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评传》后记

  • 发布时间:2015-12-05 22:23 浏览:加载中
  •   近二十年来,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中国文化的研究,渐渐被重视起来。我们将在文化走向繁荣的气氛中迈进21世纪。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与此同步,研 究王国维也热了起来。不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的外国学者朋友悄悄地问:“王国维为什么在大陆这么热?”我总回答:“不是出于直接的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在重新研 究中国文化时,人们处处会发现王国维。”比如,研究敦煌学,“文革”刚结束时有人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的确,由于“文革”史无前例的横 扫,许多学术领域一片荒芜。对此,季羡林先生睿智地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自然地想起王国维目睹敦煌卷子大 量流失时的心境。第一位提出敦煌学的陈寅恪就同时认为这是伤心学。季羡林先生回忆说:“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学生,诗曰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 现。”“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季先生的意见 使我豁然开朗,不只是认识了王国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的真谛。

      我能接触到王国维,得益于北京大学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我于 1955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国维的学术生命似乎到处都活泼地存在着。当时无论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艺批评史,文学理论的课程都少不了王 国维的名字。宗白华先生讲《中国美学史》,境界自然是他经常的话题。我私下觉得,他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很像王国维。讲《西方美学史》的朱光潜先生其实也 喜欢王国维。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我自己的理论著作,其实只写了一部,就是《诗论》。”于是,我去读《诗论》,才发现境界正是《诗论》的中心,其中谈 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对比,从概念到语气,都与王国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我留在北大当助教,杨晦先生曾经指导过我。一次,我刚在他的客厅里坐下,他劈头就 问:“你看中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是谁?”我摸着刚沏了龙井的发烫的茶杯,还没有进入境界,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胡适吧。”他却追问说:“你怎么知道 是胡适?”我心里以为这是常识,其时,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面面都在深入批判胡适的影响,就回答说:“全国都这么说吧。”哪料到杨晦先生忽然严峻起来:“全国 都这么说?你在全国调查过了?”我一时语塞。他连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并转而告诫我:“做学问切忌人云亦云,自己知道一点就说一点。”一边说一边使 劲掰着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我才猛然记起他上次辅导我时曾着重指出:学术批判不等于学术评价。这回显然是检查我领会到什么程 度了。于是,我复述了他的意思,现在批判胡适不等于就这样评价胡适。但是,他对我的回答仍不满意。情绪缓和一些后,又继续指导我说:“搞文艺理论,就怕架 空;架空了,什么都是空的。”这次谈话使我知道,杨先生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高过于胡适。他不说王国维是“封建遗老”,而称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代 表”,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评价了。杨先生追求学术上的纯真,即“相向默然,了然于怀”(《晞露集序》)的境界,有点像禅。我却悟性太差,常怀遗珠之憾。他因 为常有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辟见解而受到学生尊敬。与此相联系,那时候,“反右倾”已扩展到文化领域,杨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严峻,大概不只是对我的。我 却有幸随后能从王国维著作中领悟到一点什么叫治学“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师,挨着批判仍要教好学生,冒着政治风险去信任后辈,心灵常受震动。待到文化大 革命时,王国维的名字就不见了。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历史意味着对过去的不断的重新发现。“文革”一过,王国维又重新显露出他的人格魅 力。其时,中文系唯一当过王国维学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当完“反动权威”,就着急地寻找王国维给他写的条幅。事情是这样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将著作 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里被抄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冒险将挂在书房里的王国维写的条幅悄悄藏了起来。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当然顾不上去看它。待 到阴霾散尽,要让它重见天日之时,却翻遍书架也找不到。于是才想起王师母将这幅字叠起来藏在纸篓底里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记到底是哪个纸篓,最终也没有找 到。王力先生对我讲起这件事时,尽力保持着一种克制下的平静,只说:“这真是最大的损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为感动。身处危难之中,唯独想到要冒险去 保存王国维的墨宝,这说明王国维的人格力量实在太伟大了。

      我开始理解王国维,倒是因为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那个时代,麻木的人 显得知足常乐,而在铁屋子里最先觉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觉醒;觉醒之后一时打不破铁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鲁迅写的“狂人”是谁,没 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国维是比鲁迅写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觉醒者。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当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 压力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贡献。他自己走不出这个铁屋子,致使灵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面,他又挣扎着将自己的生命化成学术成就,奉献给未 来。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被剥削、被压迫,又长期奋斗、自强的过程中锻造成功的。王国维崇尚天才,天赋甚高,然 而我认为,他身上凝聚的这种民族精神,闪烁着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牺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达到的对中国文化的最大的贡献。他的人格的光彩将因此照亮学术, 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从1983年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王国维美学思想》专题课,中间讲过几次,最 后一次是1995年讲的。我感到研究王国维应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学术人格,如果将他前期美学思想的研究和后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截然分开,或者将他的学术成绩 与思想分析截然分开,就容易各执一端。王国维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古代和现代,是中国现代将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汇的一个范例。总结王国维的完整的学术经 验,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切近的意义。基于这一点,需要全面地研究整个王国维。我坚信我的理论意图,但却因学力不逮,备受其苦。即使写完了书,仍感忐忑不 安。本书只能说在全面研究王国维的开始阶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见解。

      我能完成这本书,靠天时、地利、人和。我感谢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 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走在我前面的湘潭大学萧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国维评传》给我以启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我订购了大量有关资料。待我要访问赵万里先生 时,他已卧床而不能说话。感谢北京图书馆陈杏珍教授的帮助。在赵万里先生之后,她是第一位亲自校阅《人间词话》手稿原件的学者。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孙敦恒教 授、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洪堡大学梅薏华教授、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给予了亲切的帮助。顾建平、方生、莫常红、刘天一诸君帮助校阅校样,最后由史海音帮助 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别是“国学大师丛书”总编辑钱宏先生有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同时有具体策划、组织的实干精神,给我许多启发和促进。本来,稿子都是催 出来的;我特别对发稿过程中给予我的许多照应,铭感在心。

      刘烜

      1996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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