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孝敬父母的故事

  • 发布时间:2017-05-11 23:04 浏览:加载中
  •   毛泽东是父母亲的第三个儿子,虽然前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夭折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里,毛泽东当然会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五日。10岁时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婚。至15岁时,他与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文七妹正式结婚。

      毛顺生17岁单独理家。虽然家底很薄,但他克勤克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积攒了一点钱,还清了债务,家业逐渐发达。他一贯信奉“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好一世穷”这句古话,治家很严,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为能继承家业的人。

      所以,8岁的毛泽东便不得不成为父母亲的帮手,看牛、喂猪、打柴、扫地、担水、烧水、煮饭、记账等,关于这段生活情景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回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开始在晚上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1907~1909年,父亲停了儿子的学,带强制性地把毛泽东当作劳动力使用,一方面是毛顺生田产增加,确须增加人手,另一方面是对儿子不服管教的惩罚。父亲的原意是在以劳动教训儿子:看,下苦力与做生意,哪一桩更辛苦!你不跟我学生意上的事,就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吧。对于这种惩罚,虽然毛泽东很反感,但他采取的仍是积极的态度。而这两三年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涯,却成了他一生中与泥土、与泥土上生长着的农民最贴近,可以说是完全融合的一段生涯,对毛泽东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毛泽东已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因而使得他能最自然地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他从犁田、耙田、下种、插秧、扮禾、晒谷、入仓、舂米……之中,真正领会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不料儿子虽然觉得劳动辛苦,干起来却是十分认真,而且,毛顺生将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改造儿子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将毛泽东推得离自己的想法更远:一个奇妙的对比是,毛顺生随着资产的不断增加,他越来越离开他最初所属的贫农阶层;他的儿子,却因劳动,反而愈来愈从感情上走向贫农阶层了……这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在于:毛泽东将他的根,更深地扎入了土地,扎入了土地上的农民,因而在他的大半生革命生涯中,他把基本点着眼于农村——他的农村革命理论,即萌芽于对农村,对农民的阶级状况、社会状况、自然状况之理解与认识。

      革命时期,他立足于乡村;建设时期,他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村,他所制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虽然有许多操之过急的地方,还曾带来不少损失,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他领导中国农民,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年少时最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都已解决,或正趋解决,如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吃饭问题,农村交通落后问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问题等等。

      带有浪漫色彩的人民公社,普及得令人惊讶的合作医疗,农村教育和广播网,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和重视。

      毛泽东晚年对体力劳动的重视程度,他对知识青年近于严厉的要求,竟然与他父亲当年对他的态度有些相似……

      劳动,对于毛泽东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它极好地铸造了毛泽东铁塔一般的体格。

      毛泽东高达1.83米的身躯,他浑身强健的筋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流击水的气魄,除了遗传因素,后天的锻炼是最主要的作用,这种锻炼中,又包含了他早年的劳动。挑担,对他是最好的杠铃;烈日暴晒,如同日光浴;舂米的碓坑、木架,胜过当今的健身器械……

      劳动,造就了毛泽东健壮的体魄,更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身上不仅有农民的烙印,从某个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农民。他至少从中得到了三方面的好处:

      首先,尽管毛顺生给儿子设计的道路是一个好农民,或者一个会赚钱的生意人,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成为一位伟人。但是,毛泽东却依靠父亲为他创造的这个略为富有的家庭,背着书包去接受新的知识,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去探求一条国家和人民的也包括自己人生的新的道路,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其次,毛泽东思想最具创造性、最为光芒闪烁、最大成功之所在,乃是包括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内的农村革命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能超凡脱俗地将农村作为他革命的根据地、出发点,是因为他对农村有最深切的了解,农民出身,不但使他最深入地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村的落后。尤其在1910年以后之所见所闻的对比中,毛泽东认识到农村革命之必须与首要,农民若想解放自己,必须把统治中国的四大绳索: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彻底摧毁。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由农村、农民中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由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的革命——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三位一体,就他个人来说,他的根深扎在中国农村,他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因此,从农村开始他的革命,既最为便捷,又最有把握。

      再次,农民们认定了他是自己的救星。中国农民,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他们的贴心人,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救星。而在中国,得农民者,得天下。这一点早在1937年斯诺就预见到了。他写道:

      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动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历史证明了斯诺的推测。毛泽东确实成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顺生的强悍、坚韧、孤傲、无所畏惧,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则更为明显,更为强烈,更有魅力。这是因为毛泽东将受父亲影响得来的这些气质,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到一起——而不是像父亲一样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家,这是毛顺生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是在和父亲的抗争之中受到父亲影响的。

      与每一个近代中国农民一样,勤劳、节俭、热心公益事业与自私、刻薄同时并存于毛顺生身上。他热心韶山的公益事业,每逢修谱或建桥,毛顺生总是出钱又出力,且十分慷慨。但当他发现儿子看“闲书”时,就责骂他“懒惰”和“不孝”,有时甚至体罚;当在下雨天里,毛泽东没有抢收自家的谷子,而是先帮邻居毛四婆抢收时,毛顺生便对儿子火冒三丈,大声训斥;堂弟毛菊生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水田典卖时,毛顺生不但没有帮他,反而趁机把七亩田买了过来,当毛泽东和母亲反对时,毛顺生就恨恨地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而父子之间观点相左时,父亲便企图凭借他的尊长地位以强力来制服儿子,儿子却又缺乏母亲的忍让和顺从,于是以硬碰硬:宝剑,在坚硬的石头上磨得铿锵作响。

      父亲的自私和刻薄,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为他立志要改造整个旧社会埋下了种子。因为和父亲的多次斗争使他已经意识到:他的敌手不应当是父亲,父亲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虽然自私、刻薄,但仍然保存着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勤劳、节俭。他基本上没有不良嗜好,更无恶劣习气,他的自私是相当有限的。他绝不会去干杀人亡命的事,也不会昧着良心发大财,而且,他的自私,也非一己之私,而是为一家之私——毛泽东愈到后来愈能理解父亲的呕心沥血,实在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家人。父亲在自己的眼里显得矮小,但当他站在当时社会一般人面前,就不会显得矮小了。相反,他的精神、气质、品质,实在有许多优秀的地方。所以,毛泽东认为他的敌手应该是许多更可恶的人。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他毕生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个社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及了这一思想斗争的过程: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所以,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写信回去问候父母亲;寒暑假也常回去探望父母亲。一师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也时常寄些钱和药物给父亲,表示孝敬老父。他还接父亲到长沙求医,并合影留念。

      与父亲毛顺生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俭持家,慷慨厚道的女性。

      毛泽东童年时对母亲是十分依恋的,从小便跟着母亲前屋后屋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氏笃信佛教。毛泽东在母亲神佛思想熏陶和孜孜不倦的开导下,变成了一名对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在他15岁那年,母亲患了一场大病,笃信佛教的母亲认为必须求神佛菩萨保佑。深爱母亲的毛泽东,为了母亲的早日康复,便徒步到南岳“朝圣进香”。

      “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边走边念,边念边拜。就这样五步一拜,十步一跪,一直跪拜到南岳庙。其效果我们姑且不论,但毛泽东希望母亲早日康复的至诚之心却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岁月的更替,毛泽东知识的增加,他只接受佛教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不再迷信佛教了。为此,他常常受到母亲的责备。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母亲文氏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这方面的优良美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孩子们,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一直很拥护母亲之美举,反对父亲的做法。毛泽东回忆说: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当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每逢荒年荒月,文氏经常背着丈夫,悄悄地以粮食接济贫苦乡亲。

      毛泽东故居的碓屋曾经是毛家做米生意期间谷米加工的场地。文氏和毛泽东在这里劳动的时候,不时暗暗地从侧门口撮米馈送穷人。每当这时,文氏站在门边“站岗放哨”,一遇到毛顺生来了便以咳嗽为信号,暗示毛泽东立刻终止施舍行动。

      毛泽东继承了母亲的慷慨厚道。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见一个家境贫苦的同学没有带饭,就把自己带去的饭菜分一部分给他吃,因而,每每回家以后毛泽东便是一副饥饿之相。起初,母亲以为儿子饭量增大是苦读经书所致,所以就让他多带一些饭去,结果依然如此。当其母亲问及情由的时候,儿子照直说了,母亲欣然赞许他的举动,每次总是多给他带一些饭。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毛泽东在上学的路上遇着一位衣着单薄而破烂的年轻人,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当了解到他的不幸遭遇之后,毛泽东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翻晒冬衣时,发现儿子少了件夹袄,一盘问,儿子便把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对儿子丝毫没有责备。

      骄阳似火的盛夏,由于久晴无雨,田间到处是龟裂、苗枯的景象。毛泽东常常是起早睡晚地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苦命人车水抗旱……

      类似这样的善举,开始是母亲“为头”,儿子参加,后来则是儿子在母亲影响下的自觉行动,是慈母美德的延伸与发展。

      正是母亲的这种影响,使毛泽东的心从小就和贫苦大众连在一起,关心他们,体贴他们,并立下了要为劳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大志。所以,他的一生,始终是为劳苦大众奋斗,因而他得到了中国劳苦大众的支持。

      然而毛泽东却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宽容是母亲文氏赖以与外界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赖以与丈夫和和睦睦的特质。文氏从来是随遇而安,对于一切,哪怕是最不能为她接受的丑恶事物,都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待,她总是力图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用苦口婆心去劝导,她对于人生,特别是她的丈夫,无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这种人生态度,正是佛教、儒学和道学所倡导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造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性情和心态。许多中国旧式文人,甚至不少的英雄好汉,就是因为不敢逾越这一步,而困囿终生。毛泽东却勇敢地越出了这一步,如果没有这个胆略和勇气,纵有满腹经纶,恐怕只能成为一个可怜的韶山隐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背离神佛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承接其母亲的宽容、忍让和逆来顺受的秉性,这似乎是一种必然,只有这样,才有后来的毛泽东。

      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构成的家塑造了独具特质的毛泽东。父亲强悍、坚忍、不屈的性格和专横、自私、刻薄的思想作风磨砺着毛泽东;母亲善良、温和的性格和无私、大度、富有同情心的品质同样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正是在父母的交互磨合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柔情,他既抛弃了父亲自私的一面,又留下了父亲的无畏刚强;他既接受了母亲无私的一面,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离开父母到外地求学。从此以后,他再没有与父母共同生活。但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的高尚品德,母亲的慈容,却深深地印在了儿子的心中。无论是在寒窗苦读的日子里,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以及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他都怀念着父母亲。

      尤其是母亲抱病期间,毛泽东更是十分挂念。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以及自己不能照顾母亲的愧疚之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决定去北京之前,又专程回到韶山看望父母及其舅父舅母。出发前又写信向七舅、八舅告别致谢: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匆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母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千里寄药方,孝子一片心。

      1919年春,毛泽东刚由北京经上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回到长沙,立即与大弟毛泽民一道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在长沙,他们兄弟对母亲精心照料,求医送诊,安慰护理,给了母亲很大的慰藉。母亲回到韶山前,毛泽东还与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一道搀扶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母亲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她的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次团聚。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疠(俗称疠子颈)不幸逝世,终年52岁。当时,毛泽东正和他的战友们与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当他接到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家信时,心急如焚,立即带上在长沙读书的毛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当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在他们抵家的前两天入棺了。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非常悲痛。

      几天几夜,他守护在母亲的灵前,面对慈母英灵,思绪万千,咽泪写下了哀天动地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苟。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毛泽东还写了两幅灵联,以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记述了母亲对他的养育之恩和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

      其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

      春风南岸晖远留,秋雨韶山洒泪多。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离开韶山。

      但丧母的悲痛久久地在他的心里萦回。他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时,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母亲病逝后仅100余天,父亲又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0岁。当时毛泽东正率湖南“驱张”代表团去北京请愿,来不及返家奔丧。他只能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深深埋在心间。1921年春节,他和毛泽覃一起专程回乡,为父母扫墓。

      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活动时,总要到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墓前凭吊。1936年,他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的身世时,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到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他用了很多篇幅深情地谈到她。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在他出生的“一担柴”式的旧居里,他久久地伫立在父母亲的照片前,凝望着……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踏着露水爬山至父母亲的墓地,并将一束青青的松柏献在墓前,然后深深地鞠躬,又伫立良久。他对陪同他的罗瑞卿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这次回故乡,感慨良多,挥笔写了一首动人心弦的七律诗《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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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