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子兵法》的西文译本介绍

  • 发布时间:2017-03-20 18:24 浏览:加载中
  •   18世纪末期,《孙子兵法》首次被译成法文。19世纪中叶有俄文译本问世。20世纪初,英文译本相继在国外出版,与此同时,德译本也告问世。由于英译本保持了“十三篇”的完整性以及英语的普及性,其他西文种随后又陆续根据英译本转译。在20世纪末期,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文《孙子兵法》译本均已出版。

      最早的法译本

      1.阿米奥的法译版本

      开创《孙子兵法》西文译本先河的,是清朝乾隆年间来华的法国神父阿米奥。他的全名是让·约瑟夫·玛丽·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iot),取汉名钱德明,别名钱遵道,字若瑟。1718年生于法国土伦,1750年(乾隆十五年)作为法国耶稣会士,奉派来华,先到澳门,然后转赴北京。因通晓满、汉语文,深获乾隆帝信任,赐氏职,居北京42年,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故于北京。在华期间从事学术研究,介绍了许多中国情况给西方,其著作大都见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十六卷,1776—1814)丛书中。钱氏在晚年还编有一部《鞑靼满法字典》(三卷,1789—1790)。

      由于阿米奥精通满汉语文,在他长期旅居北京期间,奉法王路易十五的一名国务大臣M.贝尔东(Berton)之命,翻译了《孙子兵法》。他是根据一本《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同时对照汉文《孙子兵法》翻译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孙子兵法》的法译本在巴黎由迪多出版社出版。其扉页上写着:

      中国兵法

      公元前中国将领们撰写的古代战争论文集凡想成为军官者都必须接受以本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

      2.法译本的影响及其评价

      阿米奥的法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在当时的文学刊物上(如法国《新闻精神》、《文学年集》等)受到好评。有位法国评论者甚至说,在《孙子兵法》里他发现了“色诺芬(Xenophon)、波利比尤斯(Polybius)和德·萨克斯(de Saxe)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原理”。他认为,如果这一“杰作”能成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将大有益于法国。他把孙子比作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蒂雷纳(Turenne)和孔代(Condé,the great);特别希望“年轻的贵族认真阅读这位真正的将军的这部著作”。到18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的法译本曾在法国多次刊印。例如,法国《新闻精神》(1772年7月号)和《特雷武回忆录》(1772年4月号)都刊登了《孙子兵法》的内容摘要。1782年,经法王特许批准,尼昂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的部分丛书,其中第七卷重新出版了阿米奥的《孙子兵法》译文。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法国文化界和军事学术界再没有谈及《孙子兵法》。这可能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的影响。直到20世纪初,《孙子兵法》才被人重新提起。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de Co tenson)在《新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需要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军事作家:“今天像过去一样,必须通过研究古代兵法家以便弄清中国官员的策略计谋。”他曾数次谈到“中国兵法的特点”,据他说,这就是“将帅们奸诈狡猾,企图用各种手段欺骗对方。”他说,法国指挥官“不应被中国将领们的信誓旦旦所欺骗”,这一点,“极端重要”。显而易见,这位法国武官并没有读懂孙子所说“诡道”的真谛,而是戴着殖民者的有色眼镜看待事物的。

      20多年后,法国又有人提出中国的军事经典著作。1922年,E·肖莱(E.Cholet)中校编辑了阿米奥的译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兵法。两千年前的战争学。选自阿米奥译本(1772)》。肖莱为自己的著作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著作的特点是分专题论述,如“战争”、“军队”、“兵力”、“士气”、“将帅”等,将孙子、吴起、司马穰苴的话集中在一起。1948年,C.纳钦(C.Nachin)编写出版了阿米奥译文的注释本。

      1956年,法国罗歇·加卢瓦(Roger Gailbis)准将以《中国的兵法》为题在《见证》季刊上摘要发表了阿米奥的《孙子兵法》译文和评论。加卢瓦着重阐述的论点是:中国古代的兵法家主要关心的是战争的道义方面。显然与孙子的观点相去甚远。这种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阿米奥译文的影响。因为阿米奥在其法译本的序言中,承认不是逐字逐句按《孙子兵法》翻译的。而在他“要表达出中国最优秀的兵法家的战争思想”的译文中,却掺杂了大量的个人见解。难怪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贾尔斯(L.Giles)尖锐地指出,“阿米奥神父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汉学家,他所从事的研究肯定是广泛的。但是,他的所谓的《孙子兵法》译本,如果对照原文,就一眼可以看出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欺人之谈。这个译本含有大量的孙子没有写的东西,而孙子所写的字句在译本中却寥寥无几。”

      迄今为止,法国一直在沿用阿米奥的译本。200多年来,法国既没有修改阿米奥的译本,也没有新的《孙子兵法》法译本出版问世。个中原因很可能像《孙子兵法》英译者美国的格里菲思(S.B.Griffith)准将所说,是因为“法国的现代汉学家对中国的军事文献不感兴趣。”这位准将在他的1963年出版的译著中,指出法国汉学家马斯佩罗(Masparo)在《古代中国》一书中,轻蔑地称《孙子兵法》为“一本关于兵法的小册子”。这说明马斯佩罗的偏见,或说明他对中国文献中的重要部分——战争文献的了解非常肤浅。法国的主要汉学家对中国的军事经典都不感兴趣。格里菲思认为,如果他们把研究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刻苦劲头拿出很小一部分来用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法国在过去20年内所遭受的某些军事惨败就有可能避免。

      俄译本的问世

      (一)俄译本概况

      在19世纪期间,《孙子兵法》俄译本问世。它是继法译本之后的第二个西方文字的译本。据格里菲思的考证,早在1860年,一个名叫斯列兹涅夫斯基(Sreznevski)的俄国汉学家就把《孙子》译成俄文,书名是《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1889年,俄国普佳塔(Putyata)教授(曾任俄国总参谋部上校)为《亚洲地理、地志和统计资料手册》撰稿,其题目是“中国古代将帅谈军事艺术”。该文详细叙述了孙子、吴子、司马穰苴三家兵法的主要内容。

      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根据高等军事学院学术史教研室建议,促使以英译本为蓝本而转译的《孙子兵法》俄译本于1943年问世。这个蓝本是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的英译本(下文将详谈)。战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于1950年出版了汉学家N.孔拉德(Konrad)的宏篇专著《孙子兵法的翻译与研究》,被当时苏联学术界评论为“对苏联军事历史科学的宝贵贡献”。1955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又以上海1936年印行的《诸子集成》中《十家注孙子》为蓝本,出版了J.I.西多连科(Sidorenko)中校直接从中文翻译的俄文《孙子兵法》新版本。该译本由前苏联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少将JA.拉辛(Rasin)教授作序。当时的民主德国后来还根据这一俄译本转译成德文,并规定作为东德军事院校的教材。

      (二)前苏联军方评《孙子兵法》

      1.拉辛少将的评价。这位教授在新版《孙子兵法》俄译本的长篇序言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先于希腊和罗马的军事理论家。而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最杰出的是孙子。他认为,《孙子兵法》在亚洲的影响大大超过韦格蒂乌斯(Vegetius)在欧洲的影响,而且前者在亚洲的生命力更为长久。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兴趣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孙子研究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战争的矛盾性,阐述了进行战争的法则。而古代其他的军事理论家没有给自己提出过上述任务。”《孙子兵法》中包含着许多关于武装斗争特点、关于战争和战斗特点、关于战争和战斗对统帅、军事首长、士卒及整个军队要求的正确论述,其中不少至今仍很有教益。拉辛教授还认为,《孙子兵法》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自发的辩证法观点为基础,达到了当时理论发展的较高水平。“孙子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思想发展中所起作用之大,相当于古代世界的亚里斯多德在许多领域发展的知识。”

      拉辛教授在序言中还着重阐述了“十三篇”在理论上的贡献:其一是关于战争的意义、目的及作战方针。如:孙子把战争的意义定为国之生死大事,把战争分为三类(粉碎敌之意图的战争和粉碎敌之联盟的战争,这两种都属于政治斗争;第三类是粉碎敌军的战争,即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难度非常之大,事先必须作周密细致和全面的准备。进行武装斗争是为了取胜,其结果是得利。这些也就是战争直接的目的。战略和战术的一切计算都从属于此直接目的。但是,战争还有危险的一面。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非利不动,非危不战。对战争问题,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在作战方针上,孙子主张速胜,即兵贵胜,不贵久。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战争耗费的人力物力甚大,久战于国力不利。拉辛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军事理论家与哲学家从未研究过上述理论问题,孙子率先提出它们,是难能可贵的。其二是关于作战手段。孙子认为,军队和将帅是进行战争的手段,因此,孙子很重视将帅与士卒的责任,尤其强调将帅的知识、品质与指挥能力;注重依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而决定行动方针、注重军队作战的环境、地形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主张君主、将领分工,将领受命于君主后应拥有指挥部队之全权与选择行动方式之自由。拉辛认为,孙子的上述许多观点,至今仍有道理。其三是关于致胜的基本原则。拉辛认为,孙子是最早探索致胜根本原则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五事”、“七计”、“知胜有五”,行动保密等,都包含着不少深刻的思想。其四是,关于知彼知己,知敌用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等思想。其五是关于战争与战斗的计划问题。拉辛认为,孙子提出的未战先算,多算胜;关于度、量、数、称、胜的思想;知战之地和知战之日的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在古代的军事理论家中是出类拔萃的。“孙子的功绩在于:在古代理论家中,企图证明战争不是各种偶然性的凑合,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人屈指可数,孙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孙子是提出战争计划问题的第一人”。其六是关于战略进攻思想,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拉辛认为,这主要考虑的是交战国家内政不稳、军队不稳、经不住长期战争而产生的危险。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拉辛认为有其合理性,但它不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关于孙子的攻防观,拉辛认为缺点在于未从两者的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考察。其七是关于指导战斗的思想。拉辛认为,孙子在这方面提出和阐述的许多思想,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作战队形,应如“率然”,首尾相顾;奇正变化,善于机动;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重视地形与作战指挥的思想等等,都令人深感兴趣。

      2.前苏军事出版界的评价。1961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修订再版了1957年版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尽管在出版前经前中央苏军之家军事科学协会扩大会议讨论,压缩了原版的历史部分,但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却保留了应有的篇幅。现部分摘要如下:

      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得到了特别高度的发展。远在纪元前400—500年,在古代中国已写成了若干军事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中最早、最优秀的是孙子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孙子总结了当时中国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的丰富的实践,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

      孙子在他的著作中企图给战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并且企图确定战争的意义……他对于作为国家重要措施的战争已经作了一般的评述……应该指出,他所提出的某些进行战的规则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一定的意义。

      孙子认为,使军队不断地得到物质器材的补充和善于利用地形是很重要的。在他的著作中,有4篇专门论述物质保障和地形问题。

      在诱敌、侦察和突然性等问题上,孙子也有极深湛的见解。

      孙子认为,预先估计情况和计划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他的著作中,第一篇就叫做“始计篇”。然而要预先估计情况就必须善于预见。因此,他认为预见是取得胜利的基础。杰出的将帅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他们“先知”:而有关敌人的情况不能求之于鬼神,应该从活人那里得知。他认为侦察在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译本及其影响

      20世纪初,《孙子兵法》英译本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德译本也在世纪初出版,但因战争而散失。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兵法在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到20世纪末期,在美国就有多种《孙子兵法》英译本出版。特别是格里菲斯的英译本自1963年起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可以说,在20世纪里,英译本独占了《孙子兵法》西文译本之鳌头。对于在西方世界里传播和宏扬《孙子兵法》,起到了持久、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20世纪初的英译本和德译本

      1.卡尔思罗普的英译本。1905年,被派往日本学习语言的英国皇家野战炮兵上尉卡尔思罗普(E.P.Calthrop)把“十三篇”译成英文,并在东京出版。这本开创英译本先河的书标题是《孙子》。卡尔思罗普依据的是日文版本,似乎有不少讹误之处1908年,他又根据中文原文出版了修订的英译本。这个修改本是由伦敦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公司发行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中有此英译本。对照原文,重读这个最早的英译本,虽然译文有很多不足之处(包括篇名的译法),但应该承认,1908年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基本上表达了孙子的思想。第一个英译者是有其勇气和胆略的,对于一个年轻的军人学者来说,更是如此。或许,卡尔思罗普是受日俄战争结局的影响才蒙发翻译之作的,因为他在译本的前言中写道:“今天,孙吴著作已让位给欧洲作家的科学作品了。但是,他们(孙武和吴起)的言论已成为格言,并且他们的影响力无疑帮助了日本人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其次,译者试图从军事角度探讨《孙子兵法》在作战和战术运用上的特点,尽管分析阐述不够全面、深刻,甚至欠准确,但其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其中,译者对一些军事术语的理解和译法是可取的。例如,将开卷的“兵者”理解为“战争”;又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及“谋攻”等名言的译文至今尚被后人沿袭采用。同时,译者在修改本中还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谨慎。例如,对古汉语中难懂的专名,一般采取汉拼加页尾注,以免误解。再有,对个别意犹未尽的译文,凡加添的原文中没有的字句都采用斜体字。如在“虚实篇”结尾,译者加了一句“总之,战争无一定之规”。

      作为翻译的一般规律,经典著作的首译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越是往后的同一经典著作的译者则可参照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使译文得到改进。当然,由于卡尔思罗普的汉学功底不足,其译作未能传世,很快就被新的更好的译本所取代。在20世纪里,尤其是下半世纪,新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不断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和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多种英译本的并存和传世,并且各具特色,这是促使英译本能在西文译本中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原因。

      2.贾尔斯的英译本。1910年,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书刊和手稿馆助理馆长的L贾尔斯(Lionel Giles)翻译和出版了《孙子兵法》。贾尔斯(1875—1958)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之子,生于中国,贾尔斯取汉名翟林奈。本人也是汉学家,除英译《孙子兵法》外,还翻译了《论语》等书,并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按字母顺序的)索引》(1911)。

      贾尔斯翻译的《孙子兵法》,从总体上看确实达到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质量上明显高于卡尔思罗普的译文。因此,贾尔斯的译本经久不衰,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在西方广为流传。

      贾尔斯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治学严谨,忠实于“十三篇”原文。是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础上,逐字、逐句、逐段翻译的。严谨的作风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翻译前的学术准备工作充分。参阅了大量的有关《孙子》的中国古籍文献。考证了孙武其人和“十三篇”其文。特别是对孙星衍《十家会注》本做了全面的研究,认定其作为英译蓝本的可靠性。即孙本虽出自明《道藏》但实质上就是宋本,而且孙星衍与吴人骥合注“十三篇”时参考《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注释恰当。对于曹操等11位注释家(含《通典》作者杜佑),贾尔斯逐个作了简介,说明其生平和主要著作。向西方读者评述孙武生平(《史记》卷六十五)和诸注释家其人,这是第一次。贾尔斯按照孟子所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让英译本的读者在看“十三篇”时对作者和评注者有所了解,对理解正文是有益的。其二,贾尔斯的英译文本,按照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rmes Legge,1814—1897)翻译《四书》、《五经》的做法,逐篇逐句编号,汉英对照。并遵从中国古籍的习惯,注释紧跟正文之后。至于篇名的顺序号则显然采用《武经七书》的做法,因为译者在学术准备工作中研究过它,并作了简述。对于译文,贾尔斯做到了字斟句酌。例如,“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卡尔斯罗普把“诡道”译为“pretence”(佯装),贾尔斯改成“deception”(欺骗),并用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的话在注释中阐明军事欺骗在作战中的重要性。又如,“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之句(《孙子兵法·九地篇),卡尔斯罗普将“兔”译为“rabbit”(兔子),贾尔斯则改成“hare”(野兔),似更贴切。贾尔斯在其英译本的注释中,除精选“十一家注”外,还引经据典(包括西方名人名言)作为释义的补充。因此,其译本不仅是翻译之作,而且凝聚了译者对《孙子兵法》研究的心血。此外,贾尔斯译本文字流畅典雅,具有20世纪初英语的风格。正如谚语所说:“文无采行不远”,译文优美和富有韵律感是贾尔斯译本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贾尔斯译本仍有不足之处。其一,个别之处,理解失误。他将开篇的“兵者,国之大事”一句中的“兵”字译成“兵法”(art of war),显然是不对的。按,杜牧注:“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里当然是指“兵戎相见”的战争。在《孙子兵法》全书的不同的760个汉字中,“兵”是中高频字,共出现69次,其中“计篇”4次。除“兵众”、“兵家”外,“兵者,诡道也”一句中的“兵”也是指“战争”或“作战行动”,当然,贾尔斯在这里译得很好。“All warfare is based on deception”已成了传诵的佳句。贾尔斯之所以在开篇落笔出错,很可能像格里菲思所说,是过分苛责卡尔斯罗普的译文,标新立异,以致把一个军人译者理解正确之处也改错了。其二,贾尔斯的译文虽然流畅,但属于20世纪初的风格。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后半叶,军事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西方读者青睐于更加简捷明快的译文。与稳定性极高的汉学不同,英语用字在近一个世纪的跨度内是有若干变化的。贾尔斯译本中个别“古色古香”的词在现代英语中已不常用了。

      3.现已散失的第一个德译本。20世纪初,几乎与英译本问世的同一时期,第一个《孙子兵法》德译本也出版了。那是在1910年,由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a)把孙子的“十三篇”译成德文,书名是《兵法——中国古典军事家论文集》。该书到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各大学图书馆已告阙如。然而,此德译本很可能被德国皇帝看过。

      据记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二世被废黜后,他读起《孙子》了。当他读到《孙子·火攻》篇最后一段:“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废书喟然,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决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

      (二)二战期间的英译本

      1.概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3个英译本出版。译者分别是马切尔一科克斯(E.Machell-Cox)、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萨德勒(A.L.Sadler)和中国的郑麟。“这三个译本,发行量都不大,也都不尽令人满意。前两个译本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成稿的。萨德勒教授是一位日本古典文学学者,他翻译得很匆忙。马切尔一科克斯把许多韵文移到新的语境中,其他韵文则集中到他自己设计的一个特别章节中。郑麟的英文水平太差,译文没有什么价值”。

      2.简评郑麟的英译本。中国学者郑麟是广东潮阳人,他是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的编译。《孙子兵法》是其首译之作,也是中国学者翻译“十三篇”的领头人。郑麟的《孙子兵法》英译本首版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1946年11月,作为英译丛书之一在上海由世界书局再版发行。根据后一版本看,简单地说其译本的英文水平太差,似欠公允。首先,译者的国学根底深厚,是严格按照平津馆丛书孙星衍、吴人骥同校《孙子十家注》逐句翻译的。其次,郑氏在译本中订正了贾尔斯的某些误译。例如,在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方面,将开篇的“兵者”译文订正为“战争”(War);对“军、旅、卒、伍”诸字(《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卒”、“伍”,贾尔斯译成“detachment”(支队)和“Company”(连),显然是错误的。郑氏改译为“Company”(连)和“squad”(班)则是正确的。因为按中国古代军事编制,百人为卒,五人为伍。其三,杨家骆教授所写序言为《孙子兵法》正本清源,他以翔实的史料和明确的观点,论证了“十三篇”与其余佚文的关系,确认“十三篇”乃是《孙子兵法》经典之作:

      其实十三篇之数,早见于史记,笔其精切者,就关于经典性之十三篇而笺释之也;削其繁剩者,刊落余六十九篇,不使相厕列也。魏晋以来,余六十九篇之日渐散佚,固以其为问答、解释、杂著事例不见重,而魏武削而不注,亦其因也。

      武兵家之圣,今传十三篇,为原理原则之部,故能传诸百世而不疑,放诸四海而皆准……

      杨的序言还指出,郑编译群经诸子目的在于“正欧人所译汉籍之刺谬,而为中西文化之媒介”。尽管后来因种种原因,其余的经典英译本未能问世,但郑对《孙子兵法》英译的努力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3.美国军事出版社重视《孙子兵法》。20世纪40年代,美国开始出版发行《孙子兵法》英译本。1944年,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R.Phillips)编的《战略之根本》一书中收入了贾尔斯译的《孙子兵法》正文。1949年,美国哈利斯堡军事出版公司以《兵法》为书名,单独出版了《孙子兵法》。译本采用1910年伦敦卢扎克(Luzac)公司出版的贾尔斯英译文,删去了全部汉语及大部分考证的注释,只保留有军事价值的注解。菲利普斯写的长篇导言刊于译文之前。这位美国准将开宗明义地写道:

      《孙子兵法》约写于公元前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论文。这部书专论战争的原则,言简意赅,大部分内容至今仍很有创见,很有权威性。对善于把这部书的原理应用于现代战争的军人来说,在2500年后的今天,它仍不失为作战的宝贵指南。虽然战车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武器发生了变化,这位古代军事大师的著作并没有过时,因为他论述的是战争的基本原理,是政治和人的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他令人惊奇地表明,这些原则是如何地历沧桑而不变。

      (三)格里菲思的英译本

      1.格里菲思其人和译《孙子兵法》的动因。1963年,美国退役准将S.B.格里菲思(Samuel B.Griffith)根据孙星衍《十家会注》本,重新翻译和出版了《孙子兵法》。这本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系列丛书》,并在东西方各主要城市广泛发行。由于格里菲思是一位老资格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在攻读牛津大学博士生后所译的《孙子兵法》立刻受到美国军方领导人和将领们的重视。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战中陷入困境。面对这场以游击战为主的常规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力主的“小型战争”理论和反游击战战术得到了美国军方的青睐。对亚洲游击战理论素有研究的格里菲思之作尤受欢迎。

      在60年代初期,格里菲思作品的宗旨是传播游击战的信念。他花时间不倦地就这一主题发表言论和撰文著书,他的努力赢得了众多的支持其观点的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中心司令W.P.亚伯勒(William P.Yarborough)少将感谢他所送的《孙子兵法》译本,并称格里菲思的译本是“对特种作战学校的一笔宝贵的财富”。美国防部反叛乱作战高级参谋官V.H.克鲁拉克(Victor H.Krulak)少将拟就一篇称颂格里菲思《孙子兵法》译本的书评,这位少将在书评中确认有“一条贯穿的主线”把孙子的思想和克劳塞维茨、迪皮克、若米尼、马汉的思想“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克鲁拉克还认识到“《孙子》一书能惊人地适用于今天的战争”(越战)。

      J.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其全国性的报纸专栏文章中曾多次赞扬该书。他注意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阅读过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译本,并把L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65年春季行动的某些做法与孙子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比较。甚至连驻越美军司令W.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上将,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研究孙子的名言,并思考孙子的思想同武元甲、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译本促使美国领导人了解越南的革命战争,这是其他任何书籍望尘莫及的。看来,这是第一本,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唯一的一本沟通文化和习俗差异的书。

      西点军校历史系教官E.C.奥多德(Edward C.O’Dowd)不仅作了上述论证,而且在华盛顿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调查研究格里菲思生前的大量信书文稿后发现格里菲思翻译《孙子兵法》,起因于他毕生重视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游击战理论。

      格里菲思1906年出生于匹兹堡,1929年从美国海军军校毕业后为海军陆战队少尉。30年代后期派往北平学习汉语,在此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生兴趣,随后他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英译本。1946至1947年,他受第七舰队之调遣来华继续学习汉语。50年代,美国军事思想突出核威慑而忽视局部战争经验和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对此格里菲思深有感触,决心为海军陆战队寻求对付游击战和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认为游击战理论之源是《孙子兵法》。因此他在52岁时被牛津大学接纳为博士生后,主修了中国军事,并着手翻译《孙子兵法》。

      在这一英译本出版的前一年,即1962年5月,格里菲思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发表了题为“亚洲共产党革命游击战”的演讲。其讲话的中心思想如下:

      我们今天讨论的战争问题是,肯尼迪先生所指的“反叛乱战争”,赫鲁晓夫所指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游击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是从方方面面的来源中汲取力量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克劳塞维茨都对这个战略的形成起过作用。但是,有一个战略家比他们更重要,即孙子。《孙子兵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这一新战略的基础……

      显然,格里菲思翻译出版《孙子兵法》是他毕生研究游击战理论和美国陆战队军事思想的必然归宿。当然,他认为贾尔斯非军人出身,译文颇多不足。这也是他要重新按孙星衍校注本翻译《孙子兵法》的另一个原因。

      2.格译本的特色和不足。(1)格译本的主要特点。根据格里菲斯的英译本,不难看出该译本有两大特点。其一,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译得较好,使译文富有军事特色。例如,开篇的“兵者”订正了贾尔斯的错译;其他军语译得也较准确。再如,“奇正”一词在“势篇”中,孙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曹注:“正者当敌,奇兵从傍未不备也。”这就一般作战规律而言。李、杜等各家的注释与曹注类似。格里菲思取曹注,使译名具体化,译为“the normal force”(正)和“the extraordinary force”(奇)。但由于战场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真是“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所谓“正亦胜,奇亦胜”(李靖语),就是“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袭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唐太宗语)。这种辩证的灵活性的含义正是“奇正”内涵底蕴。因此,在各家英译本中对“奇正”有各种不同的译法。最新的趋势是对含义深奥的古汉语词译为抽象名词,甚至干脆采取“汉字拼音法”,即音译为“Qi”、“zheng”,当然要适当加注,否则一般读者难于看懂。总之,各种译法互有长短。其二,格里菲思的英译本凝聚了他毕生尤其是晚年时期研究孙子的心血。除“十三篇”正文加注外,全书包含了较丰富的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和《孙子兵法》在世界上的影响等其他方面的学术内容。译者本人撰写了长篇序言,并在导论部分,涵盖了孙武其人、孙子时代的战争、孙子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等内容。在书尾除索引和参考书目外,还有4篇专论,分别是“《吴子》英译文”、“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西方语言的《孙子》”、“注释家小传”。格里菲思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着力在西方收集和研究有关《孙子兵法》的资料,如在古代兵器方面得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帮助。在译文方面,参考了法、德、俄文本以及已出版的英译本。更可贵的是直接致函郭化若和顾颉刚先生请教,还参照了郭沫若的《孙子兵法初步研究》和《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正是由于译者下了如此功夫,所以其译著中所包括的其他方面的内容也是值得一读的。

      (2)利德尔·哈特的序言。著名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之作序。使该英译本大为增色。他的序言高度评价了《孙子兵法》,从军事哲学的高度上与西方的军事经典著作《战争论》作了分析对比。他强调指出,在当今核时代,迫切需要更完整和更准确地了解孙子的思想。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导过年轻的中国军官要好好学习《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战争指导智慧的结晶。历数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家,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伦比;然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尽管比孙子晚二千多年,但其时代局限性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

      克劳塞维茨的鸿篇巨作《战争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军事思想形成的基础。如果《孙子兵法》当时得以传播,《战争论》的影响中掺有孙子思想的成分,从而使这种影响不失偏颇,那么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本可以避免……

      人们早就感到需要有一种《孙子兵法》的新译本,更完整、更准确地解释孙子的思想。在可能导致人类自相残杀和种族灭绝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这种需要更为迫切。鉴于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出版这样一种新译版本的《孙子兵法》就更为重要……

      利德尔·哈特在其序言中,接着讲述他是从1927年起开始对《孙子兵法》发生兴趣的。那一年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英国驻上海防卫队司令J.邓肯(John Duncan)爵士写信给他,推荐了《孙子兵法》一书。利德尔·哈特说:

      读了这本书后,我发现(除“夫兵形象水”与我的洪水泛滥理论不谋而合外)还有许多其它观点与我的思想不谋而合,特别是孙子在反复强调出敌不意和间接路线以奇制胜方面。这使我认识到,一些最根本的军事思想是永恒的,即使是属于战术性的。

      大约15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武官——蒋介石的一名学生——数次来见我。他对我说,我和富勒将军的著作是中国军事院校的主要教材。我听后问他:“《孙子兵法》呢?”他回答说,《孙子兵法》虽被奉为经典,但多数年轻军官认为它已经过时,在机械化武器时代不再有多大研究价值。我说,你们现在应当就教于孙子,因为《孙子兵法》这本篇幅不长的书中把我20多部书中所涉及的战略知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总之,《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的最佳入门捷径,又是深入全面地研究战争问题时经常要参考的宝贵材料。

      (3)格译本的不足之处。从翻译的角度看,格里菲思所译“十三篇”(含有关注释),问题不少。主要的缺点有三。其一,自“军争篇”起没有严格按照孙星衍《十家会注》逐字逐句翻译,在“军争”、“行军”、“九地”诸篇中,多处随意删节和挪动,使译文和原文相去甚远,以致面目全非;其二,漏译之处屡见不鲜,小的如个别译句编号脱漏,大的如重要的句子漏译。在“火攻篇”末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竟漏译了后面的两句;其三,有的篇名译法欠妥,正文中译错之处不少。从全书看,前面几篇很下功夫,但越到后面译文的失误越多,显得虎头蛇尾。

      造成格里菲思英译本有诸多失误的原因,客观上讲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观上说除翻译作风尚欠严谨外,主要是汉学功底不足。尽管利德尔·哈特称格里菲思是“精通中国语言和思想”、“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学者”,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格里菲思虽是军事学者,但非汉学家。到了1965年,即英译本出版后的第三年,格里菲思还读不懂“以夷制夷”的成语。在1968年,他甚至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口述历史计划人员说,“我一点也不想恢复认识汉字,我决不费心劳神了。”显然,格里菲思无意再修改完善其译本。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已列入各国代表作丛书的译著是再版不误的。于是,格里菲思的1963年版英译本至今一版再版,广为流传。

      (四)80年代后的英译本

      1.陶汉章著《孙子》的英译本。1987年,纽约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陶汉章著《孙子兵法概论》英译本。该书附有“十三篇”正文,由外交学院副教授袁士摈翻译。该书的中文原作是于1985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主要内容是陶汉章将军对“十三篇”的论述和解释,在其导言中还概述了刘伯承元帅论《孙子兵法》的精辟见解。军内人士的著作在国外出英译本有其特殊意义,但因印数较少,影响不大。

      2.克利里的英译本。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翻译出版了新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列入“桑巴拉龙版”(Shambhala Dragon Editions)丛书的道家著作类。译者在其序言中声称:

      我认为,了解《孙子兵法》的道家要旨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部战略经典著作不仅充满着伟大的道家作品诸如《易经)和《道德经》的思想,而且它揭示了道家的基本原理乃是所有中国传统武学兵经的最终之源。更有甚者,尽管《孙子兵法》在陈述原理方面无与伦比,但探索其战略实践的深奥底蕴之关键则取决于道家专门阐述的心理发展。

      译者还在其“导论”中用大量的篇幅将《孙子兵法》与《道德经》作比较。他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无为”相联系。在论及“上兵伐谋”不战而胜时,译者不厌其烦地援引老子的话来阐述孙子的思想:“图难于其易,为大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人。”(《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显然,译者把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老子一味地强调的“不战”、“不争”相比附是失之片面的。因为孙子为了屈人之兵,并不反对“伐兵”,甚至“攻城”,这与老子倡导的“不争而善胜”相去甚远。总之,老子之“道”与孙子之“兵”,虽有某些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就其实质而言,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治世方略。

      在“译者导论”中,J·克利里自称有20年翻译东方经典著作之经验;其翻译《孙子兵法》方法的技术目标是,达到“血肉透明、骨骼鲜明”,“再创作一部富于读者个人生活情景色彩的抽象之作”。为此,译者删去了“某些次要内容的有关句子,诸如中国古代兵器。”其实,译者为了突出“骨骼”(道家思想),删去的不止是“古代兵器”。例如,“计篇”中删译了“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一段。再如,“作战篇”开头一整段被删译。又如,最后的“用间篇”开头描写战争影响的一段被压缩为一句话,完全忽略了《孙子兵法》所述实施“井田制”的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克利里的英译本不是严格的《孙子兵法》足本。这并不是贬低该译本。因为克利里译本有其突出的优点,即译文简洁流畅,注释得当。原来克利里已译过20部东方兵书,包括“诸葛亮刘基兵传”,富有翻译经验。而他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探索也有助于读者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十三篇”的内涵。因此,克利里的英译本在西方是有影响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期,不少西方学者在学术论文或著作援引克利里的译句,就是明证。

      3.90年代的新译本。90年代以来,《孙子兵法》在美国还有两个新的译本问世。一是1993年夏威夷大学教授罗杰·埃姆斯(Roger Ames)翻译的《孙子兵法》,另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学者R.D.索耶(Ralph D.Sawyer)所译《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该书由美国“西方视野”(Westview)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孙子兵法》译文置于《武经七书》英译本中的第三位,即在“六韬”、“司马法”之后。其译文所依据的仍是孙星衍《十家会注》本。采取全文分段翻译,不删节,也不加文中评注和注脚,而把有关注释集中在全书之末。在形式上不同于贾尔斯的汉英对照、格里菲思的逐段编号加注、克利里的各段译文后加十一家注。索耶的英译文显得一气呵成,适合西方读者的习惯。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译者注意到并汲取了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的考古成果,这对于外国译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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