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的故事:上《万言书》入相变法,变法失败罢相还乡

  • 发布时间:2017-03-11 16:55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州县做官


      王安石是北宋的名相,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了解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于是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要求改革吏治、实行变法。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斗争,确保“新法”的颁布实施,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诗文造造诣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文章《伤仲永》,情理兼具;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至今仍脍炙人口。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于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在官宦之家。十九岁丧父,三年居丧期满,恰逢科举考试,于是他赴京师开封应试,名列进士第四。不久,他就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那时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后,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可王安石偏没有这样做。

      王安石像1047年,他被调往鄞县任知县。鄞县本是个好地方,灌溉便利,但王安石去时,水道早已年久失修,以致渠川堵塞,河底朝天。第一年上任之后,风调雨顺,收成很好,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大兴水利的打算。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他利用农闲时节组织乡民疏通水道、兴建堤堰,他还把官仓中的谷物借给百姓,丰收之后偿还。王安石做事认真负责,确为一般“亲民官”所不及。他在鄞县做的第二件好事,就是实行青苗法,贷谷于穷人,抑制土地兼并。当时的豪强地主都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他实施青苗法,使官仓中的粮食得以更新,农民也得到方便,也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

      王安石亲眼目睹了北宋吏制的腐败、人才的匮乏,于是大力兴办教育。为了纪念王安石的政绩,鄞县人民为他立祠庙,并且历代祠祭,经久不衰。

      1057~1058年间,王安石先后担任了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这时文彦博是宰相,便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便遏制官场上的为名利奔走的不良风气。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则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由来推辞。在担任地方官的十几年间里,无论是做知州,还是任监司官,他都尽力做一些实实在在、兴利除害的事情。而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效果。

    第二节 《万言书》


      1058年10月,王安石被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成为京官。在外做官十几年,此时的王安石已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吏治的经验。在体察社会弊病、了解民间疾苦的王安石上任后,便决心推行改革。北宋中期,内忧外患,酿成社会危机。于是王安石挺身而出,向仁宗上了《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但仁宗没有重视,他本来就懦弱平庸,晚年又深居内宫,几乎不问政事,于是《万言书》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两年以后,他调任直集贤院,又任知制诰,就是负责替皇帝起草文告命令的官员。王安石当时兼管纠察汴京刑狱,他性格倔强。有一次,开封一青年有一只善斗的鹑鸟,有人向他索要,他舍不得给。有个朋友私自将鸟拿走了,该青年追上朋友并将其杀死了。开封府判处该青年死刑,但王安石则认为青年捕杀盗贼,应视为无罪。于是便弹劾开封府的审判,并状告到大理寺。但大理寺却认为开封府判得对。后来,仁宗下诏要王安石认错,但王安石还拒不认错。

      在1058年的《万言书》中,王安石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意见。首先提出:现在社会财力一天天匮乏,风俗一天天衰败,文武百官们不能不为社稷担忧。而造成这种形势的症结在于:如今的法度已不合时宜。现在应该从实质上学习先王的政治,进行改革。’他还指出,针对吏治腐败、人才缺乏的问题,要改革学校、科举,从地方提拔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针对财政困难、官吏贪污等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皇帝,皇帝要坚持改革,不能因流俗和侥幸之人的反对而半途而废

      宋神宗还当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十分欣赏。太子府掌文书的记事官韩维是王安石的好友。每当他被神宗称赞时,就说:“这其实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举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神宗一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神宗便可直接倾听王安石的改革建议。

      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言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文人志士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就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讲席以后,王安石趁机单独和神宗在一起时,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这一年,河北大旱,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神宗让学士大臣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司马光主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便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第三节 入相变法


      就在次年2月(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和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以便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始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有时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尽全力实行变法。

      熙丰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达此目的,王安石陆续推出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属理财富国一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属于整军强兵一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理财”的方法则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青苗法于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放贷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发出去的须秋天收回。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1069年11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材料由当地居民按户分派。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订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了两年才颁布实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引以为荣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权,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兵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入。

      保甲法,王安石早在上《万言书》中就已经提出过。保甲法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把农村人口编入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农闲时操练,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军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已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在培养人才方面,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治,改组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为统一思想,以便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了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凡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熙宁变法使“富国强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其以“富国”成效最大。公元1078~1085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边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失陷的旧疆重归国士。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

    第四节 变法失败


      但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岐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韩琦像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是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参预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1067年,神宗刚把王安石调到京师,守旧派就预感到了力主改革的他将被重用。一时间,朝廷中刮起了一股阻挠王安石参政的风潮。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丞吕海便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王安石刚上任几个月,连司马光都感到惊讶,觉得吕海操之过急。神宗看完吕海的弹劾文之后,立即退还,弄得吕海难以下台,不得不主动辞官,神宗便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代替吕海任御史中丞。韩琦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便有些犹豫,刚想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就立即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奏为自己辩护。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于是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力驳。1070年3月,宋神宗问王安石:“外边传言,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话?朝廷哪有过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说过“三不足”,而是写了《上五事札子》,对反对派攻击最厉害的五件事进行了驳斥。“三不足”口号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来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居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企图借一些自然异常现象使神宗动摇,打击王安石,以废除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1075年10月,彗星出现,在当时被称做“妖星”,反对派趁机又掀起一轮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元瑛因此被发配到英州,文彦博的奏章被扣压并被派出去做了魏地的留守。

    第五节 罢相还乡


      但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动摇了。1074年4月,天下大旱长达八个月之久,反对派声言这是上天不满的表现。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书神宗,并献上《流民图》,并说:“旱灾主要是新法招来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宋神宗反复观看该图,之后便对变法有了怀疑。王安石不得不主动请辞。于是神宗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而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江宁知府。

      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不断地推荐他,神宗就任用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又经王安石举荐,韩绛被封为宰相。这二人坚决支持王安石制定的新法,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是个品德不佳的人,他早就想取代王安石,害怕王安石再度被重用,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陷害王安石。他借办理郑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了“李士宁狱案”,想进一步陷害王安石。他的阴谋被韩绛发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加以阻挡,并向神宗揭发此事,密奏神宗召回王安石重新执政。神宗也深感变法少不了王安石,于是,在1075年2月,又下令恢复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

      复相后,吕惠卿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机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内部因此出现了裂缝。这时,随着反对派攻击的日益激烈,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程度也不如以前了。10月,又有一颗彗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政事中不符合民众利益的地方。当王安石上书劝解时,神宗却说:“为什么不能使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这种怨恨消失呢?”气得王安石称病卧床,后经神宗归劝,才肯上朝理事。1076年6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因吕惠卿等攻击生病死去。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之后,曾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了儿子王雱死去,他更是悲伤不已,加上身体有病,他极力请求辞职。王安石想自己任相八年,日夜操劳,不顾毁誉,力排天下异议和诽谤,改革弊政,新立法度,已初见成效。只要神宗在改革上的方向不变,新法就不会废。神宗明白,此次王安石求退之心不可回,再三挽留不住,1076年10月,神宗同意他辞职,以带使相兼判江宁府,让王安石回金陵。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选用的执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于1085年3月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子十岁的赵煦即位,称宋哲宗。

      王安石退居金陵后,一直过着隐士般悠闲的生活。他在江宁府城外筑宅,离城七里,离蒋山也七里,称其家园为“半山园”。人们常见他骑马漫游干各地湖山,借山水、参禅来安享晚年,此间,他还作了不少诗。

      在金陵时,常有人来访。其中王安石与苏轼在金陵的交往,被传为美谈。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在青年时代,都以才学出众而引人注目。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苏轼文学成就均十分突出,均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见解上,他俩都主张改革,苏轼并不像司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见解不一。因此两个佼佼者,在熙丰变法中成了政敌。王安石执政时,苏轼曾反对新法,屡遭黜降。然而两人均无害人之心,苏轼对新法并未一概否定。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已不在京师,惊闻之下,立即在金陵设法营救。

      1080年,苏轼由黄州迁往汝州,途经金陵,多年没有来往的苏、王二人在金陵友好地相会了。在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在一起论诗、诵佛。在他们往来的书信和诗中,王安石破例与苏轼谈及了时事,诸如关于用兵西夏等。其中王安石的《北山》诗: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他与苏轼一道游北山后写的诗中的一首。金陵相会之后,使苏轼更加深入了解了王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4年,王安石得了重病,神宗派了御医赶赴金陵诊治。病愈后,他把半山园宅第施舍给寺庙,神宗赐匾“报宁禅寺”。自己则在城中租屋居住。

      1086年4月,终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愤懑中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又起用司马光为相,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废除新法,坏消息接踵而至,使王安石痛不欲生。王安石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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