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惠州起义

  • 发布时间:2015-10-27 15:24 浏览:加载中
  •   在广州政变尝试之后五年,中国革命的时机更趋成熟。对日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从1894年起,中国政府被迫把关税、厘金和盐税的一部分收入抵押给 外国银行家,最初是为了偿付战争费用,后来是对日本赔偿。1898年,连续七次的借款,使中国的外债差不多达5500万英镑,几乎等于中央政府岁入的三 倍。与此同时,德国在1897年攫取胶州,引起了各国对租界和租借地的激烈争夺,这似乎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先声。

      一个变成了外国利益看 护人的王朝,是很难得到臣民对它的尊敬的。但是,倘若盗匪、走私者以及流离失所的农民利用朝廷的虚弱而作乱,其具体原因往往是外界的干涉和外国对中国财政 的加紧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喋喋不休地声称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入侵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使和平与稳定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成千 的传教士的到来(他们是靠武力取得传播福音的权利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不过,反基督教的骚乱,主要还不是起因于宗教上的偏见,而是由于对外国人的愤恨, 因为他们的特权侵犯了当地官绅传统的特权。而那些下层阶级,那些饱尝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经济负担之苦(抵付外债而提高了的税率,便宜的加工商品的流入, 以及平底船被汽船所取代)的特殊受害者,无需鼓动便都起来向传教士和教徒进攻,因为后者象征着入侵者对国家日益加紧控制。

      传教士的破 坏作用,通过四川余蛮子(余栋臣)的英雄传奇得到了说明。余栋臣当了土匪,是因为他同中国天主教徒发生了土地争执,后者得到了一位法国神父的支持。 1890年,他发动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徒的恐怖运动和抢劫运动。趁官员们舍此他顾的时候,余栋臣便同哥老会合作,建立了一支近万人的武 装。这就是一位史学家称之为会党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帝起义。

      1895年夏,叛乱者攻击了成都和重庆的新教布道团。据约翰主教说,敌视并 不是宗教上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由于官方对排外进行鼓励所造成。这次骚乱的直接原因有:长江上游对汽船航行开放,谣传成都将成为通商口岸,以及传教士有权在 未同当地官员商量之前就可购买土地和租借房地产等。

      英国的观察家也宣称,1899年4月,当英国人扩大其香港租借地时,官方对这种排 外主义的鼓励,导致了广东新安地区的武装抵抗。英国人曾被告诫说,三合会在一个名叫钟书云的人(可能是孙中山的信徒)的统率下,准备在新安举行叛乱并洗劫 香港。据说叛乱者有这样的口号:“既然皇帝已把我们的领土出租给英国人,那么,我们弟兄们的义务,就是自己来守住它,招兵、收税,全由我们自己来管理。能 够这样做的人就是国家的主人。”虽然钟书云被免除了导致中国人遭到重大伤亡的抗英的责任,但新安余留的部分和邻近的归善地区,却为次年孙中山的追随者同清 军的冲突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1898年,汉口的民众起来抗议用税款抵付外债,焚烧和毁坏了成百万美元的财产。英国商人抱怨说,由于厘 金进款全用来偿付1898年英德债款的利息,使得地方当局连实施法律的钱也没有了。这恰恰是总督张之洞想要转告给贝思福勋爵的意见,他对贝思福说,失去了 税款,使他只能用不足额的军队去平息叛乱了。当人们问张之洞,为什么他这样害怕骚乱时,他回答说:“老百姓认为向他们抽税,是为了付给外国人。这就激发了 中国人对外国人常有的那种内在的仇视情绪。”对于这种处境,尽管英国商人已得到女王陛下政府将会保护他们的答复,但意味深长的是,18个月以后,当英国兵 舰要开进张之洞的辖区时,他已有足够的军队来维持秩序了。

      这件事表示中国官员正在试图维持那种微妙的平衡。为了证明外国干涉造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后果,他们允许甚至鼓励群众闹事。但是当这种混乱失去控制,威胁到他们自己的衙门,并招致进一步的干涉时,他们便不遗余力地对骚乱进行镇压。

       1900年夏,当反动的清朝统治者和当地的一些官绅对义和团反对外国机构的运动进行投机时,华北“受控制的叛乱”就变成了一种排外运动。如果张之洞、李 鸿章和其他稳健派势力看到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时,他们是会支持义和团的。然而,他们却袖手旁观,竭力保持自己所在省份的安宁。但是,群众闹事并不总是那么顺 从官绅的操纵的。义和团运动的口号起初是反清灭洋,以后变为扶清灭洋,但当联军入侵华北,从而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时,反清的口号又很快地恢复了。

       即使在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前,农民的秘密结社也往往倾向于同政府作对。广西不是一个富裕的省份,但却分摊了由于举借外债而造成的赋税负担的很大一部分。官 僚政治的腐败和自然灾害,是引起1898年李立亭在那里领导的三合会数千人骚乱的原因。据平山说,这次广西起义的规模,仅次于太平军起义。孙中山的三个追 随者想加入李立亭的行列,但来得太迟了。

      迄今为止,革命者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同农民的爱好暴力还不相称。然而,到1900年,孙中 山和他的副手们终于根据他们所期待的起义的需要分派了任务。郑士良代表革命党人,已着手在广东沿海建立基地。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福本和平山在香港致 力于筹措经费和后方接济。孙中山由宫崎和清藤协助,在日本进行策划。虽然李纪堂(他在香港与孙中山初次见面)给了孙中山2万元,但孙中山的经费显然还很短 缺。

      这种长期的穷困已在上海引起很大的失望。在那里,长江流域会党的头目已由毕永年训练好,正在等待孙中山的指示和款项。这些哥老会 的龙头,都是花钱的能手,听说有大量金钱由康有为交给湖南人的领袖唐才常使用,便都离开毕永年,加入湖南活动分子的行列,因而使毕永年感到灰心丧气。毕一 直在努力争取他的湖南朋友站到孙中山这边来,但唐并不真正关心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纲领的差别,而只是认准康有为和保皇会能拿出更多的金钱。毕永年情绪沮 丧,隐姓埋名当和尚去了。在写给平山(他是毕永年在一次鼓舞人心的巡视哥老会分会的旅伴)的告别信中,毕永年谈到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命定要受人奴役, 所有那些要拯救它的人只不过是被自私的愿望驱使而已。当这个消息传到横滨的孙中山那里时,他感到“如失左右手”。没有毕永年,孙中山同长江流域各省的联系 就中断了。5年后,他同这个地区的接触才开始恢复。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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