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阮籍《咏怀》诗注述评

  • 发布时间:2015-09-29 12:29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阮籍所处之时代及《咏怀》诗

      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严酷打击异己之人,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中,文人想要写些诗文表达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涉及时政时,就得格外小心。比如阮籍的好友嵇康就因为不赞成司马氏代魏而被杀,《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

      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2册,第6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有“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惹得司马昭不高兴。其原因鲁迅先生已经讲得很明白:“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 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 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禅代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也是考验每个人政治态度的一块试金石(《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注引 《魏末传》曰:“贾充与(诸葛)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 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嵇康不但拒绝出来做官(参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嵇康所任中散大夫, 只是有名无实的闲职,参见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2-13页。),而且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发 表言论,影射魏晋禅代之事,使得司马昭大怒,这就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嵇康被杀后,向秀迫于政治压力,入洛做官。表面上他是对司 马昭做出妥协,实际上,他把对司马昭的恨和对嵇康、吕安的悼念埋藏在心里,隐微表露于那篇千古传颂的《思旧赋》中。鲁迅先生说这篇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似乎未充分表达向秀的思想感情。邓小军先生认为, 《思旧赋》用“黍离”、“麦秀”之典,“借周大夫至故宗周作《黍离》以悯周之倾覆,箕子过故殷墟咏《麦秀》以悲殷之灭亡,反复隐喻自己至洛阳作此赋以伤曹 魏名存实亡的悲慨。‘悲《麦秀》与殷墟,’之句,并含藏《史记·宋微子世家》‘伤之,欲哭,则不可’的上下文,是贴切自己面对司马氏恐怖统治,欲哭而不可 的当下处境与心情。”(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论》,《文学前沿》第5辑,第242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思旧赋》充分地表达 了向秀的真实思想感情,只不过在司马氏高压政治之下,向秀表达得比较隐微罢了。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阮籍不得以出仕于司马氏,但是他对 于司马氏的谲诈、残忍,特别是弑君,内心是极为不满的,对于备受司马氏欺辱的曹魏皇室则充满同情。面对司马氏的恐怖政治,阮籍不敢议论时事,被司马昭称之 为“至慎”(《世说新语·德行》篇:“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7页,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他心中是非分明,他通过《咏怀》诗等作品曲折地表明了自己同情曹魏、反对司马氏代魏的立场。对《咏怀》诗微言大义, 前人早有评论,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说:“嗣宗《咏怀》,其予夺几可继《春秋》之笔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第 18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东树《昭昧詹言》认为《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是“春秋笔法”(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 第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他们以《春秋》比阮籍《咏怀》诗,就是着眼于阮籍在诗歌中暗含对时事的褒贬态度。

      从客观条件来讲,阮籍大多数时候供职于司马氏身边,亲身经历了一些政治上的大事,如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有些时事尽管不是他所亲历,至少他会知晓,这就为他在诗文中隐含时事提供了可能。

      这里以《咏怀》诗其五十一“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为例,分析这两句是单纯写景还是含有寄托,必须结合上下文。全诗如下: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

       阮籍此诗首二句“丹心失恩泽,重徳丧所宜”,写魏以恩泽施于司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则“恩泽”、“重德”失矣。“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魏明帝托 孤于司马懿,他临死前的“善言”未能感动司马懿,则“慈惠”也不易施予。“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二句,用《诗经·小雅·小弁》及《孟子》的解释,和屈 原伤悼宗室的事例,暗指曹魏摒弃宗室。末二句用《庄子·应帝王》之典,指司马氏不知所以报恩,而反行篡弑的时事(参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62-6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明白了全诗主旨,则“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二句确实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用《诗经·邶凤·燕燕》的典 故,《郑笺》揭示了《燕燕》的历史背景,“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毛诗正义》卷二之一,清·阮元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州吁以臣弑君,与司马昭所为相同,故《咏怀》诗用此典谴责司马昭不知报恩而反行篡弑(参见 第二章第二节《〈阮籍集校注〉注释补正》。)。

      因此,注释《咏怀》诗重在分析阮籍所用典故,并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事。下面对历代的《咏怀》诗注作一述评。

      第二节历代《咏怀》诗注述评

       南朝梁代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说:“阮旨遥深。”(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上册,第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认 为阮籍《咏怀》诗是有深意的。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即言近旨远之意。但是,他们都未能分析《咏怀》诗的具体所 指。事实上,不只是他们,早于他们的刘宋文人颜延之注释《咏怀》诗,就已经“怯言其志”(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上“晋步兵阮籍”条,第2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了。这说明阮籍《咏怀》诗尽管含有寄托,但是由于阮籍采用的是非常隐微的手法,致使晚于他一百五十多年的颜延之 也不敢解释《咏怀》诗的微旨了。南朝梁人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选录了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唐人李善注《文选》,说阮籍《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 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敢推 测诗意。五臣注《文选》与李善不同,他们是要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许多解释流于牵强附会,为后人所诟病。比如阮籍《咏怀》诗其一: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唐吕向注曰:

      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号痛声也。翔鸟,鹫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则谓晋文王也。(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三,第一册,第5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吕向此注以为孤鸿喻指贤臣孤独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于以鹫鸟释翔鸟,更是出于主观臆测,并无确实的依据,因此,所谓翔鸟比权臣司马昭,就难以使人信服。五臣以史证诗是不成功的。

      五臣之后,继续挖掘阮籍《咏怀》诗微言大义的是元代的刘履,在《选诗补注》卷三,刘履对《文选》所收阮籍《咏怀》诗十七首选择十三首,又补充三首,加以解释,尽管他在注诗时结合阮籍当时的史实,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咏怀》诗其十一“湛湛长江水”一首,刘履注曰:

       按,《通鉴》正元元年,魏主芳幸平乐观,大将军司马师以其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乃废为齐王,迁之河内,群臣送者皆为流涕。嗣宗此诗其亦哀齐王之废乎!盖 不敢直陈游幸平乐之事,乃借楚地而言。夫江水之上,草木春荣,其乘青骊驰骤而去,使人远望而悲念者,正以春气之能动人心也。彼三楚固多秀士,如宋玉之流, 但以朝云荒淫之事导而进之,无有能匡辅之者。是其目前情赏,虽如朱华芬芳之可悦,至于一遭祸变则终身悔之,将何及哉!故以高蔡黄雀之说终之,亦可谓明切 矣。(元·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第51-5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刘履 以齐王被废之事解此诗,看似与此诗的悲悼气氛相合,实际上龃龉难通。魏帝曹芳真的是因为昏淫悖乱被废的么?《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载司马师与群臣上奏说:“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第1册,第130页,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事实上,据《三国志》卷四《齐王芳纪》,此事与李丰等人谋废司马师事件有关,李丰等人所为可能秉承了曹芳的旨意,所以司马 师要废掉魏帝曹芳。由此可知废魏帝曹芳只是代表了司马师的意志,而曹芳、太后及群臣悲伤。司马师所说曹芳“肆行昏淫”等语,多为污蔑之词,刘履引述这些不 真实的史料解释《咏怀》诗,自然难得确解(参见第四章第一节《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首阳山赋〉笺证》。)。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以为,此诗是喻指曹 爽败于司马懿的时事。“朱华振芬芳,髙蔡相追寻”,出自《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庄辛对楚襄王语。《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曹爽)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曹)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泣而起。宣王(司马懿)密为之备。

      同书同卷注引《世语》还记载曹爽兄弟经常出游。曹爽集团贪图享乐,对司马懿全无戒备,终为司马懿所擒,这与蔡圣侯败于秦国的子发之事极为相似。陈伯君抓住了古典与今典的相似性,对此诗的解说比刘履更准确。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论了《文选》所收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中的十六首,他的许多解说能深入魏晋史实,发掘出阮籍的微意。比如《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一首: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唐李善注引《左传·僖公五年》:

      晋侯伐虢,公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鹑火中,必是时也。”(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李善虽注出了此句的古典,却未讲明所指今典。何焯曰:

       嘉平六年二月,司马师杀李丰、夏侯太初等。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遂废帝为齐王。十月,立高贵乡公。嗣宗诗盖谓此也。九月甲戌,废齐王,乃十九日,是 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贵乡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师既定谋而后白于太后,则正日月相望之时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中册,第90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何焯通过排比史实,确认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是在九月、十月之交,这与古典晋侯克虢之时 正相同,从而揭示出此诗乃为司马师废立而发,阮籍虽然在高贵乡公即位后被封侯,实际上,他是不赞成司马师废立魏帝的。晋侯克虢使得虢国灭亡,司马师废立魏 帝是他代替曹魏道路上的一大步骤,曹魏亡国的日子也不远了。何焯看出了阮籍使用古典晋侯克虢与今典司马师废立在时间上的相同,事实上,古典和今典在性质上 也有相似的一面,这样理解,阮籍此诗所蕴含的深意才能大白于世。

      何焯解释阮籍《咏怀》诗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咏怀》诗其十一 “湛湛长江水”一首,何焯说:“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中册,第9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版。)。曹爽执政在明帝死后,何焯把不同时的两件事夹杂在一起,对此诗的解释不确。

      陈沆《诗比兴笺》卷二收阮籍《咏怀》诗三十八首, 分为三类:第一,“悼宗国将亡,推本由来,非一日也”;第二,“刺权奸,以戒后世也”;第三,“述己志也,或忧时,或自励焉”(清·陈沆《诗比兴笺》卷 二,第40页,第45页,第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陈沆解诗,注重作者比兴、用典中的寄托之意,有很多精辟的解说,也存在很多问 题。比如《咏怀》诗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一首,陈沆笺曰:“驾言发魏都,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为苞桑之计。不亡于敌国,则 亡于权奸,岂非百世殷鉴哉!”(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揭示诗意,简要明快。但是,陈沆笺释也存在穿 凿之处,如《咏怀》诗其五“平生少年时”一首,陈沆笺曰:“首四句述魏盛时,‘白日忽蹉跎’,明帝崩也。‘望三河’,寄怀周室也。”(下略,“首四句”指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第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如此解诗,既未注出古 典,又不明今典,自然流于妄测。

      蒋师爚《咏怀诗注》四卷,注释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也力求以史证诗,但他的注释颇多疏漏。举一个例子,《咏怀》诗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忧。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仇。仇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

      蒋师爚注曰:

       《晋书·石崇传》: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伎曰绿珠,孙秀求之,崇不许。秀劝伦诛崇、建,遂矫诏收崇、建等赴东市,被害死。诗盖刺其事。 崇死年五十二,“咄嗟至老”,诮其死于安乐,只如顷刻间事。“僶俛”、“苦忧”谓秀自小更仕至显宦。结二语郭璞《游仙诗》所谓“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 游”。(清·蒋师爚《咏怀诗注》卷四,清嘉庆(1796-1820)刊本。)

      今人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曰:

      蒋师爚以此诗为刺赵王伦杀石崇事。无论附会无理,即以年月考之,亦相去太远。嗣宗卒于魏元帝景元四年,而石崇事在晋惠帝永康元年,中间相距凡三十九年,安得有此?蒋氏可谓失考之甚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蒋师爚引用阮籍死后的史事来释证《咏怀》诗,自然不得确解,黄节对蒋氏的批评无疑切中了要害。蒋师爚注释《咏怀》诗类似的失误还有其五十七“惊风振四 野”、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鸟”等,由此可见,以史证诗的一个前提是所用史事必须无误,并且是发生在诗歌创作之前,诗人可以得知者。

      黄 节先生《阮步兵咏怀诗注》是二十世纪成就极高的阮籍诗歌注本,他对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四言《咏怀》诗十三首作了详细的注释,并搜集了历代《咏 怀》诗评论多种,附以己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先生也是以史证诗,但是他反对主观臆测,比如他批评蒋师爚注诗的失误,上文已引,此处从略。黄节先生的 注释对《咏怀》诗有所发明,比如《咏怀》诗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黄节先生引用《三国志》所载魏明帝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昭弑高贵乡公、魏明帝太和五年诏诸侯朝聘等史实(《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曰: “(明)帝执宣王(司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曹)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明帝纪》: “(太和五年)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 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適子一人朝。’”卷四《高贵乡公髦纪》所载司马昭奏太后加恩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和收成济及 其家属付廷尉治罪。),进而得出此诗主旨:

      诗言魏以恩泽加于司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则恩泽失矣。(中略)收言司马氏不知所以报恩,而反行篡弑。亦犹倏忽之凿混沌窍而已矣。(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6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黄先生的结论是在引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他准确地阐释了诗意,揭示了阮籍此诗的微言大义。

      黄先生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些诗的注释尚存疑问,如《咏怀》诗其五十六:

      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鹡鸰鸣云中,载飞靡所期。焉知倾侧士,一旦不可持。

      黄先生注曰:

      载飞无期,似指太后诏收(王)经诣廷尉事。“倾侧士”,似指成济兄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阮籍此诗是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回击谗佞与悼念嵇康——〈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黄先生以为指高贵乡公讨司马昭时,王经不向司马昭告密而被杀及成济弑高贵乡公等事,并无确据,不可从。

       古直先生《阮嗣宗诗笺定本》为古氏《层冰堂五种》之二,据卷首曾运乾序,古直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其数典寻源,类情指事,义虽胡越,合则肝胆。以无厚 入有间,执大象以胪言,批窾导隙,无间然矣”(曾运乾《阮嗣宗诗笺定本序》,《层冰堂五种》之二,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聚珍仿宋本。), 曾序有溢美之处。实际上,本书良莠参半,既有精辟的解说,更多穿凿附会。现各举一例。《咏怀》诗其二十五:

      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飞泉流玉山,悬车栖扶桑。日月径千里,素风发微霜。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

      古直笺曰:

      寿春与吴邻境,正三江旁,钟会尝谮嵇康助毌丘俭矣。嵇阮至交,会欲并除之,则因诞反而谮之文王,亦常事也。(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二,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聚珍仿宋本。)

       毌丘俭反叛在正元二年(255),诸葛诞起兵在甘露二年(258),皆在寿春,钟会俱从征。古直以寿春解“三江”,为此诗指钟会之谮加一确据。当然,钟 会以时事探测阮籍,不一定是因为嵇阮至交的缘故,他多半是奉司马氏之命。古直此笺虽有不当之处,但是他提出“三江”指寿春,进而指出“工言子”为钟会,这 一论断对于解释阮籍此诗的微言还是很有意义的。

      《咏怀》诗其五: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古直笺曰:

      案,此首用咸阳赵李事,盖以汉成帝之荒淫比齐王芳也。(中略)由帝而王,失路多矣。

      阮籍此诗追忆自己少时游乐,如今失路的悲哀,并未涉及齐王曹芳。况且,曹芳荒淫之说乃司马师所加,并不符合实情。古直此笺近于猜测,不可从。

      陈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是第一个阮籍诗文的全注本,陈先生注释《咏怀》诗,对前人的牵强附会之处提出了很多批评,比如《咏怀》诗其三“嘉树下成蹊”一首,陈先生评曰:

       何焯虽言咏怀诗“其词旨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矣”,而其本人则附会之处随在可见,如解此诗“凝霜”二句为“非一木所能支”,以“木”易“草”, 此又“改文以就己”之一例。去上西山只是隐居之意,不必附会夷、齐之事,若如方东树言不应曹爽之辟为义不食周粟,似是谓阮籍忠于汉矣。此时只言繁华易尽, 欲求自保,或有感于曹爽、何、邓等之败而发,但意亦至此而止,不必更多曲解。(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此时”之 “时”为“诗”之误。)

      陈先生对何焯、方东树等人的批评言之成理,他的解释更为通达,明显高于何焯、方东树二人的字穿句凿。《咏怀》诗其五十五“人言愿延年”,陈先生评曰:

       高贵乡公与王沈、王径、王业等密谋讨昭,此何等机密事!且“夜召沈、业……戒严俟旦”,亦不过一夕间事,阮氏何能与知,而于当日忧危迫切,形诸吟咏,如 蒋师爚、陈沆、陈祚明、黄节等之所言耶?(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王径”应为“王经”。)

      陈先生在这里提出的疑问,不只和这首诗的解释有关,更牵涉到了以史证诗的方法问题,即解诗所用史事必须是作者当日可以得知者。

      然而,陈先生解诗也有不当的地方,如《咏怀》诗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陈先生评曰:

      此时前后两段成一对比,前者一经解佩,千载不忘;后者虽树之兰房,一旦离伤。谓为“刺交道不终”,于义为近。(中略)此诗或有感于郭后之事而发乎?(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陈先生以为此诗指明帝宠幸郭皇后、废毛皇后一事,值得商榷。郭皇后之事对阮籍有何影响,使得他发诸歌咏?阮籍此诗是借用韩信与汉王金石交的古典,批评司马氏背弃曹魏的行为,与郭后无关。

       陈伯君先生之后继续贯彻以史证诗的是郭光先生和靳极苍先生,郭先生整理注释了《阮籍集校注》,靳先生著有《阮籍咏怀诗详解》(郭光《阮籍集校注》,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他们二位尽量对每一首《咏怀》诗都编年,发掘阮籍的 微言大义。但是,由于《咏怀》诗的许多篇章,不论是诗歌本身、还是史料方面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因此这些编年多半证据不足,二人对诗歌的解释也就难以让人 信服。

      唐人李善认为阮籍《咏怀》诗“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2页,北京:中华 书局1977年版。),自此之后,对于是否用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的方法注释《咏怀》诗,一直存在争议。明人冯惟讷批评道:“后之解者,必欲引喻于‘昏 乱’,附会于‘篡夺’,穿凿拘挛,泥文已甚。”但是他接着说:“今并削之,存其灼然明著者尔。”说明冯惟讷批评的只是牵强附会,他并不反对以史证诗、揭示 微言大义本身。比如《咏怀》诗其二十“杨朱泣岐路”一首,冯惟讷评曰:“言世道多端而易变,将揖让而永离去之。然于此时情念,岂但眷恋惜别而已,殆恐别后 存亡诚有不可测者。赵女中山事未详,但赵女喻司马氏,中山喻君也。途上士,嗣宗自谓也。用,以也。此时忧君而复忧己也。”(明·冯惟讷《选诗约注》卷八, 明万历九年(1581)沈思孝刻本。此评乃取自元人刘履《风雅翼》卷十《选诗补遗》下。)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认可颜延之的说法,批评何焯以史事证 《咏怀》诗,但是方东树又说:“夫诵其诗,则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他解读《咏怀》诗也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比如《咏怀》 诗其六“昔闻东陵瓜”一首,方东树评曰:“此言(曹)爽溺富贵将亡,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第80页,第85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总之,冯惟讷、方东树批评的是以史证诗的附会之弊,对于以史证诗本身还是信服的。

      真正抛开时 事,从诗歌本身入手解释诗歌的是近人黄侃,他在《咏怀诗补注》中说:“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厪厝心曹马兴衰之际乎?(中 略)颜沈以后解者众矣,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载高叟!余甚病之。”(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页,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黄先生注释阮籍《咏怀》诗,注重诗歌主旨,而不拘泥于字句。比如《咏怀》诗其三十五: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

      蒋师爚曰:

      “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欲延魏祚也。(清·蒋师爚《咏怀诗注》卷二,清嘉庆(1796-1820)刊本。)

      曾国藩曰:

      “白日不移光”云者,欲使魏祚不遽移于晋也。(转引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黄侃先生曰:

      荣衰无定,人道可悲,思欲上友列仙,翱翔太极,而天阶殊绝,云汉无梁,则神仙终不可冀。途穷之叹,岂虚也哉!(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1页,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

      蒋师爚、曾国藩解释“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为阮籍欲延魏祚,并无确据,流于猜想。黄侃先生解为求仙无路、途穷之叹,更合此诗。

       黄侃先生不追求确解阮诗典故,不结合史事论证《咏怀》诗(黄侃解《咏怀》诗其六十二“平昼整衣冠”曰:“阮公其有悲于叔夜、泰初之事乎?”结合史事论 诗。但这种例子极少,他基本上不用史事证阮籍《咏怀》诗。),虽可避免蒋、曾等人所犯的牵强附会的弊端,却也使得阮籍一些诗的主旨模糊不清。比如《咏怀》 诗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一首,陈沆笺曰“借古以寓今”,并引魏明帝末路歌舞荒淫之事为证,指出阮籍此诗的今典,揭示出他借战国魏的灭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 败。黄侃先生解释这首诗说:“梁王筑台自乐,而轻战士简贤者,岂意高台未倾,箫音犹在,而身已死国已亡也。”(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 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0页,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黄先生如此解诗,将此诗仅仅看做是咏叹古事,将阮籍本意掩盖,不如陈沆之解确 切。

      最后对阮籍《咏怀》诗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作一总结。根据李善、五臣、刘履、何焯、陈沆、蒋师爚、黄节、古直、陈伯君 等人注释《咏怀》诗的经验教训,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的注释方法,犹如一面双刃剑,运用得当,可将诗人隐含在诗歌中的委曲之意表露无遗,为一首诗歌提供 精确的解释。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会斫伤诗文,不仅不能落实诗意,反而使得诗意支离破碎,对诗歌的解释牵强附会到离奇的地步。

      第三节以史证诗与《咏怀》诗注

       阮籍的《咏怀》诗等作品属于微言政治抒情诗文,它们是阮籍在政治压力和恐怖统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歪曲或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真实思想感情,而又不 能明言,以避免政治迫害,所创作的特殊的一类诗文。由于用典和比兴则比较隐微,特别是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手法,既可用古典作为掩护,又可借古今的相似 性,暗指时事(今典),因此成为阮籍表达微言的主要艺术手段。因此,以史证诗就成为解读这些微言政治抒情诗文的一把钥匙。邓小军先生讲:“以史证诗,是考 察诗人的本事、诗中的时事或历史背景以释证诗歌。”(邓小军《谈以史证诗》,《诗史释证》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从《诗序》开始,以史证 诗就成为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方法,经过宋人汤汉、清人钱谦益、倪璠、陈沆(参见宋人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倪璠《庾子山集 注》、陈沆《诗比兴笺》。)等人的努力,至陈寅恪提出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注释方法(陈寅恪《读哀江南赋》:“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 《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微言政治抒情诗文的释证达到成熟,为我们解读阮籍《咏怀》诗提供了借鉴。《咏怀》诗既 然以用典和比兴作为表达微言的主要手法,注释这类诗歌的关键就在于揭示出隐藏在诗文中古典字面下面的今典实指(时事),通过分析古典、今典的相似性,揭示 作者所指时事。对于作者所用比兴手法,需要分析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阐明作者的本意。

      阮籍虽然在《咏怀》诗中通过古典字面、今典 实指(时事)和比兴手法,隐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并非每一首《咏怀》诗都是如此。因此,要选择那些隐含时事的作品,才能正确揭示诗歌主旨,窥测 到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注释阮籍《咏怀》诗,首先要看诗歌的具体情况。《咏怀》诗可分为三类:一是确实暗指时事的,如其二、其十一、其五十一等诗;二是对 一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如其六十七、其七十五等诗;三是仅仅为抒发感慨,并未指代时事,如其十七、其三十六等诗。这三类诗,应该分别对待。

      对于第一类暗指时事的诗,就应该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这种解诗方法重在指出诗歌所用古典和今典,说明其相似性,关键在于揭示今典所指的时事和作者的态度。这几项内容缺一不可,现以《咏怀》诗其二为例作一说明(全诗见上文。)。

      此诗“二妃游江滨”以下六句用《神仙传》郑交甫与江妃二女结交之事,写男女间深厚的情意;“感激生忧思”以下四句用《诗经·卫风·伯兮》之典,写夫妻离别的悲伤。全诗的关键在末两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唐人李善注引《汉书·韩信传》:

      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今为汉王所禽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文字略同,唐颜师古注曰:

      称金石者,取其坚固。(汉·班固撰《汉书》第七册,第18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武涉说韩信“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以“金石交”比拟君与臣之间的关系稳固,阮籍用此典故无疑,今再补充几条证据。《后汉书》卷十五《王常传》:

      后(光武)帝于大会中指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三册,第5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光武帝以金石比王常之忠心,是取金石坚固之意,可为“金石交”指君臣关系加一旁证。后人也有用“金石交”比拟君臣之关系,被普遍认为模拟阮籍《咏怀》诗 的陈子昂《感遇》诗就是一例(清·叶燮《原诗》(内篇上):“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陈沆《诗比 兴笺》卷三评陈子昂曰:“屈阮之嗣音。”),《感遇》诗其二十一:“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彭庆生注释《陈子昂诗注》卷一,《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 一,第3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子昂此二句写穰侯与秦王的关系,也以金石为喻。

      元人刘履《选诗补注》卷三解阮籍《咏怀》诗其二曰:

       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 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它,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 所谓文多隐避者如此,亦不失古人谲谏之义矣。(元·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第47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此诗曰:

      此盖托友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好色之谓也。结谓一与之醮,终身不易。臣无二心,奈何改操乎?(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册,第9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阮籍用韩信与汉王为金石交的古典,其今典指曹魏与司马氏虽然为“金石交”,但司马氏终究背离了曹魏。古典今典的相同点为“金石交”,不同之处在于古典是 汉王背弃了韩信,是君弃臣;今典则是司马氏辜负了曹魏,是臣背君(以男女比君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传统。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天地间情莫深于男 女;以故君臣朋友,不容直至者,多半借男女言之。《风》与《骚》,其大较已。”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李商隐曰:“《无题》诗多有寄托,以男女比君臣,犹是 风人之旨。”清·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册,第931页,第9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一:“夫古人作诗,取在兴象,男 女以寓忠爱,怨悱无妨贞正,故《国风》可录,而《离骚经》辞乃称不淫不乱。”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3年版。)。唐人李善虽然注出了此诗的古典《汉书·韩信传》,却未指出今典,未能将诗意阐明;刘履、何焯说明了此诗的今典所指,却未注此诗的古 典,使得他们的解说缺乏证据,读者将信将疑。只有结合古典和今典,解释古典字面和今典实指,才能完整地注释好一首诗。由此可见以史证诗之不易。

      对第二类评论一种社会现象的《咏怀》诗,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不必具体落实为某个人、某件事,如其七十五:

      梁东有芳草,一朝再三荣。色容艳姿美,光华耀倾城。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倾。焉见冥灵木,悠悠竟无形。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批评王闿运所言“以芳草比贾充”,他自己又提出“一朝三荣必有所指,或即王祥之流欤?”(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1页,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观黄先生所引《晋书·王祥传》,与阮诗并不对应。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又提出新解,他说:

       此时盖为郑冲发也。……黄晦闻以此诗为指王祥,王祥虽亦一朝三荣,然其人不过乡愿,不为轻薄之行,观于泰始六年诏不列祥名于佐命之列,即知妖蛊轻薄之名 不能漫加矣,黄说非也。(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二,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聚珍仿宋本。)

      王闿运以芳草比贾充,黄节以为此诗指王祥,古直又说指郑冲,但他们所引的史事与阮籍诗句并不具有相似性,因此,此诗虽然说法不少,实不得确解。阮籍此诗讥刺的是妖蛊谄媚、轻薄无行这一类人,不必坐实为某人。

      至于第三类仅仅为抒发感慨,并未指代时事的诗,更不必以史事比附。如《咏怀》诗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五臣吕向注曰:

      孤鸟、离兽,东南、西北,喻下人值乱代,皆分散而去。(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三,第一册,第5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此诗曰:

      孤鸟、离兽喻逃死吴蜀者。(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册,第9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陈沆《诗比兴笺》笺曰:

      孤鸟、离兽,士不西走蜀,则南走吴耳。思亲友以写晤言,其孙登、叔夜之伦耶!(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第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阮籍此事不过抒发孤独寂寞之感,而吕向、何焯、陈沆就引申发挥出这么多“微言大义”。这些解释出于臆测,反不如王夫之对此诗的解说:“自然愤世嫉俗,人 必有此感,无事句求字测也。”(清·王夫之《古诗选》第17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注释阮籍《咏怀》诗,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 与其随意发挥,不如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只就诗歌本身作解释,或者宁可存疑,这样才稳妥。

      以上是就阮籍《咏怀》诗的注释作了一个回顾和 评价,事实上,阮籍的赋和文同样有寄托,同样需要用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读。因为阮籍的赋和文与诗歌是同样环境下的产物,同样隐藏有微言大 义。但是,同《咏怀》诗一样,阮籍的赋和文也是政治恐怖时代的产物,他的微言大义也是通过用典、比兴等手段曲折地表达,不容易读懂。对于这些寄托之意,同 样要立足于史料,不可妄测。例如《鸠赋》,写鸠子被狂犬所杀,字里行间有叹息怜爱之意,是存在寄托的。但是他的寄托是什么,却难有统一的认识。刘汝霖《汉 晋学术编年》将《鸠赋》系于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他说:“疑双鸠即指曹爽兄弟也。”(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中册,第180页,北京:中华 书局1987年版。)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说“此赋似暗寓魏室二少帝先后被废被杀事”,他认为《鸠赋》是悼念魏帝齐王曹芳和高贵乡公的。郭光先生《阮 籍集校注》说《鸠赋》“以狗杀两鸠子,以影射司马懿对王凌、楚王彪的杀害”(郭光《阮籍集校注》第3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景蜀慧 先生《魏晋诗人与政治》以为《鸠赋》是伤悼夏侯玄、李丰等人(参见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中华书局2007年版。)。韩传达先生《阮籍评传》认为, 《鸠赋》是寄托嵇康、吕安的被杀,为悼念嵇康之作(韩传达《阮籍评传》第112-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 形成》:“‘两鸠子’指嵇、吕二贤,‘狗’指钟会”(第1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刘、徐、郭、景、韩五说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证据都 不够充分,因此,《鸠赋》到底指何事只能存疑了。《猕猴赋》也有寄托,但具体寄托何在,也存在争议。陈伯君先生说:“疑此文为讽刺或悼叹曹爽而作。”(陈 伯君《阮籍集校注》第46-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罗宗强先生认为此赋是“借猕猴以对干进的邪佞之徒加以嘲笑”(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 心态》第119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道衡先生的看法类似(曹道衡先生认为,《猕猴赋》“显然是借猕猴以斥责某些趋炎附势之徒”, 见其《魏晋文学》第1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徐公持、韩传达二位先生以为《猕猴赋》是讽刺礼法之士的(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 197-1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韩传达《阮籍评传》第1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毅先生认为《猕猴赋》 “似乎为影射钟会而作。文中猕猴,酷似钟会性格肖像”(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下篇,第三章《魏末政局与玄学退潮》,第165页,北京:中华书局 2003年版。),目前尚无定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阮籍的诗文有许多是暗指当时的时事,但是这些诗文并不能等同于史。因 为诗文与史毕竟是两个概念,即使诗文是有感于史事而写的,并且在其中暗含了史事,这些史事也是经过提炼和加工,表现得更集中、更深刻,更具体,也更鲜明, 产生强烈而久远的感染作用,这是历史记载所不可比拟的(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刘学锴先生在评述李 商隐咏史诗的讽时性时说:“越是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假托影射之作,就愈趋隐晦……从艺术上看,最成功的往往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中所咏人事本身具有一定典型性 者。”(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第7-8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商隐和阮籍的诗歌都以隐晦出名,这个论断也可以用来评论阮籍《咏 怀》诗,比如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一首,因骄奢淫逸而亡国的事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尽管阮籍借战国魏的灭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败,这首诗并未 成为对号入座的谜语,而体现了一种历史兴亡的规律,《咏怀》诗的魅力和艺术价值正在于此。

      解读诗人的作品,不可以理解为忽略诗文的艺 术性而单纯考证史实。下面就以阮籍的《咏怀》诗为例予以说明。《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通过用典表达了阮籍讽刺司马氏辜负曹魏的思想感情,然而,就诗 歌本身而言,它所表现的意思未尝不是多层面的。“金石交”本来就有喻指男女或朋友之间坚固稳定、千载不变的感情,比如西晋诗人傅玄《昔思君》“昔君与我兮 金石无亏”(《晋诗》卷一,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金石”比喻男女之间的深厚感情;陆机《赠 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利断金石,气惠秋兰”(《晋诗》卷五,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则以“金石” 比拟朋友间的情感。阮籍此诗不妨作多层次的理解。“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容好结中肠”等句描写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伴随着郑交甫与江妃二女结交的 浪漫故事,和《诗经·伯兮》所写夫妻离别的悲伤情调,本诗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写一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稳定,虽然如胶似漆,海誓山盟,却一朝离别,永远背弃。 在这层意思的背后,读者可能会联想到朋友之间、君臣之间也是如此。朋友间尽管情谊笃厚,一旦利益相争,难免反目成仇,比如秦末汉初的陈馀和张耳。至于君臣 之间的关系,更是变幻莫测,既有君主一怒之间便杀臣子,又有臣子谋反篡弑的事情。《韩非子·说难》所载弥子瑕与卫君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在阮籍所 处时代就有司马氏背弃曹魏的事。清人张玉榖《古诗赏析》卷十评曰:

      此诗以男女情笃有时而乖,比君臣之道难终也。前六,就欢合时说,借 古事作影。中六,转到男子见色移情,致使空闺生忧起怨。两层总属比意。末二,以金石交何亦离伤,暗指君臣间阻作收。“金石交”虽不专指君臣,然如作蒙上直 下指男女说,则篇意游骑无归矣,读者参之。(清·张玉榖《古诗赏析》第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张玉榖评论此 诗的主旨和写法,大体上不错(张玉榖讲此诗中间六句指“男子见色移情”,与诗意不合。),对于研究者而言,自然要探究阮籍的微言,张玉榖说:“‘金石交’ 虽不专指君臣,然如作蒙上直下指男女说,则篇意游骑无归矣。”仍是从探究微言的角度立论。实际上,尽管阮籍以“金石交”的典故暗指当时司马氏背弃曹魏的时 事,但这首诗毕竟不同于历史记载,对于一般读者,不论理解为男女之情还是朋友之交,诗歌之美是具体可感的,诗的感发作用是强烈的。

      本章的结论:

      第一,阮籍《咏怀》诗多比兴、用典,暗含当时的时事。从颜延之注释《咏怀》诗开始,对于是否可以以史证诗,发挥阮籍的微言大义,就存在着争议。本章评议了诸多注家对《咏怀》诗的解读,分析了其中的得与失。

       第二,在总结诸多注家对《咏怀》诗注释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注释阮籍《咏怀》的原则。客观方面:第一,选择特定一类契合时事的诗歌;第二,要有足够的史 料,作者当日可得知,注者今日可以运用者。主观方面:第一,对诗歌有准确的把握;第二,熟悉史料和运用史料注诗的功力;第三,谨慎的态度,宁可存疑,不可 牵强妄断。

      第三,尽管阮籍的诗文有许多是暗指当时的时事,但是这些诗文并不能等同于史,因为诗文与史毕竟是两个概念。以史证诗只是为了更深入的解读诗人的作品,不可以理解为单纯考证史实而忽略了诗文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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