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毛泽东勇气和骨气的故事

  • 发布时间:2017-06-27 22:34 浏览:加载中
  •   大业重于泰山,深于大海,关系大、责任大、风险大、压力大,胆怯者望而生畏,不敢涉足;平凡者随波逐流,沉浮不能自主;唯有大智大勇方能举重若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中大显身手。

      从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来看,这种勇气,首先是反抗的勇气。

      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反叛精神。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家教十分严格,脾气也比较急躁的人,常常对毛泽东采取高压政策。一天,毛泽东在私塾与先生顶嘴,父亲知道后,非常恼火,他放下手中的农活,跑到私塾学校,路上还捡了一根楠竹杆子,看见儿子就是一顿乱打。毛泽东的反抗意识油然而生。这次他采取的办法是离家出走。他顺着县城的方向走去,但是,由于他不知道县城在那里,结果在山里转了三天三夜,只离家七八里,没有走出韶山冲,并且迷了路,最后由一个砍柴的老人送他回家。虽然这次回家父亲并没有再打他,但对他管得更严。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要儿子出来接待客人。毛泽东讨厌这种繁文缛节,父亲便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次又激起了毛泽东的反抗。他当众同父亲吵起来,父亲更加恼怒,便动手打他。毛泽东则赶紧逃跑,离家出走。母亲追上去死活劝儿子回去。这时父亲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他回去。毛泽东见父亲来势很凶,便跑到屋前的水塘边,并威胁说:“再逼近一步,我就跳到塘里去!”这时父亲才软下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很多人在内心里认为:“效忠就是一切——勇敢只不过在说大话”。“效忠”服从和“勇敢”反抗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以什么为对象。有人认为“真正应当做的绝不是顺从当权者的意志,而是服从责任和义务的感觉”。这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却“恰恰是我们最为缺乏的东西”。

      毛泽东就是带着反叛精神走上革命的道路。早年,他意识到“唯有反抗才有出路”,参加革命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个时候的“反叛精神”就表现为不畏强暴,不畏权贵,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的胜利,他敢拉皇帝下马。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经两度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结果统一战线破裂,当国民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时,共产党没有还手之力。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这个策略原则实质上是毛泽东从小就具备的“反叛精神”的升华。这种精神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当时的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政权,由于他没有公开投敌,被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他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在国际上,他不仅得到美国、英国、法国的支持,而且还得到苏联的支持。有了这一切,蒋介石得意忘形,他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特别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损失7000多人,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被害。

      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

      如何处理这件事,国内、党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

      这是对毛泽东的严峻考验。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陈独秀采取退让的办法,结果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

      这段历史令人难以忘怀。

      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心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共暴行,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给全党以信心。

      中国共产党的坚决的斗争,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

      在处理皖南事变过程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不盲从。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军政大计都要听从共产国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更是将共产国际的批示奉为圣旨,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并不了解,因此,其指示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甚至还有错误的,一切照搬照抄,必然造成失误。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情况就有所改变。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者从之,不正确者弃之。在处理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非常典型。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立即结束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争取蒋介石牵制日本,避免苏军两面夹击,主张息事宁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采取尖锐对立的政策。1941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严格注意把握自己的政策。2月5日,又再电中共中央,提醒不可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该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

      共产国际还通过其他渠道向中共中央传达类似指示。

      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习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圣旨,中国共产党只有执行的份,没有更改的权力。

      但是,毛泽东考虑问题更多的是从中国实际,而不会屈服外来的压力。所以,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盲从照搬,而是从对整个事业出发,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是正确的。

      长期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不畏艰难困苦,不畏强权。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让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深深尝到了自己的厉害。这位在湖南说一不二的人物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后来斯大林、赫鲁晓夫更是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企图扼杀中国于摇篮之中。苏联在一定时期给中国以支持,但他们往往从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还想继续以“老子党”的身份来压迫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这些,激起了毛泽东的抗争。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这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其大国沙文主义处处表现出来。毛泽东不吃这一套,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一次宴会,赫鲁晓夫说:“要是每个劳动者的碗里都有土豆烧牛肉,我看就到了共产主义了。”赫鲁晓夫自认为很幽默,不无得意之色。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我宁愿要红烧猪肉。”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那种不畏权贵的性格。当然,与赫鲁晓夫的斗争远不止这样,这只是发生在闲谈中的冲突。一旦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毛泽东就更不客气了。赫鲁晓夫企图用原子弹来威胁一下毛泽东,毛泽东说:“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一切侵略的决心。

      60年代,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中国正面临自然灾害,土地歉收,人民生活困难。而这时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

      毛泽东所承受的压力更大。

      他对身边的卫士们说:“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有骨头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不敢顶?”卫士们回答说:“敢顶!”毛泽东说:“好,他越压我们越要顶。”后来毛泽东与美国友人斯诺回忆这件事说:“苏联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从。他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事后赫鲁晓夫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决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

      赫鲁晓夫的感觉一点不错。毛泽东从来不向“大人物”屈服,也从来不向挫折屈服,而是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气度,在隐忍进取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毛泽东从小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投身革命后所表现出来的不怕困难,不畏强权的精神,从他个人而言,正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从党和国家而言,这又是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安于自给自足、安稳淡泊的农家,如果按照他父亲为他设计的生活道路,他只是一个农民,顶多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正是由于他骨子里那种不安于现状的因子,那种敢于叛逆、勇于挑战的性格,才使他跳出父亲为他划下的生活圈子,冲出山沟沟,向着文明、进步勇敢地奔去。正是他这种不畏权贵,不屈压力,才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才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中国,成为泱泱大国的领袖,成为举世瞩目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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