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美龄》第五章 后宫之谋 传教士进言:新生活运动

  • 发布时间:2015-12-08 23:31 浏览:加载中
  •   蒋介石在向共产党苏区发动一次次攻击的时候,宋美龄随同前往战区,扮演一个慰问角色。当蒋介石在庐山办了一个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时候,准备以“七分政 治、三分军事”的标准培养一批军官的时候,宋美龄也在庐山召见了南方各地的一些英美传教士,请他们为蒋介石的政权和剿共出谋划策。传教士们向宋美龄建言, 蒋介石虽然控制了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但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把蒋介石的所谓统一大业当回事,而只是当成一种政客的口号,因此多数人都当作耳边风,根本不加注 意。传教士们因此建议,如果南京政府想要获取更多的美国援助,那就必须宣布一个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其政治目的是在于获得良好的国人口碑。宋美龄当然明白 传教士们的建议用意所在,她于是邀请传教士一起参与制定这个福利政策,也就是所谓在中国将要推行的“新政”。而作为其中做给外国人看的部分,就是要发动一 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对宋美龄和传教士们的建议完全接受。宋美龄的“新政”因而在不久后就被列入了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的宣言之中。这套新政包括甚广: 如增筑公路铁道,以便交通;兴复水利农业,以裕生产;改革行政制度,以增效率;废除苛捐杂税,以苏民困,等等。随后,“新生活运动”也开始大力施行。

      她说: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 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 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欲将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这就是宋美龄对当时中国人和中国现状的评价,如果我们抛开这篇文章背后的用意,那么就文章所言,可谓一针见血,当时的中国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也正是宋美龄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即,她要用一场新生活运动来唤醒中国人。如宋美龄所言,“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进人民的幸福,使人人有和 平、优裕、活泼、愉快的生活,这运动并不干预私人事务,也不禁止人民实现他们合法的愿望,不过鼓励人民痛除旧有的恶习而已。”

      所谓 “新生活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由在华传教士建议、宋美龄接受并倡导的“文明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他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在对所谓礼义廉耻作了一番解释后,他最后针对江西强调说:“我 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 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然而,在宋美龄浓墨重彩的一生中,这场运动似乎一直成为令人耻笑的把柄。

      当时,宋美龄 和蒋介石在南昌考察,宋美龄接受了传教士的进言,认为如果要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援助,南京政府应该给西方媒体留下焕然一新的印象,以区别过去军阀只顾自身利 益、从不关心民众生活的形象,而且,也用一种新生活方式用来接近西方文明,用以改善中国普通民众邋遢不堪、毫无文明之心的样子。西方传教士的这番进言应该 说也赋予了这个行动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宋美龄,让这个基督徒来为中国带来西方式的社会行为文明,另一方面,由于宋美龄的基督徒身份,这也算是被西方传 教士利用的一次,这些传教士应该说他们是利用了宋美龄的基督徒心里、第一夫人的身份和由此带来的权力压力下的影响力,来达到一种在华传教获得重大进展的目 的——这些传教士不会不清楚,中国当时是一个饥民遍地、战火不断的国家,而以他们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经验和阅历来看,他们不会不清楚这样依靠权力推行的“新 生活”究竟会不会真的焕然一新,但他们仍然向宋美龄建议,看起来要么是他们多少有些充满基督徒的善良导致的幼稚,要么仅仅是利用这种运动讨好宋美龄,从而 使其获得西方援助。

      而蒋介石也对宋美龄的这一倡导极力支持,这就使得这件事不那么象表面那样肤浅、无聊,应该是一种确实的外交需要。

       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他于是就借口南昌脏乱的街道、市容发起了这场运动,他首先选择江西南昌而不是南京也是希望正好利用这个运动将“赤化”的江西因此 而来一场文化革命,将赤化的江西重新纠正到正轨上。他对他的秘书邓文仪说,“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 出去,岂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随后,他亲自下令,“自即日起,起草一个文件下达南昌市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顿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 境,振奋精神。”

      邓文仪建议,如果直接用军事命令的方式来命令机关学校商店等整理内部卫生好像不太适合,难免遇到抵触,恐怕也不会长久,不如用“新生活运动”这样的社会文明建设的文件,倡议社会行动起来。蒋介石应允。随后,邓文仪起草了一个名为《新生活运动纲要》的文件,蒋介石署名。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扩大仪式上,把这份文件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为名进行了演讲,他说,“国家民族之复 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蒋 介石命令,当天就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宋美龄担任会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难道只知道孔孟之道、只知道礼仪廉耻,而不知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当然不是,这场在今天看来颇为幼稚可笑的运动实际上十分符合当时蒋介石的需要,因为这是一种纳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蒋介石当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推崇备至,因为在一战中一败涂地的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再次迅猛崛起实在令蒋介石羡慕不已,他现在十分需要希特勒一样的铁 腕统治,因为这正是治理中国四分五裂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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