,即各时间段的冷热变化这项工作,却应该开始了。每年一个周期,天气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如从冬至开始,井中即有雾气蒸腾,地气为阳气(天一生水)。因气温逐月转暖变热,属于与太阳那样一种温暖的感觉。人们认为,是阳气多了,并且是每月多一分阳气,从感觉上阳气是从地下而来。如春天霜冻,是山梁上有霜,山洼处无霜,因阳气自下而上,即“春霜圪梁秋霜洼”。便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或图绘方法记载。但天变热的过程是半年,即六个月,过去八卦的三个结绳记录符号或三个卦爻已经不够用,炎帝神农时代便逐渐演变为用六个卦爻来记载。例如,冬至是冷热转折,阳气开始出现,卦爻记载为上面五个阴爻下一个阳爻(冬至一阳生);第二个月又暖一分,卦爻为上面四个阴爻下面二个阳爻,第三个月卦爻为三个阴爻下面三个阳爻,是为“三阳开泰”。因“阳”“羊”相通,现在人们常说“三羊开泰”。

      依此类推,直到最热时的六个阳爻。但到夏至,气候达到最热,便开始由渐热向渐冷转折。秋霜的影响则是“秋霜洼”,山梁无霜低洼处有霜,冷气也是开始从地下上升(阴气自下而上),所以夏至卦爻为五个阳爻下一个阴爻,依此逐月类推,直至大雪时为六个阴爻。这种六个卦爻的记录方式,形象、准确反映了气候变化规律,这就是“十二消息卦”,意为十二个月阴阳此消彼息的气候记录。这就是《史记》记载“神农以前尚矣……起消息,正闰余”,是科学的、唯物的。

      过去的八卦是每卦三个卦爻,按代数全排列有八种卦形,形成八卦。炎帝神农氏时代用它来反映十二个月气候变化,已显不足,卦爻因此演变为六个即六爻,其阴阳变化就能反映十二个月的气候变化。六个卦爻的数学全排列为六十四,即六十四种卦形,这便是神农氏演八卦为六十四卦的农耕气候依据,是炎帝神农氏对中华民族的一项巨大贡献。《书断》记载“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颁时令”,应该包含这种记录方式。

      炎帝神农氏的“炎”字为上下两个“火”,“火”的象形字与“山”相近,如同两个山;又因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垦荒焚山,越过一山又一山,故炎帝除称烈山氏外,又称连山氏,其创立的易经为《连山易》。成为与黄帝的《归藏易》、文王的《周易》并称的三部易经之一。以后的时代文化学习《易经》是必修课。繁体“學”字下边是“子”,学生称子,如学子。先生亦尊称“子”,如孔子孟子等;“學”字整体的下半部是“字”的省写;上半部表示“字”的内容,就是“學”字上部中间的“爻”即卦爻。“學”字上部两边是两个手的字形,一正一反,表示学习和操作时要左右手并用。

      “韦编三绝”的故事记载了孔子反复学习《易经》,以至串竹简的皮绳被磨断了三次。

      上古居统治地位的氏族将土圭测影之柱立于聚落之地,土圭测影、颁布时令,其所在即视为天下之“中”,后来引申为凡是古代帝王所在地均为“中”或“中土”。因晋地不仅是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之地,也是后来尧、舜、禹等帝王所在之地,因而又名“中冀”、“中国”。

      炎帝神农氏在农业上的伟大贡献,大大增强了氏族经济实力,使他在各氏族部落中愈来愈享有威望和盛誉,被誉为“神农”“农皇”、“谷皇”,氏族也日渐强大。神农氏族的农耕成果扩展传播到其他部族,必然受到普遍的敬仰与推崇,炎帝神农始祖逐渐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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