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

  • 发布时间:2017-11-30 13:49 浏览:加载中
  •   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前,他还不得不遭遇连续不断的纠缠与包围,依然在同中国的“非人间的黑暗”作斗争,漫无边际的文网,此起彼伏的论战,这似乎就是鲁迅的人生。“两个口号”之争,是鲁迅生命的最后的纠缠,这“两个口号”分别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一、“国防文学”的提出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首次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出于对苏联文学的熟悉和了解,他移植了苏联“海陆军文学同盟”所提出的“Literature of Defense”。比对苏联文艺界情形,周扬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中国“国防文学”的出现。1935年秋,和党失去了联系的周扬他们曲折地得到了党的一些指示,在《国际通讯》和《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相关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与此同时,周扬收到了由鲁迅转交的“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的来信,来信指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响应“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根据周扬和夏衍等人后来的回忆,对《八一宣言》,他们首先在文化界党团内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和传达,学习领会党的新政策、新精神;接着对于萧三信的“指示”由“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讨论后,再传递到“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的各左翼组织的党员之间。经过长时间的对于《八一宣言》和萧三信的传达和讨论后,左翼文化界内部思想逐步统一,就文化界很多问题作出了共同决议:解散包括“左联”在内的“文总”下各左翼组织,在文学上重提“国防文学”口号等。由此可见,这时的“国防文学”已经不单单是个人喜好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上的问题,它是由上海文化界的党组织通过的一项文学政策和决议。“国防文学”恰好符合“国防政府”的提法,也与萧三的信中的精神相符。在“文委”碰头时,周扬向夏衍征求意见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夏衍在得知“文委”的章汉夫、胡乔木都同意后,他自己也表示认可,并自告奋勇向他负责的戏剧、电影界传达。就这样,在党组织层层传达下,不仅是文化界的党员,还包括一些围绕在党周围的左翼文人,都积极拥护新政策、新口号,大量赞成“国防文学”的文章频频见诸报刊,一时间,“国防文学”成为一个文学热点。

      二、鲁迅对当时文学形势的基本态度

      首先,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鲁迅与当时的领导人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继而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等人成立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不信任。

      周扬等决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解散左联,代之以新的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并研究决定让茅盾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反对,茅盾回忆道:“鲁迅对萧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说的态度,他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赞同。”鲁迅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虽然对“左联”的领导人有诸多不满,自己实际上已经和他们很疏远了,但心底里还是很珍视这个战斗团体,不愿其轻率解散。而且,以鲁迅一贯的性格,是不主张与先前的敌人轻率谈和的。由于鲁迅态度坚决,“左联”又派当时的书记徐懋庸再行说服。徐懋庸回忆说,当鲁迅听到“左联”常委的决议后才不再坚持,他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鲁迅提出解散时发表一个正式宣言。后来知道并未发表解散宣言,鲁迅“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1936年春,“左联”自行宣布解散。从其后鲁迅的两封信件中可以看出鲁迅失望的心情和不屈的态度:

      1936年4月24日致何家槐信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其次,在民族危机中,鲁迅一直坚持自我主体性。不管是外国的侵略者,还是中国的独裁者,抑或是左翼党团内部所形成的新专制主义倾向,只要是对人造成了压制,鲁迅都坚决反对。

      即使到了在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1936年,在民族情绪和“国防”意识高涨的时刻,鲁迅仍然留下了清醒的语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这是收在1936年10月发表的《半夏小集》中的一组文章,几天之后鲁迅离开了人世,这些文章连同那句著名的遗言:“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是临终前的鲁迅对于左翼战友以及后来人最沉痛的告诫。

      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出炉

      1936年4月25日左右,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作为党派到上海的中央特派员,他的主要工作是设立电台,建立上海和陕北中央之间的联系,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文艺界的事对这位中央特派员来说,只不过是细枝末节,用冯雪峰自己的话来说是“附带管一管”。可就是这“附带管一管”的事情,让冯雪峰费心力最大,但事与愿违,因为冯雪峰的介入,上海文艺界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冯雪峰回到上海后,通过与鲁迅的联系,部分感受到了鲁迅对当时“左联”领导人的意见:“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还扭转不过来。”出于维护鲁迅和党的长远事业的需要,冯雪峰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他为此建议提出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率先被胡风抛出后,一场大的论争正式爆发,这就是现代文学史最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

      四、“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

      “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宗派之争还是人际误会?我们觉得都不完全是,渗透在其中的意义需要通过鲁迅的独特态度来加以理解。

      在鲁迅看来,不论是“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其过分注重政策路线势必会忽略对作家的个人生命追求的尊重。鲁迅之所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对稍早解散“左联”的处理方式很不以为然,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鲁迅看来,文艺事业并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指挥。行政命令可以随意解散一个坚持奋斗的文学组织,可以统一人们的文学主张,这样显然充满了以简单行政命令干预文学活动的危险。当这些行政命令的发布者、执行者又在其中掺杂了较多的个人好恶,那么就更加值得警惕。

      考察鲁迅之于“两个口号”论争的独特态度,我们就需要注意到这个事实:与“口号”本身的具体内容相比,鲁迅更看重透过这些论争所反映的文学领导者的心态与人格。

      尽管冯雪峰费尽苦心想通过新口号来安抚鲁迅,但很显然,对于口号问题最不在意的就是鲁迅自己了。与“国防文学”的提倡者组织开会、决议、传达、集体塑造文学标本的郑重其事不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出炉似乎有点“仓促”和“随意”。鲁迅对于新口号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不愿多做解释,甚至也不怎么十分关注,他用尽最后的余力,陷入“两个口号”的纠缠中,不是要争执“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更合适,正如周扬等人后来所辩护的,鲁迅甚至从来都没正面反对过“国防文学”,而鲁迅所反对的正是那些拉着“统一战线”的大旗作虎皮的专制作风。诚然,在民族的危难救亡中,必须联合起来,民族主义本质上也是一个由若干个体构成的集团主义。那么这也意味着在个体与个体的联合中,在政党与政党的联合中,大家彼此都要作出一些权利的让步和牺牲。但这决不意味着,个人的主体性就可以完全被践踏和忽视。过去我们常认为鲁迅的新口号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此相对,国防文学则有点“右倾”和“投降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周扬后来自己也有承认。其实这只是表面化理解,不论是“国防政府”提出者还是相配套概念“国防文学”的发明者,恐怕他们对于“领导权”的重视都远甚鲁迅。还是日本学者丸山升先生分析得到位:“鲁迅所期待的不是掌握‘领导权’,毋宁说是保卫最低限度的‘主体性’”。

      在冯雪峰筹划新口号的过程中,鲁迅也尽力配合,允诺如《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稿由他人代笔起草,但是,由冯雪峰代笔部分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侧重于理论主张的辨析,这显然不符合鲁迅的意愿,所以在亲自修改的部分,鲁迅竭力揭露和批判的是自己队伍内部的流言与专制,因为它们实在是足以影响中国文学长远未来的隐忧。

      最能体现鲁迅晚年心态的《半夏小集》写成后,鲁迅并没有急着拿出去发表,而是先给冯雪峰过目,鲁迅说:“你看看。也许你不以为然的。”尽管冯雪峰表达了对于鲁迅这些小杂文的“理解”,但鲁迅“你我”分明的表达颇显意味深长。胡风的回忆录中还有这么一段:“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由此可见,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鲁迅始终保有清醒的认知。

      总之,“两个口号”之争,是在表面的宗派之争或者误会之下,折射出来的政治政策和作家个人主体性之间的冲突。颇具意味的是,鲁迅和左翼作家由争执始,由争执终。这正是“横站”的晚年鲁迅留给我们的深远的思考。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