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与贺子珍:枪林弹雨中的真情

  • 发布时间:2017-06-05 09:32 浏览:加载中
  •   爱情是人生的一大支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得好,可以使人甜蜜幸福,帮助你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处理得不好,则会阻碍事业的发展,甚至会断送你的事业。真正的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它不是事业的敌人,而是事业发达的动力。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能使人从沉沦中奋起,从濒临死亡中复活,能使人在艰难困苦的道路上拼搏、前进。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她陪毛泽东走过了最艰难的路,她的爱情帮助毛泽东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人。她出生在一个秋日朗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做妈妈的说,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就给她起名叫“桂圆”。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自珍。后来她又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沿用了下来。

      贺子珍学生时代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等共产党人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看到贺子珍时,他显然有些吃惊。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居然有一位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要知道,贺子珍当时可是号称“永新一支花”!当然,他更没有料到,这次会见将成为他们彼此情缘的开始。

      原先驻扎在井冈山的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为了要把毛泽东长期留在井冈山,便商量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媒。他们认为,如果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女婿,对大家都有好处。而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也深知团结袁文才、王佐,对于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而今,袁文才、王佐登门说媒,这自然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如果拒绝了这桩婚事,对他们是个刺激,使他们对于建立罗霄山脉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的策略产生疑虑。尤其是性情豪爽的王佐,不久前才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在这个时候挫伤他的革命热情,冷落了他的友好情意。加之毛泽东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不在人世了。因此,毛泽东权衡再三,同意了这门婚事。

      其实,他们的爱情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爱情是在永新县的塘边村开始的。虽是“塘边”恋,却非柔情时。

      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攻打永新后,按照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伍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调查分配土地的情况,以便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们都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更把他们的心拉拢了。

      一天,毛泽东正在同贺子珍分析调查材料时,突然枪声大作,一支外县的地主武装四五十人正为捉拿毛泽东而来。意外的情况使贺子珍慌得没有了主张,而毛泽东却沉着冷静,机警地指挥群众上了山。敌人进村见村子里空无一人,知道群众早有了准备,于是抢掠了一阵便走了。大家安全脱险。

      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的战役相比,这一次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对毛泽东不由得十分敬佩。

      面对贺子珍的爱,毛泽东坦诚地告诉她:他比她大16岁,结过婚,有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因关山阻隔,国民党封锁很严,已经久未通信,音信全无。有人传说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不知是真是假。贺子珍为毛泽东这种抛妻别子、舍家为革命的精神所感动,爱慕之情更深。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宴请,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袁文才、王佐的一番好意,的确帮了毛泽东的大忙。结婚后,贺子珍担负起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的任务。

      贺子珍用她的全部心血和热情去完成党交给她的平凡工作。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主要通过报纸。贺子珍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她真是费尽了心机。

      当时,常常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带进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贺子珍设法同这些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下次来时,带些报纸来。她嘱咐他们说:“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些。”

      贺子珍通过这些渠道,艰难地建立起几条购买报纸的渠道。

      毛泽东看报纸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山上的同志都传阅过了,就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地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杠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

      贺子珍还是毛泽东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听众。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亮,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着他,看书,工作。

      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是毛泽东做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或向她核实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再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毛泽东当年写文章,仍然兴奋地说:“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写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遍,我又替他抄一遍。”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是革命条件极为艰苦的10年,绝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事业不顺利的日子。

      枪林弹雨的袭击,辗转流离的迁徙,还有劈头盖脑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撤职,一齐向毛泽东和他的家庭袭来,是他们的理想和恩爱战胜了这一切。

      1933年初,因为毛泽东的“问题”,贺子珍管理机要文件的工作也被剥夺了。毛泽东劝慰她:“不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并不无歉意地对贺子珍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贺子珍也总是安慰他:“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

      贺子珍关心、照料着毛泽东,毛泽东则是投之以桃,必报之以李。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的这段生活时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汇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也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贺子珍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个性很强。和毛泽东结婚以后,工作性质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十分别扭。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很倒霉,要不是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为此她心里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非常理解贺子珍的感受,也不计较两人之间的摩擦。他甚至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丁当。但只要有机会,毛泽东总是满足贺子珍的要求。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底,毛泽东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便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跟着我转来转去很辛苦,你去学习吧。于是贺子珍来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年左右。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支持她到抗大学习。

      长征时,贺子珍是中央批准随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长征途中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时,妇女连的同志用麦糠做了一些饼干,贺子珍舍不得吃,全部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舍不得吃,又给贺子珍送回一半。

      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贺子珍曾生下几个孩子,毛泽东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她。1932年贺子珍在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产后没几天,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毛泽东从宁都赶到长汀,亲手为贺子珍熬鸡汤。长征途中,贺子珍又生下一个女婴,正在这时,部队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分得一份。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贺子珍。当时生了孩子只能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毛泽东怕贺子珍伤心,总是劝她:“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们。”

      长征途中不仅条件极为艰苦,战斗也十分频繁。一次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了掩护伤员,头部、背部14处负伤。

      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动手术,嵌入她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医生只能把比较表面的弹片挟出,洗干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口仍然不断流血。过了一会儿,连鼻子、嘴里都淌出血来,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也摸不到了。连里的领导反复商量,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家老乡,把贺子珍留在那里养伤。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连里的处理意见。

      当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刻都不敢离开指挥岗位,无法分身去看贺子珍。他马上回了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傅连暲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过来,帮助抬贺子珍。

      贺子珍负伤的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使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毛泽东的爱使贺子珍神奇般地活了下来,并且同大家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尽管延安的生活也是艰苦的,但相对长征来说,还是稍微好一些了。然而生活的波折又一次无情地袭击了他们。

      先是贺子珍不愿意整天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愿意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独立的工作。”继之,习惯于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贺子珍又过分看重甚至夸大了她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的不一致。

      1937年底,她生出借道西安转赴上海看病,和毛泽东暂时分开一段的念头。毛泽东极力挽留她,并且用自己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而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长征途中听说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落下了眼泪的肺腑之言挽留她、感动她。他真诚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和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现在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但贺子珍就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柔弱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锻炼了她坚强的个性。她执意要走。

      贺子珍到了西安,毛泽东又托人捎去口信,请她回延安,还给她捎去了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床新被子,送给毛泽东,人却继续留在西安。

      这时上海已经沦陷,于是贺子珍决定去苏联。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去口信,要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仍然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中共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没有动。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贺子珍到达苏联不久,毛泽东即发来一封电报,仍然是请贺子珍回去的。从国内陆续到达苏联的同志,也多次捎去毛泽东请贺子珍回延安的口信。但贺子珍坚持要在苏联学完两年再回国。

      由于在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结了婚,加之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在苏联一住就是9年,受尽磨难。

      1947年贺子珍回到祖国。她以中国女性宽宏、大度的传统美德处理了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使毛泽东不致陷于尴尬的境地。她没有怪罪毛泽东,对于他们感情的结局,她说“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她的要求仅仅是:第一,和毛泽东见一次面,谈一次话,哪怕握一次手也好;第二,要求安排工作,不要因为她以前当过“第一夫人”,而把她“禁闭”起来。

      她甚至用宽容和大度对待江青对她的诋毁和中伤,只要江青能善待毛泽东!

      当有人向她表达敬慕之情时,她都婉言谢绝,她凄苦而坚决地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人了。”

      毛泽东也在想法弥补自己对贺子珍的愧疚。他很快把贺子珍从苏联带回来的女儿娇娇(李敏)接到身边,并通过李敏传递他们之间的信息和关心。每年放假,毛泽东都把李敏送到贺子珍那里去,并给贺子珍捎去一些她喜欢的东西,给她慰藉。

      1949年上半年,正当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在石家庄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他对贺怡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但是就在贺子珍南下石家庄与毛泽东重逢的时候,遇到两个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人的阻挠。贺子珍只得继续南下上海,而毛泽东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安排。他们的团聚陷入漫漫长夜。

      长夜阻挠了重逢,却切不断思念。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信,希望她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毛泽东听说贺子珍病了,便写信劝慰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可是当一位外宾给他一条好烟时,他只打开一包品了品味,便将没有开封的九包和已经开封的抽剩的一包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当他听说贺子珍的收音机烧坏了,便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去。他还把自己用过的一条浅黄色大手帕送给贺子珍,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毛泽东还曾为贺子珍治病买过一些很好很难买到的药。

      他还捎给贺子珍1000元钱,让贺子珍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贺子珍则用这笔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在井冈山时期掩护过他们的乡亲,为毛泽东也为自己表达答谢之意。她也经常托人给毛泽东捎去一些吃的和用的。

      关山阻不住,毕竟心相印。

      1959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庐山,他把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接上山,一叙离别之情。一个多小时,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而其中最伤心的要算这样两句平常话:

      毛泽东:“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贺子珍:“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本来他们相约第二天再见面、再谈谈。但因为江青从杭州匆匆启程驱车庐山,贺子珍只好被送下了山。然而这一次他们毕竟重逢了,20年离别的伤感在这一见之间得到了最大的慰藉。1974年,毛泽东身患重病,声音微弱,很多情况下只能靠打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一天,他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来了,毛泽东艰难地打起了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但没有人能听懂毛泽东说的是什么。有一种解释比较合理,那就是,毛泽东在向李敏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嘱咐女儿照顾好母亲。因为贺子珍小时候的名字就叫桂圆。

      他不是像普通人那样称呼她贺子珍,而是桂圆,就像当初贺子珍刚刚回国时一样,他称她小时候的名字“自珍”,他希望她保重身体,珍重自己,同时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她表达自己的深情。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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