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第七节 蒙古史、元史研究

  • 发布时间:2015-12-05 22:16 浏览:加载中
  •   王国维一生最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研究蒙古史、元史。这项研究刚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他就悄然离开了人世。其实,王国维这项研究不但已有的成果颇为重要;而且他的研究方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应该更为人们所注意。

       新材料的发现,常常能推动有关学科的新的突破。王国维据此研究了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广泛地、综合地利用已发现的历 史材料,发挥多种学科协同研究的优势,比如宋元戏曲、西北地理、殷周史、民族交往史、音韵学、文字学等学科知识,去加深对蒙古史的研究,这是新的创造。王 国维的时代,研究西北地理、文史的学者不少,沈曾植、柯劭忞就是元史专家,柯劭忞是《新元史》的作者。元代的统治者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西方学者也十 分注意研究。中国有史学的深厚的传统,但明代修的《元史》,比起各部断代史来说,比较不被人满意。修史者宋濂虽然是一位著名学者,但是,他撰写《元史》, 是放在二十四史这个大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的。对于一个明代学者来说,是要为元朝异族统治者立传,虽然要强调秉笔直书的史识,但要突破中国皇朝的正统观念,太 困难了。况且汉族学者对元代统治者的风俗、语言、制度都不熟悉,元代的活动范围广,超越了历来汉族统治者的范围。

      1915年3月的 《鬼方昆夷狁考》利用地下出土的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互相参证,考证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情况。王国维这篇文章抓住了这个游牧民族的特点。“时入侵暴 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王国维得出 的结论:周以前的鬼方即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匈奴。这个结论的得出,运用了音韵学的知识。

      1915年8月写《胡服考》。据《史记》 “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定“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外族服装进入中国,在互相交流中不断改进,王国维细考冠、带、履、丧服,并细分天子之戎服、 武臣之朝服、天子田猎豫游之服、皇太子侍从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从之服、日常之服、寻常公事之服等等。王国维在手稿上还画了好几幅胡服的“上褶下 袴”的图样。各民族间的文化都是互相交流的,胡服影响汉族就是一个例证。王国维得出结论说:“此服通行于中国者千有余年,而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 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

      《胡服考》考服饰文化,四年以后作《西胡考》、《西胡续 考》,则考匈奴的民族史。王国维认为,匈奴即西域胡人,属印欧语系的白种人,身体形态特征是高鼻、深目、多须。王国维认为,西胡是针对东胡、匈奴说的。在 古代,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人习惯上称为“西域”,实际有不同国家、民族。王国维指出:“西域诸国自六朝人言之,则梵亦为胡,自唐人言 之,则除梵皆胡,断可识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王国维进一步指出胡人在形态上的特征:“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 子,此二语至今犹存。世人呼须及多须之人皆曰胡子,俗又制鬍字以代之”。西域本有不少民族,王国维据“杂胡”语,认为属于不同的胡;而古之匈奴即胡。这几 篇论文近人有不同见解,指出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黄种人。王国维这几篇论文在史料的处理上能将地下材料与古籍互相参证,很有收获。但是,这是中国古代人记 的别的民族的史料,其他民族的眼光,不确之处,实属难免。王国维有现代的自觉的学科意识,当他进入民族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时,实地的考察就显得不足了。运 用他民族的书面材料,考定一个民族的民族史也难免有局限。尽管如此,他从民族史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蒙古史,比只从中国正统史学的断代史的角度研究元史确有很 大的进步了。

      王国维从考订蒙古史、元史的著作着手,以第一手材料为据,进行新的考证。蒙古史料由于语言不同、文化迥异常有不精确处, 王国维作出了精辟的考订,至今还有理论价值。1926年5月完成《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内含《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蒙鞑备录笺 证》、《黑鞑事略笺证》,于1926年8月作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是李志常记长春真人邱处机从山东出发前往西域、又从 西域返回燕京的历程。书中记述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皆为第一手材料。《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手稿上注:“乙丑四月十九日写起,凡十日而毕。观堂。”王国维 从1925年春开始钻研这部著作,有体会就批在书上,特别对地理、人物有不少新的见解,经过一年努力,积累了不少材料,又花去一个月的精力整理而成。 1926年夏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该书记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 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

       《圣武亲征录校注》一书,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时以其译语互异,语言诲涩,仅存目。道光以后,治辽金元史及西北地理成为显学,这部书又重新为学界重视。 1926年4月王国维完成了校注,并作了序。这本书是记载成吉思汗活动的重要史料。王国维用多种版本加以校定,参看了有关元史的大量史籍,使之成为一本可 读可信的重要史料。

      《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蒙鞑备录笺证》称:“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 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其记述“粮食”云:“鞑人地 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 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农业社会中的汉族,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口头语。这与蒙族 的习惯确实大相径庭。记其饮酒之风俗:“每饮酒,其俗邻坐互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彼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 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闹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

      《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于1926年初有跋语说:“蒙古开创时史料最少,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王国维的笺注,材料丰富、精确,迄今为止仍然是该领域最好的注本。

       王国维关于“乣”和“乣军”的考证,有重要的意义。清初邵远军《续弘简录》很早就谈到“乣军”问题,他指出:“乣音查,谓辽东军,统辖二十五部族。”王 国维1927年2月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研究了这个问题。那时,好几位日本学者提出辽金史中的“乣军”问题,正好藤田博士代表日本《史学杂 志》约稿,王国维就将此文寄去。王国维经过周密考订后指出:“乣军”当合于下列三种条件:“一)是与契丹、女真鼎立之部族或军队;(二)金之边兵而曾与于 宣德居庸间之战事者;(三)此部族或军队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儿人是也。”

      王国维在《致藤田》第二封信中指出:“辽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绝 非误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其音当读居黝反,其或与主、竹、敌、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讹变之音。”这是王国维根据历史材料作的分析。这在当时,引起 了相当的注意。“乣”乃“糺”之省略,现在已有证明。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塔中发现金代石碑上就有“乣”字。现代学者蔡美彪提出过令人重视的见解。他在《乣 与乣军的演变》一文中主张,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语中的一个专用词语,汉文献中的乣是它的译名,音札。基本意思是杂类。

      《耶律文正公 年谱》及余记,最终定稿为1925年7月。《年谱》手稿上有“乙丑六月草创”。谱主耶律楚材历来为汉族士大夫所赞颂。他是促进蒙古统治集团在汉族地区的政 策发生积极变化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耶律楚材早年学儒家经典,以后又师从万松老人学禅学,修养颇深。元代统治者起初曾想将汉地都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力谏,才 使统治集团改换了政策。此外,在减少杀戮、减少税收、录用良才、使百姓休养生息诸方面,耶律楚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耶律楚材用课税法使百姓有收益的 机会,得到成功。年谱说:“帝笑谓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 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

      《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是据文献材料,特别是元遗山所提文献神道碑,对耶律楚材作总括性的论述。王国 维对耶律楚材的思想作如下评述:“文正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 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则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 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王国维分析了耶律楚材深得太宗信任,领中书省十四年,“君臣无丝毫之隙”,其原因很多,其中 得益于太宗的医生郑景贤的帮助。王国维从耶律楚材与郑景贤的七十五首唱和诗中就悟出其中信息。元军占领中原时,凡攻城一遭抗拒者,即屠城。由于耶律楚材力 争才使汴京未遭屠城之祸。这些结果的取得,当是郑景贤“平日维特调护于君臣之间,使太宗任公而不领。公得行其志而无所屈者,亦由景贤之力,不幸而史失其 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这显然是传闻。耶律楚材能起一定作用,主要是十年从军的代价换来的。

      王国维又在这篇文章中 评论元遗山是值得注意的。元遗山是金遗民,“金元后,上耶律中书推荐士至数十人,昔人恒以为诟病”。然王国维却认为,当时在蒙古人统治下,这些人如衣食无 着必冻馁而死。况且,耶律楚材也正是用人之际,这些人如得其发挥,有益于天下。所以,对元遗山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而亡,王国维却是加以肯定 的。其实元遗山本人并未出仕新朝。王国维指出:“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这几句话,可以看出王国维在1926年时的心境。

      1927年上半年,王国维加紧蒙古史的研究,许多重要论文,可以说是在这期间赶着写成、定稿的。举其大要:《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1927年2月5日)

      《金界壕考》(1927年3月)

      《萌古考》(1927年5月8日)系订正旧作《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1927年5月14日)系增补改定稿,又补上序。

      《黑车子室韦考》(1927年5月)写定。

       从以上文章来看,可以说他进入了研究蒙古史、元史的丰收期。1926年秋间,王国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然而,他在拼命工作。在学术上不断有新的 发现。他在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说:“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两笺,近来增补甚多,《辽金时蒙古考》亦须改作,亦深悔当时出版之早。然非有此蓝本,亦未必努 力改定也。”《黑车子室韦考》、《鞑靼考》、《萌古考》手稿上有“丁卯四月写定”。这份稿子改了四次,最后抄清,文末署“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清写。观 翁”。

      《鞑靼考》一文后面附有《鞑靼年表》,从唐咸通九年至宋嘉乐四年,将鞑靼活动情况一一排出,这样考鞑靼就是从历史发展中加以考 察了。王国维从出土唐代碑文中见到“三十姓鞑靼”“九姓鞑靼”的说法,“正史中至《明史》始复有《鞑靼传》,而《明史》之《鞑靼传》实《蒙古传》也”。于 是,他自己便问:辽、金时期的鞑靼到哪里去了?他自己回答说:“以余之所见,则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镤,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 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于是,他证之于史书,考之于地理,又从民族心理上加以论证:“蒙古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 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而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事,非朝贡,即寇叛,彼盖误以蒙古之先朝贡于辽金也。虑其有损国体,故讳之尤 深。”从历史记载上说,《汉书·西域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可能是匈奴之自称;“匈奴”这两个汉字,可能是汉人称他们的名字,因为匈奴两音之 急读合成胡。王国维所说的“西胡”,大多有固定住所,城郭俨然,显然与游牧民族不同;这里的含义,显然有他们在历史上与胡的势力有联系,在军事上臣服匈奴 的意思。

      《萌古考》是王国维刚开始研究蒙古史时,1925年12月写成的《辽金时蒙古考》改写定的。这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著作,即研 究成吉思汗建帝国以前的蒙古史的著作。王国维说:“知元人讳言其祖与讳言鞑靼同,乃就书传所记蒙古上世事实汇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来,频有增 益,既别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补正,因并写为此篇。”他考定蒙古族住地“在额尔古讷河、敖嫩河流域”。这为大多数史家所公认。王国维 进一步论及汉语史籍中“蒙古”有不少不同译法,比如萌古子、蒙古斯、蒙兀、萌古、蒙古里等。由此看来,中国古籍中有大量蒙古史料,不断加以收集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

      当然,王国维在蒙古史方面所作出的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显示出他有宏大的理论目标。他写出的专题性文章,有扎实的材料作基础,有很大的开拓性。但是,与他最后的理论目标相比较,这项研究正在开花结果期却夭折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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