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现炎帝陵》第二章 羊头山之谜_第十六节 神农是否真的尝百草

  • 发布时间:2017-11-30 17:24 浏览:加载中

  •   探讨神农是否尝百草,如同探讨何时开始产生中医和中药。

      根据传说的《方书》能够写成《神农本草》乃至《神农本草经》,就说明亲尝本草者必有其人,否则对药性的鉴别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神农尝百草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考古学家在河南郑州大河村,挖掘到一个陶夹砂灰褐陶的盉形器,经研考为仰绍文化晚期的器物,是用来煎熬中草药的药罐。仰绍文化晚期,应是黄帝世系即后裔颛顼、帝喾时期。药罐证明最迟到那个时代,已经有煎熬与服用中草药的医疗技术,因此应该在更早的时代已经诞生了中医中药。即使从颛顼时代计算,前推到轩辕黄帝也不过160余年。而在炎黄交替时代,已经有了名医岐伯。

      《路史·炎帝》记载:“炎帝神农使岐伯尝草木,典医疗疾”。岐伯是炎黄交替时期,炎帝神农氏族的名医,人体经络理论的创始人,后被轩辕黄帝用为太医。后人根据传说,以问答的形式整理出《黄帝内经》一书,成为我国最早的人体医理经典。其对人体研究之深入,对系统分析之成熟,至今能与此对话者廖廖无几。

      上古时代最初的医学系统,只能从无到有逐渐诞生发展,不可能“突变”产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积累过程。那么炎黄交替时代出现了标志中医学最高成就的人体经络理论,必然意味着中医理论在炎帝神农时代,早已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形成阶段,这就与炎帝神农尝百草开始,经历八代共520年到达轩辕黄帝时代基本吻合。

      如果说,《黄帝内经》标志着成熟的中医理论已经诞生,那么,用520年始创一个从无到有的医疗理论并成熟的实践系统,已经迅速得难以置信。神农尝百草几乎是无可置疑的。

      “百草”的概念,只有在盛产草药的地方才能形成。

      朱熹编《二程外书》记载:“天下独高处,无如河东上党者,言上与天为党也”。现代调查证明,上党地区正是一个生态过渡带,高山耸峙大河环绕相对封闭,海拔高差由500米—2000多米,具备不同的生态群落,符合“生态过渡带是人类文明的孵化场”的基本条件,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植物种类分布最多的地区。晋东南地区现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新石器时期比现在更为温暖湿润,植物种类只会更为丰富。

      上古时代,炎帝神农氏因尝百草,始创了农耕与中医中药。“炎帝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易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时,察酸苦之味,水泉之甘苦,尽知其平、清、寒、温之性,臭(嗅)味所主,以播百谷,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搜神记》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通鉴前编》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神农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焉。”

      “尝百草”最初是为了寻找可食之物,在寻找植物食品来源之余,同时发现了各种植物的药用功能并列入本草。

      《神农本草经》,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古代经典文献。所论365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君臣佐使之义”就是至今采用、并将永久采用下去的草药配伍基本规则。“君”是核心主导之药;“臣”是配合之药;“佐”是辅佐之药;“使”是使之到达之药,“君臣佐使”四类草药构成一副药方。精于“君臣佐使之义”,方可能成为合格的中医师。《神农本草经》收录了365种中草药,没有配伍规则,草药就不可能进入实用阶段。

      说到本草中药,我们熟知的就有直接以上党命名的党参。上党之名源于高平羊头山,秦统一天下后,以此山极高与天为党,故取名上党郡。以地名命名植物药物是不多见的。但是,为什么高平出产的108种本草没有党参呢?

      细细分析,发现列入中品者有一味黄参。党参的诸多别名,分别为西党参、东党参、防党参、防党、上党参、上党、上党人参、潞党参、潞州党、潞州党参、野党参、台党参、台参、野台党、野台党参、黄参、狮头参、中灵草根、口党、廿党参、辽参、三叶菜根、叶子草根、五台党共25个别名,果然有一味黄参列其中,就是我们熟知的党参。

      《本草正义》记载:党参力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腱运中气,本与人参不甚相远。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且较诸辽参之力量厚重,而少偏于阴柔,高丽参之气味雄壮,而微嫌于刚烈者,尤为得中和之正,宜乎五脏交受其养,而无往不宜也。特力量较为薄弱,不能持久,凡病后元虚,每服二、三钱,止足振动其一日之神气,则信乎和平中正之规模,亦有不耐悠久者。然补助中州而润泽四隅,故凡古今成方之所用人参,无不可以潞党参当之,即凡百证治之应用人参者,亦无不可以潞党参投之。

      根据以上记载,对上党出产的党参评价很高。但是,为什么党参仅列为中品?而且其中说到“本与人参不甚相远”,难道党参并非人参?

      访中医得知“参”有“三参”之说:人参是五加科植物人参之根系,党参是桔梗科植物党参之根系,太子参是石竹科植物孩儿参之根系。果然人参是人参,党参是党参,是不同的植物。那么高平既有黄参即党参,是否另有人参呢?

      查《神农本草经》,人参最初开始记载并列为上品;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上党药草人参也”,首次明确人参与产地;《名医别录》称“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别录》记载“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本草经集注》云“上党郡在冀州东南”;《植物名实图考》“人参,昔以辽东、新罗所产皆不及上党,今以辽东、吉林为贵”;《五杂俎》曰“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可见上党人参品位在高丽参、东北参之上。以上所载,均指五加科人参。

      “相传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者,其人参乃真也”。

      因有不同学术观点,质疑上党地区的人参即党参。为此查新唐书地理志第二十七,知当时潞州上党郡、泽州高平都、幽州港阳都、平州北平郡、檀州乐平郡、辽州乐于郡、营州柳城郡均向朝廷进贡人参,而且新罗也贡参于唐,即上党人参、辽参、新罗人参相比较而集中于宫廷,华北贡伪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具有很高医药价值的人参,何以在上党绝迹呢?

      据《潞安府志》记载,三国时“昔曹魏(曹操)建邺宫,伐上党山材木,规制极盛”,“后历代砍伐,加以樵牧日繁,虽深山绝巘皆濯濯所呈”,即使到深山里面,山上也是光秃秃。

      后来辽、金、元、明、清先后建都北京,所需建筑用材及燃料全都取自于相近的太行山和燕山。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迁都,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木材不下一百多万株,使上党人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潞安府志》成书明代1612年,因当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本草纲目》把人参评价为对百病有益,人们陷入对人参的狂热崇拜,趋之若鹜,大肆采挖,人参也就在劫难逃,终于灭绝。

      据《潞安府志》记载,尽管也有人参种植园,但只要有利可图,官府就不会闲着看热闹,繁重的苛捐杂税随之转嫁到上党参农头上,再加官吏巧取豪夺,参农反而得不偿失,最终不得不愤怒地亲手毁掉自己的参园。因此“有参园,今废”,“今废为陇亩”,隐隐揭示了一段上党百姓以人参为害的历史。紫团山南庄村一带至今有一条参园沟,沟中的庙里竖石碑一通,记载了当地产参的历史。

      人参就这样集体告别了上党,从这片最早的发现地消失。此后,党参的药用价值被发现,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人参逐渐被它的故乡遗忘。

      后来,参商又把采购的目标转向了山海关外,发现辽东人参远比上党丰厚,1609年寻挖野山参十多万株。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辽东森林变为农田,人参产区又历史性地萎缩到长白山山脉乌苏里江流域。人类就这样不停地与大自然开着玩笑,大自然也就不停地与人类开着同样的玩笑。

      《神农本草经》对人参药用价值做了详细的记载。依据人参的植物生态习性,《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鬼盖是指背阳向阴而得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人参为神草。

      “参”字,正写应作“薓”,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即写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写。《说文解字》记载“薓,人薓,药草,出上党”。但汉代药用的“薓”字多数已经简写为“参”,《说文解字》曰“参,商星也”,据段玉裁说当为晋星,《周礼》记载“实沈,晋也”,皆以参星为晋地的分野,汉代记载人参的产地皆为山西上党,《本草经》言“生上党山谷”,《范子计然》记载“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又《春秋运斗枢》言:“揺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由此可知汉代“人参”之得名,确与天上星宿联系,“参”暗示产地,特指晋地上党。

      人参有文字记载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就记载有象形文字“参”。甲骨文产生于我国殷商时代(公元前16世纪),这个时期我国各族群或部落的“图腾”上相继出现了象形文字“参”,那么再向前推千年左右到炎帝神农时代,开始尝百草辨别五谷与草药,时间分布与传说是紧密吻合的,神农尝百草真实可信。

      中草药种类的单位是“味”。“味”的右边是“木”字上边加一点,这一点就是“指事”,指出在那个点的位置,即草木发芽顶尖的位置,果实还没有长出,口感还不知道,就是“未知”“未来”之意。那么左边加“口”字旁,即开口品尝这个“未知”,便可知其“口味”。

      这是极其意味深长的,乃至“意味深长”这个词汇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它直接说明中药的药性是以口感来品尝。历史上还没有相传另外哪一位系统地品尝百草,因此,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只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实。

      由于上党地区具有深厚的中医药历史传统,又是国内最重要的百草产地,因此直至抗战前,羊头山北面的长子县鲍店镇,一直是全国闻名的药材贸易大会会址,每年从农历九月十三开始,至腊月二十三结束,历时一百天的“鲍店药材大会”,药商云集达数万人,是国内最大的药材市场之一,因此是最能说明与神农尝百草直接联系的地区。

      据赶过鲍店药会的老人回忆,药会繁荣景象使人眼花缭乱。牵骆驼的、骑毛驴的、坐花轿的、推小车的……,南来北往、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与会者千姿百态,各显身手。本地药商高喊:“长子药材地道货,先祖神农品尝过。黄芪、党参补性大,柴胡、黄芩治病多”;“丹参产自发鸠山,精卫用它治瘫痪,能顶古方‘四物汤’,百脉通畅气血安”;“首乌生长暹翁山,乌须黑发不费难。白头老翁来赶会,热痢泻滞立时安”。销售成药者,也编顺口溜,以示其效。如绛州德义堂药行人员手拿七珍丹在摊前喊道:“若要小儿安,常服七珍丹。高烧惊厥儿,服下保平安。”

      大同民心茂伙计高喊:“舒筋散,功效强,腰腿疼痛即时康;得了风寒湿痹症,管保三天能下床。”太谷广升誉药行叫卖定坤丹的口诀是:“妇女经血不正常,或迟或早或不畅,只要服下定坤丹,月经期间保无恙。”

      外省各地及少数民族的药商,因言语差异,大多数将所带药物的种类、功能写在布上,贴在药棚两侧,或用竹竿高挑条幅,或在门面两侧写上对联。如东北药贩为人参编的对联为“欲求补脾壮根本,须服东北吉林参”。四川药商针对大黄写的是“四川将军来征北,通便去积天下魁”。广东药行为广木香编的对联云“理气和胃气化行,肝脾不调建奇功”。甘肃客商为甘草编的歌诀是:“群药当中有威名,调和诸药立大功;生者泻火解百毒,密灸健脾可温中……”

      用医圣的画像做广告拉客商的不乏其例。高平药商在药棚上贴着王叔和的头像,上写:“王熙常用”四字。安徽药商在药棚前悬华佗半身像,墙上写着:“华佗手药”四字。湖北药商高挑李时珍全身像:下标“李氏多采”字样。河南药贩画着张仲景巨幅画像,用工整隶体字写着一首七言小诗:“古往今来第一人,弃官从医称圣人;仲师所用各味药,要数南阳产品珍……”

      1939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鲍店,药会被迫停办。

      解放后,鲍店药会乘历史东风开始恢复,盛况不减当年。据1953至1954年两年间统计,每年药会成交的金额达数十万元。1953年药会期间,长子王村猎户打金钱豹一只,全部由汉口共和超记药行买走。1954年天津新联药材公司在鲍店药会上,仅党参一种,收购量即高达八千余斤。

      神农尝百草的历史传统,五千年传承从未中断。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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