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出版的故事

  • 发布时间:2017-03-20 14:54 浏览:加载中

  •   在我们传统文化名人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比钟情于诗赋者要少得多,古代诗词歌赋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文化人一代又一代孜孜矻矻的研究有很深的关系。甘吃苦头,用尽精力编纂科学书籍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十不足一。因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阿格里科拉(1494—1555),152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曾长时期在当时欧洲主要的采冶中心城市担任医生,对于矿物的形成及分类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花 20 年之功用拉丁文写成详细叙述金属冶炼生产过程的《论冶金》一书,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则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卓著的事业,是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这部书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工具书的范畴。李约瑟用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比拟宋应星,意味是很深长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夸赞。最少,阿格里科拉和狄德罗在科学的道路上,所选择的路向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很难说狄德罗是自然科学家,阿格里科拉却是。但他们对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却都同样重要。

      一个社会,只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发展,是不完全的。与此相关,只有吟诗作赋、皓首穷经之人,这个社会也算不得和谐与完美。然而如何使它们均衡发展呢?社会的提倡是一个方面,使那些投身研究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实利则是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昔者,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便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说: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自信,自然有对人性贴合实际把握的成分,同时又是对科举巨大诱惑力的肯定。宋真宗在《劝学篇》中十分露骨地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就是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搞特权。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估算,明代中期文官约有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这些文官辅佐皇帝进行统治,不论是爱是恨,皇帝的眼珠子始终在他们身上瞟来瞟去。对皇帝而言,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往往不具有稳固其统治的现实作用,因此我们古代历史上很少有皇帝颁旨表彰某个自然科学家的庄严场景。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朝万历十五年出生,大约清康熙五年那一年去世。1637 年(崇祯十年),51 岁的宋应星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开物》。宋应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予以研究的科学家。《天工开物》共 18 卷,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及《珠玉》等,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 30 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涉及到农业和手工业的各个方面,堪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引述的历史典故及叙事材料很丰富,涉及经、史、子书二十多种,引用达七十多次,《诗》、《书》、《易》、《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晋书》、《齐民要术》、《岭表录异》、《墨谱》、《糖霜谱》、《本草纲目》等都为征引对象。

      《天工开物》是我国科学史上首次对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进行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此书出版后,很快刊行第二版,成为当时许多学者的参考书。从清初康熙到清末光绪的一百多年间,《天工开物》不断地被一些著作所引用。清初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入清后第一次被大规模引用。17 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20 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语,至今畅销。

      虽然这本书的价值很高,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看样子这本书的刊刻并没有给宋应星带来经济利益。未付梓之时,宋应星对书的考证似乎已不太满意,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到刻印的时候,他仍没有摆脱“乏洛下之资”的情态,书的刊刻得益于友人涂伯聚的帮助。刊刻以后经济状况又是如何呢?市面现有的研究资料提到这一点的很少,我们不便主观推测。不过《宋氏宗谱》中的《宋应星行略》还有下列记载:“应星:祖承庆,父国霖。字长庚,行平二,邑庠生。明万历乙卯(1616 年)科第三名举人。任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江南亳州知州、滁和道、南瑞兵巡道。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行世。生殁未详。葬戴家园祖茔侧。”对图书刊刻后的经济状况同样只字未提。或许古人视言利为末道,不值一提。可对政治得失尤其赞美之辞,则绝对不会缄口不语。顺治《亳州志》卷九《职官志》知州项下记载:“宋应星,江西举人。视知亳州,值兵变之后,官署悉被寇毁。公捐橐更新,招集流亡。又买城南薛家阁,将建立书院于其所,惜志未就而去亳。”

      这些文字虽然是地方志所载,但也是官方文件,不仅如此,如果知州因一部书曾受到过上一级政府嘉奖,地方政府在记录中即使不大张旗鼓地美化、宣传,也断乎不会闭口不提。看古代皇帝谕旨,政府所表彰的往往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然科学只是能工巧匠手造出来的“奇技淫巧”,不入官府视野。实际上,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只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自己就不会奢望什么。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表示,书的出版与仕途没有任何关系,话语中虽有沉痛之气,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客观写照。

      研究任何学问都不当以私利为马首,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必须坚持这一点。但从政府的角度讲,应该给研究者必要的回报,如此,研究才会成为一种风气,才会弥漫开来,才会发扬光大。一个民族缺乏研究的动力,并不是这个民族的素质有问题,而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致。

      科举能在中国延续 1300 年,与科举制度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关系,和科举给个人带来的益处也分不开。假如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也受到如此礼遇,那就不会有科学只有“术”,而无“学”的状态。这一点,古今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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