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历史影响与评价——中国新文学的旗手

  • 发布时间:2017-09-10 12:13 浏览:加载中
  •   【传略】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有林志浩著《鲁迅传》,林非、刘再复著《鲁迅传》。

      鲁迅幼年时家道中落,奔走于当铺与药店之间,有学医之念。1902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文,后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在此期间,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决定从精神上改造国民。

      1909年夏归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执教。1918年起,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同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形式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础,其后又陆续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等,反映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并以杂文为武器,抨击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1926年8月到厦门大学执教,其间写完了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1月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四一五”政变后,愤然辞职,放弃了进化论思想。1927年10月,在上海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上海期间,他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并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了《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还主编了《国民新报》文艺副刊。自1930年起,鲁迅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他以杂文为武器,激烈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及其附庸文人的丑恶行径。同时,他还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国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

      【影响】鲁迅的一生,是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造国民性”的一生,他的作品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小说,主要描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人物,揭示他们苦痛和贫困的根源。在《阿Q正传》中,鲁迅将国民性的痼疾“精神胜利法”描绘得惟妙惟肖,以漫画化的笔调和最清醒的剖析,揭示了精神胜利法,即利用各种各样的遁词,来掩盖自己的失败,以达到心理平衡的病态人生。鲁迅指出:国民性的怯弱、懒惰以及卑怯和贪婪,导致了“专制者”和“奴才”的精神复合物,产生了瞒和骗的艺术。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只有到了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侧重于探讨“国民性”的弱点,后期则对国民性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充分估计到它的长处和弱点,并开始对有关中国和外国的国民性作缜密的比较。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探讨国民性的弱点上,他的许多观点依然可以振聋发聩,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一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他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五四”时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学衡、甲寅、现代评论派的错误观点展开斗争。在左联中,严厉抨击了“第三种人”的观点。他的杂文似匕首,如投枪,刺入反动派的心脏,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出了贡献。同时,鲁迅对文学的艺术性和革命性进行深入的探索,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的一生,是爱憎分明的一生。共产党员瞿秋白两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他的作品,经鲁迅整理,以《海上述林》为名出版。方志敏的遗作,也是由鲁迅通过冯雪峰转到中共中央的。对于劳动大众,鲁迅在揭露其痛苦根源的同时,对其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一些卑微的劳动者身上,他看到一种正人君子所没有的伟大,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倒行逆施,以及一些帮闲文人,鲁迅则做了毫不留情的驳斥,并且号召要痛打落水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他一生性格的写照。

      【余论】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创造社的首先发难,创造社成员在其社刊《文化批判》月刊上相继撰文,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同时,点名批评了鲁迅等人,揭开了论战的序幕。

      1928年2月23日,鲁迅写出《“醉眼”中的朦胧》,第一次从正面对创造社的批评进行了批驳,其后又作了《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指出青年革命者的根本弱点就是“朦胧”,他们对中国社会及阶级斗争的状况尚未认识清楚,在提倡文学的革命性时,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在论争中,鲁迅从不感情用事,更不人身攻击,可以说他的许多观点是切中肯綮的。当时鲁迅虽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对于揭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旗显得冷淡。鲁迅认为重要的是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而不必忙于挂招牌,因为“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正是这种与创造社成员认识上的差距,导致了争论长达一年之久。

      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的一部分同志已意识到由于自身的激进,导致攻击鲁迅的错误。当年秋天,阳翰笙、潘汉年找到冯雪峰,通过他解决了这场长达一年的争论。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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