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革命观

  • 发布时间:2017-10-12 09:23 浏览:加载中
  •   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浪潮已经从欧洲局部向全世界扩展,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其现代化过程最为显著地表现为政治革命的此伏彼起。因此,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已经成为当时每一个自觉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鲁迅首先通过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具有理想性的个人思考,得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其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发展,他对自己的民主革命观不断进行着极具现实性的个人修正。

      一、鲁迅早年的民主革命观

      显然,在鲁迅看来,《革命军》一书重在“以仇满为用”,而轻于“国民主义”这一“主干”之思,这不仅是深深留在鲁迅脑海之中的个人读书印象,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激发了鲁迅随后的民主革命之思。

      首先,鲁迅通过考察欧洲与美洲的现代政治革命史指出,“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郎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从中可以看到的是,鲁迅强调了民主革命所独具的现代性标志——“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并且进一步具体化为民主国家建立之后的公民基本权利。更为重要的是,鲁迅预见到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现代国家面临着自我颠覆的危机,也就是有可能沿着“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一非民主化轨道,最终剥夺公民个人的思想自由,演变成为所谓多数人的专制这样的政治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革命本身不是发动现代政治革命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完成现代政治革命的中介方式。

      其次,鲁迅通过反观政治革命萌动之中的当下中国,提出了这样的中国革命的宏伟蓝图——“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然而,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则在于:如何走出实现这一宏伟革命蓝图的第一步呢?鲁迅的回答是:“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尽管鲁迅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出发,不能照搬别国革命的共和模式,但是,鲁迅更是指出民主革命在世界各国之间共同的现代性根基——那就是必须确立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确保个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个人最终真正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人。尤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国家主人的个人,应该是现代人,而造就这样的现代人的现实道路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在实现个人的公民权利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之初,“个人一语,人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这更是因为从根本上看,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十几年之后的中国,“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在中国没有作为国家主人的个人存在,那么,在中国只能永远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无限历史循环之中。这样,即便是中国完全进入了民主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也有可能仍然会是如此,尽管此时的“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得到制度性的确认与保障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在通过民主革命这一现代革命方式,在建立个人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的基础上,通过对维护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法治性的体制建构,从而走上“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一现代国家之路。

      鲁迅在20世纪之初关于民主革命的中国思考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并且其革命观具有相当的超前性——鲁迅不仅确认了发动民主革命所必需的人人自由平等这一思想资源,而且指出了建立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多数人专制这一颠覆危机,由此表明现代国家只能是以个人为社会主体的民主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强调民主国家的制度建构,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必须立足于个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尤其是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权利这一根本之上,从而使之成为民主国家能否在中国民主革命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惟一途径。

      二、辛亥革命后鲁迅的革命观

      就辛亥革命而言,其成功之处在于废除了君主极权而转向民主共和,使中国从国体、政体两方面,在20世纪跨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不过,在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皇权统治的同时,也存在着辛亥革命面临失败的另一面——“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杀人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事实上,从中国革命的整体过程来看,无论当初要做皇帝的袁世凯,还是二十年以后混战的新军阀,都同样是“假革命的反革命者”,正是他们使中国革命屡屡陷入失败的危机。然而,鲁迅坚持透过这一失败的表象,再次去追寻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其结论就是:“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他们杀错了人”,倒是我们看错了人。“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由于”我们看错了人而导致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机呢?

      事实上,鲁迅早在中国革命第一次面临失败之时,就进行过溯源,“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就表明,无论是直说的“来了”或“刀与火”,还是粉饰的“圣武”,究其根本,统统不过是中国皇权统治下所形成的对专制暴力顶礼膜拜与莫名恐惧的双重心态。显然,崇拜与恐惧兼有之的“圣武”情结在中国的延续,势必与“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之间,在对立之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以至于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的成败。然而,如果要避免中国革命失败的危机,其惟一的出路在鲁迅看来就是:“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仰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不过,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则在于,面对“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袁世凯式的政治寡头的专制暴力,除了以革命暴力相抗衡之外,中国“有主义的人民”是否可以选择非暴力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呢?

      1926年3月18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为‘暴徒’”。政治寡头的屠刀绝不能遏止中国革命的前进,牺牲者的鲜血势必破解掉“圣武”情结。这是因为“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要说“请愿的事情,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但并非因为害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这是因为他早已意识到:“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看错了人”——“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所以,鲁迅主张不应该“赤体上阵”,而必须进行“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生命就愈宝贵。”所以,“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之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这样的战斗就是直接投身反对政治寡头专制暴力的国民革命中去。这就表明,鲁迅实际上开始了对自己的民主革命观的第一次修正——中国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政治寡头的血腥专制。

      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的革命观

      当鲁迅来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他发现“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在鲁迅看来,这就意味着“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这无疑证明,鲁迅已经开始警惕某些“人们”在附庸革命的同时危害革命、篡夺革命果实的行径。所以鲁迅说,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而“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尤其可怕的是,“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在这样的革命现状之中,“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会以政治利益集团的面貌出现,尤其是以执政党的强势来排除一切政治异己。

      这一点很快就被政局的变动所证实——“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尤其是此时“在‘清党’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的‘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然而,面对着执政党用挂人头的恐怖方式推行意识形态一元化,反而使鲁迅“以为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四、加入“左联”后的革命观

      鲁迅1930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作家中的一员,并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去。至此,鲁迅对自己的民主革命观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中国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学说抗拒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

      鲁迅早已看到,“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方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与此同时,“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必须扩大作家阵容,这就在于——“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无疑表明鲁迅已经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推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鲁迅立即表态:对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显而易见的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鲁迅认为包括文学家在内的全体人民必须尽快团结起来,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转变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势必转变成为“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当然,鲁迅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没有放弃对国内专制主义的反抗,这再次证明了鲁迅的革命观一直是以“立人”为基础。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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