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征传: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 发布时间:2017-03-21 03:02 浏览:加载中
  •   一、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馆陶(今属河北)人。

      其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有大志,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

      李密见到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之才之余,并不采纳他的计谋,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南军首领翟让,瓦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

      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半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朱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到京城长安。魏征归唐后,并不见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

      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归顺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

      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殿下宜自去之以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大败,为唐军所杀。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权完全交由李世民处理。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官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太子詹事府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

      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令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人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即位不久,宰相封德彝提出建议:“中男虽年来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点兵。政令既出,魏征以为不可。唐太宗怒责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佞以避征役,取之何害?’魏征回答说:“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陛下曾说:‘我以诚信御大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令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他接着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交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大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过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询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广魏征说:“良臣身有关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于,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间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广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

      二、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 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

      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惬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史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

      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场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唐大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徭役,繁重的徭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大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唐初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粮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原大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

      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诚信立则下无二心”,“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卷五)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附为鉴,吸取教训,他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国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撒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位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大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诛,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十渐疏》。《十渐疏》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通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戒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已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破两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斤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拥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

      奏疏撼动了唐太宗一他后来对魏征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他还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披读,激励自己一他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大宗,他根据唐大宗的诏今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

      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遗魏征,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天枢,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上一篇:魏征传:直言进谏 帝王明镜
下一篇:没有了
更多
学习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

  • 关于我们 | 网站地图 | sitemap |
  • 版权所有:追学网 www.zhuixue.net 联系我们:QQ37035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