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生死观: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 发布时间:2017-05-11 23:02 浏览:加载中
  •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则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成毁作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于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体验到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敢,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毛泽东很赞同这种态度,认为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他自己也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会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

      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

      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保健医生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方面,皇帝与贫民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1963年12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他甚至开玩笑地对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来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人的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所以只能泰然处之;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高低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反抗,而没有积极地争取。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曾将生死的档次列为四等,其中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

      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毛泽东的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生死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也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是为人民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乐观豁达,刚健直率;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最终到达了无人能及的顶峰!

      第十一章成功需要情和爱

      在残酷的战争中,毛泽东是无畏的勇士;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是机警的英豪;在狡猾的敌人面前,毛泽东是不可战胜的对手。然而,他对同志、对亲人、对人民却有着山一样高的爱、海一样深的情。这种情和爱,也给了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对手从而走向成功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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