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杂文的文学史地位

  • 发布时间:2017-10-19 08:59 浏览:加载中
  •   鲁迅留给我们的六百多篇,百余万字的杂文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

      一、鲁迅杂文创作的三个阶段

      鲁迅用杂文进行战斗,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新青年》时期,用“随感录”和“论文”向封建堡垒展开猛烈进攻。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入《坟》、《热风》等杂文集中。二是《语丝》时期,文体大大拓展,通过书信、日记等形式,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走狗文人。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三是“左联”时期,揭露深刻、鞭挞猛烈,主要抨击的是来自各方的“文化围剿”。这时期的杂文最多,多收入《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另外,鲁迅生前和身后,又有许多杂文作品被发现,这些杂文被收入杨霁云先生编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唐弢先生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鲁迅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一文体起源于五四时期《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经过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之手,开始成熟,进而演化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鲁迅的“杂感文”和周作人的“小品文”。可以说,鲁迅和周作人既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同时又代表着中国现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是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杂文”几乎可以说是鲁迅发展的文体。它虽起源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却主要由于鲁迅的创造和倡导,赋予了这种文体以丰厚的审美特质,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文体。这种文艺性的议论文,往往融随笔、时评、政论、诗、散文于一炉,以便自由挥洒、短兵相接地对时事、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宗教、道德诸类问题做出广泛而敏锐的反应。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鲁迅倾注大部分精力,在这一并无固定体式的领域纵横驰骋,使他天马行空般的文思与才华酣畅淋漓地发挥到了极致。鲁迅杂文以其思想的锋锐性、深刻性和丰富性,议论的形象性、抒情性和趣味性,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一座罕见的宝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风”、“鲁迅笔法”,几乎可以说是“杂文”的代名词。

      二、鲁迅杂文的文学史意义

      具体而言,鲁迅杂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说明:

      第一,“杂文”这一文体,是鲁迅通过对旧体散文的改造而形成的新的文种。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诸文体,如小说、新诗、戏剧等,大多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唯有散文,尤其是其中的杂感小品文,则更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向来以“载道”和“言志”的“诗文”为正宗,但到了近代却遭遇空前的危机。就“文”而言,传统的“桐城文”和“六朝文”日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梁启超式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仍然没有脱离古文的窠臼。千古文章,“老调子已经唱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者,鲁迅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造文章的祖师”。在鲁迅所吸收和改造的旧体散文中,主要有下列三类:一、以庄周为代表的“小品文”;二、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文”;三、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文”。鲁迅从中国文学的这三大散文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

      鲁迅从以庄周为代表的“小品文”传统中,吸收的主要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灵活多变的形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对鲁迅杂文影响最深的是庄子。郭沫若曾著有《庄子与鲁迅》一文,认为“鲁迅颇受庄子的影响”,“因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但鲁迅最为欣赏庄子的,主要还是其文学性。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盛赞庄子“文辞之美富”、“尤以文辞,凌轹诸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这也就是说,庄子作品的“文学性”除了“文辞之美富”之外,还有的就是文体上灵活多变的结构。《庄子·天下》是这样概括《庄子》一书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猝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这里强调的,都是庄子文笔在结构上“汪洋恣肆”和“恢诡谲怪”的特点的。清人钱树在《(庄骚读本)序》中说:“此犹春和夏舒之景,忽变而为严霜烈飙;平川广野之区,忽变而为洪涛峭壁。不如此不足以尽天地之大观而无憾也。”这段评语着重强调的乃是庄子文笔的腾挪跌宕、绚丽多姿,而这也正为鲁迅的杂文创作所取法。

      到了魏晋六朝,庄子开始复活。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而在《庄子》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开始蔚为大观。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时代”,从此开始,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于文坛。而鲁迅所取法于中国传统的小品文的,除了其灵活多变、短小精悍的形式外,主要还是它的战斗的锋芒。为此,鲁迅有过专门的说明:“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这些战斗的小品文,对鲁迅无疑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鲁迅从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文”传统中,吸收的主要还是其“直面惨淡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在中国散文史上的最重大的贡献,首先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具体地说,他发展了中国散文的那些战斗的“史传”文学传统,把传统散文从一般的论道、抒情、述志,发展为一种战斗的“杂感”文学。鲁迅认为,“杂感”应对社会生活中“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所以,从开始写作杂文,鲁迅便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广泛的社会痼弊,进行他所谓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判”:“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以看出,鲁迅写杂文、办刊物,目的都在对于社会、对于文明进行批评。从“胡须”到“牙齿”,从“他妈的”到“费厄泼赖”,他几乎无所不谈。在这些文章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判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鲁迅自谦说它们都是些“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并且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但这种“直面惨淡的人生”,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与那种以“载道”、“言志”为旨归的传统散文大相径庭。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我们把鲁迅的小说视为“史诗”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杂感”视为一代的“诗史”。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中,鲁迅最为心仪的乃是以嵇康为代表的“伐人有序”的“魏晋文章”。据孙伏园先生回忆,刘半农当年在北京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对此,“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鲁迅是否深受“托(尔斯泰)尼(采)思想”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论,但鲁迅杂文承继和师法“魏晋文章”却为鲁迅研究者所公认。鲁迅是通过乃师章太炎的引导而重视并师法“魏晋文章”的。鲁迅1906年于日本留学期间开始结识并从学于太炎先生,在此之前,他的文章主要师法的是严复那种不太规范的“桐城文章”。但自从师于太炎先生后,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而且认为更令人“神旺”的还是太炎先生这时期在《民报》上发表的与人论战的文章,而章太炎的“战斗的文章”,其文脉就源自“魏晋文章”。在《自叙学术次第》中,章太炎称他早年也曾推崇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文,但“三十三岁(1901年)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因此,在章太炎的心目中,魏晋文章才是为文的“正则”:“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也”。为什么章太炎如此推崇“魏晋文章”呢?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魏晋文章“守已有度,伐人有序”的辩驳力量:“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二是魏晋文章“必先豫之以学”的深厚学养:“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三是魏晋文章“修辞安雅”、从容有序的文章气度:“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速,又无迫窄蹇吃之病,斯信美也”。上述所论,多是从文章修辞学的角度而言的,但究其根本,章太炎之提倡魏晋文章,主要还是针对桐城派的“文以载道”而来。桐城派虽然标举“义理、考据、辞章”,但根本还在于“文以载道”,也即“载”孔、孟、程、朱的“义理”。而“魏晋文章”中王弼、阮籍、嵇康、裴颁等的文辞,不牵章句,大畅老庄自然之道,这本身就有对抗儒学正统的意味,其思想解放的气息异常浓厚。至于章氏自己的文章,他自称是“博而有约,文不奄质”。鲁迅称其为“战斗的文章”,可谓是“魏晋文章”的再生。

      鲁迅在五四以后成为白话文学的大师,表面看来,“魏晋文章”似乎已经不见痕迹,但在内在神韵上,鲁迅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战斗的杂文,却深得章太炎文章的遗风。太炎弟子中,继承乃师“魏晋文章”气度的,一为鲁迅,一为黄侃。鲁迅的“魏晋文章”,一般为人们所熟知。他得之于章太炎的,正在于神理,这一点章太炎和鲁迅师徒都予以默认。对此,宋云彬先生分析道:“即以文章技术而论,能够学到章太炎那样廉利劲焊、辞无枝叶、而用词精确、善于刻划、起止自在的,怕也只有鲁迅,虽然有文言和白话之别”。而黄侃的骈散文,偏重于六朝,但那“战斗的意气”却大为降低,故只能得其师的“形似”。

      第二,中国现代“杂文”这一文种,是通过鲁迅的精心熔铸和锻造,才成为新文学中的独立的文体的。鲁迅认为,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这说明现代“杂文”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杂文阵地是《新青年》杂志。该刊于1918年4月的4卷4期开始设立“随感录”专栏,在本期的“随感录”栏内刊发了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的若干篇文章,都是以数字的次序来作标题的。此后还发表了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作品。鲁迅在该刊5卷3号(1918年9月)的“随感录”专栏开始发表作品,标题是《随感录二十五》署名“唐俟”,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止,共发表27篇,后来都收入杂文集《热风》中。《新青年》“随感录”专栏的开辟,起了相当明显的倡导和示范作用。此后,许多报刊竞相仿效,增设了类似的栏目,如《每周评论》、《新社会》、《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都专辟了“随感录”的栏目。此外如《湘江评论》上的“湘江杂评”、《星期评论》上的“随便谈”、《解放与改造》上的“评坛”,以及稍后的《向导》、《中国青年》上的“寸铁”专栏,乃至《政治周报》上的“反攻”等等,都是“杂文”所扩展并蔓延出的新的阵地。

      尽管鲁迅不是最早的或惟一从事杂文创作的作家,但“杂文”这一文体却是在他的手里得以成熟、壮大并走向独立的。因此,瞿秋白才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为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杂文”就其本义而言属于“随感”或“评论”,即“近于议论的文章”,但在鲁迅看来,它还应具有“艺术性”,即所谓的“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正是鲁迅的精心打造,赋予了这一文体“艺术性”的特质,使之转变为“文艺性的论文”。“诗与政论的结合”,是鲁迅杂文的最基本特征,也是他的杂文有别于其他作家“杂感”的根本所在。这也就是说,鲁迅的“杂感”首先是要说理的,既然要说理,就要靠其中真理的光芒和逻辑的力量取胜于人。但另一方面,鲁迅还能把“杂感”写得有趣、好看、引人入胜,使人阅读时不觉得厌倦,这就形成了鲁迅杂文所特有的“诗性”的或“艺术性”的特质。“杂文”是经鲁迅之手重新铸造,才从散文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从而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的。

      第三,鲁迅不仅通过自己大量的创作精心打造了“杂感”这一新的文种,而且还悉心维护这一新的文种的成长,亲自倡导并扩大了中国现代的杂文运动,从而使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一支劲旅。自《新青年》的“随感录”之后,鲁迅持续地从事杂文的写作,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更是专事于杂文的写作,杂文成了他主要的战斗武器。1933年,鲁迅自己曾作过一个大致的计算:“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更为重要的是,鲁迅除了二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杂文的艺术实践而外,还竭尽全力地促进、推动杂文的繁衍与发展。1924年11月17日,鲁迅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杂感”为中心的文学刊物——《语丝》周刊,并在其中实际上起了核心和主干的作用。他先后在《语丝》上发表了包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内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充实了《语丝》的阵容,奠定了“语丝文体”的特色,即“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1925年4月,鲁迅又带领一群文学青年创办了同样以杂文为主的《莽原》周刊(《京报》附刊之一),并在《莽原》创刊之前,手拟了《(莽原)出版预告》作为该刊的办刊“宗旨”,提出“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的主张。

      晚年鲁迅参与并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之后,他除了主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战斗性的杂文以外,还把主要的精力投入杂文运动的开拓与建设上。这一时期,凡是鲁迅主编或者支持的刊物,都特意为杂文辟有专栏。如1930年1月,由鲁迅主编、冯雪峰编辑的《萌芽》月刊创刊,就设有“社会杂观”的杂文专栏;由鲁迅担任编委的《文学》于1933年7月创刊,也曾辟有“社谈”、“散文随笔”、“杂记杂文”等专栏;在鲁迅支持下,聂绀弩、胡风等编辑的《海燕》(1936年1月20日创刊)辟有“短评”专栏;方之中编辑的《夜莺》(1936年3月创刊)辟有“旧话重提”专栏;黎烈文编辑的《中流》(1936年9月创刊)更辟有“立此存照”的小专栏;即使专门的小品文刊物《太白》也另辟有“掂斤簸两”的小专栏……而鲁迅,都是这些专栏的重量级作者。在鲁迅的带动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个现代杂文创作的高潮。

      第四,鲁迅通过他所倡导的现代杂文运动,不仅培育了一批年轻的杂文作家,而且还形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杂文传统一“鲁迅风”和“鲁迅笔法”的杂文。由于鲁迅杂文的巨大的社会影响,更由于他本人对于现代杂文运动的倡导和推动,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杂文写作的作家。他们既有与鲁迅同辈稍晚的杂文作家,如瞿秋白、茅盾、郁达夫、陈望道、郑振铎、郑伯奇、阿英、巴人等,也有追随和仿效鲁迅杂文的年轻作家,如徐懋庸、唐弢、闲斋(徐诗荃)、胡风、聂绀弩、宋云彬、冯雪峰等,还有团结在鲁迅周围的左翼作家,如夏衍、巴金、冯乃超、朱镜我、张天翼、蒲风、杨潮、叶紫、周文、林淡秋、周立波等。他们都以杂文为武器,批判现实、针砭时弊、讥刺群丑,充分发挥了现代知识分子介入现实、主持公正的作用。

      即使在鲁迅去世之后,他所开创的现代杂文传统不但没有中断,反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更加蓬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孤岛”上海出现了后来被称为“鲁迅风”的杂文流派。1938年11月,“浙东六作家”巴人(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出版杂文合集《边鼓集》。翌年1月,他们又集资创办了《鲁迅风》周刊,公开表明他们师承鲁迅杂文传统的宗旨。这一年的7月,原《边鼓集》的作家们加上孔另境,出版七人杂文合集《横眉集》。1940年他们又各自出版个人杂文集,王任叔还出版有《论鲁迅的杂文》专著。这一杂文流派在上海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到了上世纪40年代,还出现了与“鲁迅风”相呼应的“野草派”。1940年8月,《野草》月刊在桂林创刊,主要作者有秦似、孟超、夏衍、聂绀弩、宋云彬等。这一刊物以“野草”命名,表明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这一刊物自1940年8月至1948年6月,共出版5卷5期以及“野草文丛”10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杂文期刊。几乎与此同时,在解放区的首府延安,也出现了一股以鲁迅杂文为典范的创作思潮。这股思潮的代表作品有: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些作家坚持的仍然是鲁迅杂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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