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嗣同的历史影响与评价——杀身成仁唤醒民族的思想家

  • 发布时间:2017-09-12 20:29 浏览:加载中
  •   【传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传见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之四)。

      【影响】出生于仕宦之家的谭嗣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从师于浏阳境内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对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用力最深,因而其思想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变革思想的接受,就是明证。谭嗣同不仅饱读经书,而且遍历南北各省,足迹踏至新疆、台湾诸地。游历中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流连忘返备加热爱,对列强蹂躏奴役下的民众灾难倍感痛心疾首。面对满目疮痍、日趋衰落的中华民族,他冥思苦索着挽救良策,终于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中找到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这一思想自中法战争萌芽,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后,变法思想日臻成熟,并逐步从理论步入了实践,积极投身于宣传鼓动变法活动之中。次年,其哲学名著《仁学》完成,这不仅是其变法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而且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该书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该书中的变法思想较之康有为、梁启超更为激进。

      他认为变法维新不能依靠朝廷和最高统治者,因为专制君主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是对立的:统治者要实行愚民政策,而变法则是开启民智;统治者是搜刮民脂民膏使民贫困,而变法则是使民致富;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必然推行弱民政策,而变法则是使民众强大;统治者的目的是使民众步入死亡,而变法则使民众生存下去。所以变法对统治者是不利的,他们不可能变法。变法维新也不能依靠官吏,因为他们听命于朝廷,决不会同民众共存亡的。变法维新更不能依靠军队,因为军队只会屠杀人民对外敌屈服。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人民,所以他指出“西国维新之政,无不从民变而起”(《仁学》)。谭嗣同的言论,未免过于偏激,但他的这种自下而上才能实现变法维新的主张,比康有为自上而下前进了一大步。

      光绪二十三年(1897),谭嗣同自北京南下,开始实现他的变法主张。他先后参与了南京测量学会的创设、上海不缠足会的建立,到达长沙之后,他又与陈三立、黄遵宪、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倡导变法维新,并且还开办了内河小轮、商办矿务,开办时务学堂,出版日报《湘报》、修粤汉铁路等,使湖南的变法维新走到全国的前列。光绪二十四年(1898)《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后,谭嗣同被征召入京,任命为清朝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军机章京,会同康有为、梁启超、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人共同参与推行变法新政。当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组织反扑,变法面临严重危机之时,谭嗣同自告奋勇,前往天津小站去游说袁世凯以兵支持光绪。狡猾的袁世凯表面应允,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袁世凯在得悉变法派全部行动方案后向慈禧告密,慈禧迅速出击,变法流产。在慈禧囚禁光绪之际,谭嗣同已得到了消息,如果他同意出走的话,日本使馆可将他送至日本。谭嗣同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安危,他对劝他去日本的人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中国)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在狱中谭嗣同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的心志。临刑之际,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令人赞叹的诗句,使人悲慨的语言,确实展现出谭嗣同忧国忧民之情、忠君报国之志,他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后人的壮举,激励着后人去实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

      【余论】谭嗣同就义时仅33岁,他用鲜血与生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时间虽短,但留给后人的东西却十分丰富。一部《仁学》中留下了其深邃而又进步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变法虽败,但其不屈不挠以生命唤醒国民的精神永存。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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