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美龄》第十六章 永远的第一夫人 失败的原因

  • 发布时间:2015-12-08 23:42 浏览:加载中
  •   每当我们说起蒋介石的失败总是把四大家族和国民党要员以及各军阀的腐败、贪污作为其主要原因,这弄得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伤痕累累的社会更加民不聊生,不但我们这样说,国民党最大的支持者美国也这样说,那么,他们到底腐败到了何种程度呢?

       自然,关于四大家族以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和众多大小军阀到底非法搜刮了多少属于人民的财富,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弄清楚了,即使是杜鲁门时期,由美国总统亲自 下令进行的调查也只是了解到冰山一角,而且也主要是孔宋两家在美的财富,但这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我们自然更无法详细了解四大家族的财富状况,但从偶尔的 一些史料来看,也已经能够管中窥豹——就像是黑夜中的一艘船,当我们看到了船舱中的一屡烛光的时候,尽管我们不知道这艘船中究竟有多少宝贝,但那烛光下的 折射出的黄金之光,却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是一艘运宝船了。

      据一些来自日本战时对四大家族在上海几家银行的金融情况调查以及美国解密的一些史料记载,四大家族及一些党国要人的仅在上海几家银行中的存款状况就足以令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根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 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 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另外,有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 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 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 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而这些仅仅是国民党在银行存款的一部分——此外,应该提醒一下读者,由于美元的不断贬 值,1934年至1939年的1美元和现在(2007年)的1美元不是等价的,大体上上世纪30年代的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美元。

       而对于这些家族和党国显要来说,他们的财富积累主要依靠权力和武力,同样,在他们失去权力和军队后,他们就像是丛林里的野兽,在衰老后,也就等待着被更 大的野兽吃掉,美国人实际上就是世界丛林之王。这些达官贵人们在1949年后纷纷仓惶逃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了美国,而美国则毫不留情地冻结了其中很多 人的财产,理由是他们把美国的战时援助据为己有。而据美国公布的一些数字,也可以看到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了多少国家财富。

       1949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具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根据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解密的档案,用最保守的方法估计,至少在20亿美元以上。 其中宋美龄名下的就有2.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永久冻结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正是由于宋美龄在战后年访美期间,由于其指责 美国的对华援助太少,而杜鲁门一怒之下下令调查,才导致四大家族的财富秘密被美国掌握,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层层贪污,导致美国的援助最终用于第一线的不足 10%。实际上,这些美国援助中,有相当比例的美元根本就没有流出美国,而是被国民党政要们用各种方式投资与美国市场,并且,他们还习惯于偷税,仅被美国 查处的偷税金额就达到8千万美元。

      由于这次调查,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怒不可遏,随后把调查报告全部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 会上,这导致了美国参议院的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政要们的在美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 字画、珠宝、黄金等,用于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

      四大家族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巨大的财富,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控制了中国的所有要害部门。

      在一个国家中,金融部门几乎是经济的核心,因此,四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银行:如中央银行的实际控制者是蒋介石、中国银行是宋子文、交通银行是孔祥熙、农业银行是陈果夫和陈立夫,而蒋介石作为民国政府的独裁者,他也在事实是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的总处理事会主席。

       孔祥熙利用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权利,直接操纵四大银行,他在任期间还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不但如 此,而孔详熙家族实际上拥有众多的银行和商行,如他先后利用权力的创办或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 等等。

      而作为财政部和行政院的最高首脑,他又拥有控制商业、金融和行政权力的实权,因此,孔祥熙自然要把这些银行和商行交给自己人, 如中国银行原董事长为张嘉敖。孔祥熙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 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4年中增加6倍,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 80-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金钱与权力本来就是孪生姐妹,四大家族所聚敛的财富无疑是通过权力的非法使用而获得的。通过国家权力的使用所搜刮的财富往往是面向国家的全体成员,是一种国家财富私有化的罪恶行为。

       1938年至194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了名目繁多的内债,共计有18种之多,而且,这些内债是按照不同货币比值计算的,如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 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发行债务总额为法币151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1亿单位,英镑2000万,美元2亿1000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但 在这些内债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这就等于说政府向 银行直接借款,而银行则利用这些内债作为发行纸币的等值储备,这等于说向社会所发行的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债券,其不但不具有硬通货的价值,反而是一种背负债 务的“货币”,可想而知,这种货币如果一旦遇到政府不能兑现的偿债,那么其就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废纸。而由于货币本身的不可或缺性,因此人们还不得不使用这 种“货币”,而使用了也就等于购买了,真正的财富也就顺理成章、不为社会所知地流进了政府的金库,而谁又政府的股东呢?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和各地大小 军阀。

      同样,政府由于是社会管理者,收取税收是政府的职能之一,而政府增加捐税就又成为一种天然的掠夺手段。扩大税收实际上是由两方 面的因素,一个是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的实际统治区域自然缩小,税收区域也就自然缩小。而且,在淞沪抗战之后,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 江浙一带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被占领,国民党的税收来源也大受影响;另一方面,税收也是国民党各级官吏聚敛财物“名正言顺”的手段之一,即使在七七事变前,国 民党各家族和各军阀也在不断增加税收。

      在日本占领南京、武汉后,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不得不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也就是只要是商品或是实物就会被纳入征税的范围,因此导致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增至4市斗;

      从1943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又增加了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疯狂猛增至60元。自然,这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通货膨胀;

      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不但远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几乎很少对付现金,而是用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来代替。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而所谓的借还不如直接说是抢,因为这种借既没有利息,甚至连本金偿还都遥遥无期。

      故而,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亿4000多万石,这是导致中国农业最严重的直接原因。

       政府在税收之外,还拥有一项更主要的权利,那就是货币发行权,而且,政府应该发行多少货币往往都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一个人欠 下了债务,而同时他又拥有货币发行权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非常简单的还债方法,即通过开动印钞机来增加货币,用以补偿所欠债务。自然,这等于增加了社会上的 货币流通量,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一个历史常识是,机会每一个处于混乱时期的政府,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几乎都会使用这种手段。结果,在抗战开始后仅仅 4个月,国民政府就不得不开始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一个遭人痛恨的事件就是法币的发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法币发行量为底为16亿 元;1945年底为骤然增至10319亿,即在短短8年中增加了738倍。

      政府另外还有一项职权就是可以管理国家的外汇和黄金,而众 所周知,外汇和黄金往往是硬通货,尤其是在战时,黄金自然不必说,是世界最基本的硬通货,而美元、英镑等经济强国的货币也等同于硬通货。因此,国民政府从 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遍地开花。而法币的同期迅速贬值也导致了外汇市场中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 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比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比85.4,1944年12月为1比542.2。这很显然,政府中的官吏才是 黑市的最大从事者,也就等于说,政府利用权力将外汇和黄金低价收购,然后再在黑市以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之间就赚取了巨额差价。

      另 外,专卖制度也是政府的权利之一。这种制度在战时往往被广泛使用,世界各国在战时几乎都会对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商品进行控制性销售,即只有政府才能从事买 卖或者政府授予的特权商家才能进行交易。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 行专卖。自然,专卖制度也就等于是垄断经营,其中当然利益丰厚,因此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1942年国民政府此项增收为4亿7800万 元,1943年为17亿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国民党的要员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经常从政府仓库中把这些商品以各种手段弄 出来,然后在黑上卖出,同样可以获取暴利。在政府垄断性经营中,统购统销也是项目之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 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 统销。四大家族中陈氏兄弟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等都是典型的这类商业机构。

      1937年后又设立了工矿调整 委员会,名义是为了调整,实际上就是扩大官方工业,排挤和吞并民营企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 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 司、湖南实业公司等。1943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状况: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 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直接拥有官营工业外,还拥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 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即使扣除通货膨胀也是颇为惊人的增长,其因此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 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战时最紧俏的商品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分公 司,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 纱锭的1/4。陈氏兄弟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1942年2月,物资局成 立,对棉纱实行统购。统购统销的获利方法说白了就是强卖高卖,即低价强购,然后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高价卖出,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 担差100元,1943年差价为1100百元。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 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 垄断地位。而有些政府经营管理机构干脆就是从四大家族原有的私人商业结构转化过来的,如,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 布的贸易。

      最后,四大家族还有一项传统生意,那就是进行高利贷业务。根据当时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52%。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在守灵时阅读了蒋介石的“病中随笔”,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而专 看外人之颜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以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已有自保自强之道,而乐观 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第289页,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印)”实际上,这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代表四大家 族在把其失败的原因转移到“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然而,一片腐叶怎么也是阻碍不了森林的,一个英国记者的一句话就轻松、深刻地揭示了家族王朝在中国失败 的真正原因: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在深夜的办公室里赶写稿子,突然被这苦力的吆喝声惊动,他扶窗而看,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他在给伦敦 的电报中以颇令人感叹地这样说道:“中国境内的全部黄金正在以传统的方式——被苦力们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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