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 发布时间:2017-11-30 13:34 浏览:加载中
  •   “现代评论派”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派别,是围绕着《现代评论》周刊而形成的颇具思想复杂性的文化派别。1924年12月,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创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适、陈源(陈西滢)、徐志摩、唐有壬、顾颉刚、燕树棠、周鲠生、皮宗石、陶孟和等。刊载文章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时政评论、文学创作、学术讨论和读者通信四大门类。由于他们文章的基本宗旨,都主张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应效法西方人文精神、实行民主法律秩序,所以《现代评论》杂志也通常被人们视为是同人刊物。他们通过这个刊物,发表时政观点、传播西方文化,希望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最终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立法制度。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文化流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方面,以抨击时政、参与社会而见长的团体。‘现代评论派’在倡导启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和新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25年和1926年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等重大社会事件,鲁迅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论争。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记录了这场斗争的历史。

      一、论争的起因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起因要从“女师大风潮”说起。

      女师大始建于清末,原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是引发这次学潮的主要原因。杨荫榆(1884-1938),无锡人,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先后到日本及美国留学。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出任女师大校长,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荫榆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把学生的爱国行为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她的这种做法,迎合了北洋政府惧怕学生运动、禁止学生关心国事的心理,遭到了师生的强烈反对。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受南方大水和江浙战事的影响,部分学生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以整顿校风为由制定了一个校规,开除逾期返校的学生。但在执行校规时,却没有做到公正、公平。这一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学生连续以请愿、宣言等方式进行抗议,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杨运动”,女师大风潮由此爆发。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仟校长以来的种种“不端”行为,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阻挠学生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被学生的嘘声所赶走。5月9日,杨荫榆借校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等六人开除。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女师大风潮很快发展成为一场社会斗争,章士钊、陈西滢、胡适和徐志摩等人支持杨荫榆,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进步教师则支持女师大学生。5月27日,鲁迅亲自写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征集了马裕藻等六人的签名,在《京报》刊出。鲁迅没有料到自己《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论战。

      引发冲突的是《现代评论》1卷25期发表的陈西滢(陈源)的《闲话》一文。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对这次女师大风潮,他在第一篇《闲话》(收入《西滢闲话》时拟名《粉刷茅厕》)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进而认为“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隐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错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致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在文章结束的时候又补充道:“《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可以看出,陈源不仅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一边,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更为关键的是,又暗示“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责宣言“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等等。陈源的“闲话”立即引起了鲁迅的还击,鲁迅连续写出《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并非闲话(二)》、《并非闲话(三)》、《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等文章,与陈西滢展开激烈的争论。在《我的“籍”和“系”》中,鲁迅先说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自己曾受到某些人的诟病,那是暗的,不意现在陈西滢的指责,将他在风潮中的作为“化暗为明”。接下来坦然承认自己确乎是浙江省籍,确乎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讲师。陈西滢在文章中用了“挑剔风潮”一语,鲁迅便以此作为攻击的契人点,大加挞伐: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徐志摩的这篇文章说陈源私淑法郎士,对女性的态度太忠贞之类的吹捧话,又引起周作人的反感,提笔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投寄《晨报·副刊》,借陈西滢对女性不恭的传言给以讽刺和揭露。陈西滢自不相让,立即写信给周作人,称兄弟两位捏造事实,传播流言云云,把鲁迅也扯了进来,引起双方之间的又一场混战。在激战中,胡适曾经分别给鲁迅、周作人、陈源写信,希望双方停止论战:“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感情,由这笔锋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但是由于紧接着北京爆发了段祺瑞执政府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双方的论争因此进一步升级,思想对立也更加明显。对于“三·一八惨案”,“现代评论派”虽然愤怒谴责了当局的血腥屠杀政策,但同时又对学生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运动,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周鲠生在《现代评论》杂志第1卷第22期上发表了《青年的政治》一文,他认为“年来学生的政治运动之所以难得社会同情,也许是因为那些伪政治运动太多,令人看轻看厌了的原故”。他一再提醒学生注意不应为政治所蛊惑,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或奴役,“要知道不是一切形式或意义的政治活动,都是学生应做的”。胡适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42期刘治熙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中也强调:“救国事业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而今日学生们做的群众运动却只能有短时间的存在;救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远大的预备,而跟着大家去呐喊却只能算是发发牢骚,出出气,算不得真正的救国事业。”“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胡适、陈源、高一涵、王世杰、燕树棠、皮宗石等人,于1926年8月29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联名发表了一则宣言,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少数人的社会政治活动不能妨害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合法权利。两天之后,胡适又专门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文,明确表态说:“‘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下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我们要很诚恳地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为惟一大路,救国须从救你自己下手”。

      陈源在《现代评论》3卷68期上的《闲话》中,虽然对执政府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谴责,但同时却又把矛头指向群众领袖,说杨德群烈士的惨死,是受女师大教员所驱使。暗示“三·一八惨案”是受人蛊惑而酿成的,“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

      鲁迅对陈西滢的“闲话”非常愤怒,在《死地》中指责陈源“学生们本不应该蹈死地”的言论,“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在《空谈》中说:“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同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沟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预想不到的。”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针对“三·一八惨案”达到高潮,直至1926年8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方才告一段落。这场论争使双方在情感上都受到极大的伤害。陈西滢每每挑起事端,但在强有力的对手面前,总显得有几分被动,几分狼狈。论争对于鲁迅“同样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经历了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转化为内心的挣扎”。正如鲁迅在编完《华盖集》以后在“题记”中写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二、论争的实质

      鲁迅与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的思想分歧与论争,而且论争中还带有一定的私人色彩,实际上是新文化战线分化后,不同的文化阵营之间思想的对立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鲁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启蒙话语,他们依照不同的话语资源,对中国的现代性赋予了不同的想象。有人甚至认为,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革命派和自由派。革命派主张直接参与政治行动,自由派则坚持渐进的、教育导向式的改革观点。“现代评论派”显然属于后一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论争。

      从表面看起来,以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每每站在校方、官方的立场上,为强势群体“辩护”,而鲁迅则坚定地站在学生、群众一边,为弱势群体说话,实则表现为两个文化阵营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对立与冲突。“在鲁迅看来,‘现代评论派’的这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识阶级’,以受西方教育为资本,以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这就是说,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并不着眼于对陈源们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关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例如,在中国教育当局与学生的对抗中一一他们所持的态度,实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回望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国的启蒙运动从维新变法开始已经拉开帷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大规模地向日本(东洋)和欧美(西洋)各国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出国求学,寻找救国良方。他们回国后,面对同样的困境,联合起来共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宣扬人道主义,传播民主与科学等思想。但是由于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既有共同的期待,但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及其到达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也有着巨大差异,因此无形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阵营和不同的启蒙话语,纷争就在所难免。

      作为20世纪初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西方完成的思想启蒙,西方的民主和理性精神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的原因所在。于是他们主张用西方的科学理性和民主政治,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他们变革现实的理想模式,自然而然也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民主文化联系起来。如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组织法的主张》,王世杰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评政府提出的民国代表会议条例》等文章,积极参照西方社会的民主法制意识,对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当然,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国人有足够的耐性,以循序渐进的和平方式,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

      “现代评论派”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既吸收了英国通过精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改良的精神内核,又汲取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坚持以文化启蒙为核心而寻求社会变革,反对激进、主张自律,强调秩序。既不主张漠不关心社会现实,又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们从西方文明的日益进步中,醒悟到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教育才是文化启蒙的惟一有效手段。他们企图通过教育和学理的启蒙,改变人的精神结构,重造民族文化和社会道德秩序,以文化的发展谋求社会的发展。“他们坚持以理性的态度追求民主、科学、法制等人文环境,主张有节制地进行文化秩序和道德形态的革新,建立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文化形态,以增强文化本身的内涵。”由于“现代评论派”追求文化功能的相对独立性,确认文化自身的意义,要求文化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反对学生介入政治,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因为这有悖于他们教育启蒙的宗旨和温和改良的政治企图。“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强烈地谴责了段祺瑞执政府扼杀民主的暴行,王世杰、陈翰笙、陈西滢、许仕廉、高一涵、陶孟和等都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执政府屠杀民众、践踏民主的暴行,并希望建立以法律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惩办元凶,保护民众的民主权利。同时又著文坚决反对学生盲目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运动,陈西滢并对学生运动的鼓动者、组织者,颇有微词。这一点与鲁迅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因此与鲁迅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人生体验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认知方面,与自由派有着很大的差别。从1902年到1909年,鲁迅在日本学习生活了长达9年之久,在留日期间,鲁迅通过日本这一窗口阅读了大量西方人文主义的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鲁迅日后形成的“人学思想”是通过“日本式”的阅读体验而获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启蒙思想和价值观念,既有西方的人文精神,又有日本的“尚武”意识,并带有浓郁的东方实用、功利的色彩。西方漫长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让他们期盼能够在短时间内修成正果。鲁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它的失败在于没有启蒙国民,缺乏的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所以,他以小说的形式践行启蒙主义的思想,以唤醒广大的国民。鲁迅强调文学经世致用,他的启蒙文学观念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事功性。但是启蒙原本就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所以当他觉悟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时候,就对启蒙本身产生了怀疑。通过《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可以看到,鲁迅在“呐喊”的同时,也在质疑启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呐喊”时期的鲁迅,对于启蒙仍然是期待中有怀疑,怀疑中又有期待;到了《彷徨》和《野草》的时期,鲁迅在对启蒙的怀疑中已经无所期待,在启蒙国民性的期待中,惟一收获的是难以掩饰的失望,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痛苦与绝望都在证明这一点。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派,并没有在痛苦和绝望中沉沦,相反,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仍在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并在这一探寻中实现自身思想上的转变。

      三、论争与鲁迅思想的转折

      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转向,这场论争不仅是鲁迅思想转向的一个临界点,同时也是促使鲁迅最终完成转向的一个标志性的因素。“对于一种思想或精神,鲁迅较关注的不是其原旨,而是其实效;考察运动或事业,关注的亦不是当初如何轰轰烈烈,而是看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鲁迅运思是传统经世致用之路,偏重应用而非思辨。所以,不是形而上思辨,而是‘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才使他痛苦万分,难以忍受。”现实的黑暗和无法唤醒的庸众,使鲁迅清醒地意识到思想启蒙不可能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革,“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此时,鲁迅的思想在悄悄酝酿着一种“新”与“变”。他已经不再钟情于以启蒙为宗旨的小说,而逐渐倾向于“投枪匕首”的杂文,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和攻击性。《彷徨》之后,鲁迅的思想已经悄悄发生变化,1925年所写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曾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语丝》创刊后不久,鲁迅已经着手筹备创办一个新的刊物了,这本刊物就是《莽原》。根据鲁迅的意图,《莽原》主要是一个向旧社会挑战的批判性的刊物,而不是一个纯文艺的刊物。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常常谈起有关《莽原》办刊的事情:

      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三月三十一日)

      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四月八日)

      《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法。(五月三十日)

      “由早年立志用文学去改造国民性,到后来认为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这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心灵历程,同时也是东洋派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共识。尤其是当文化启蒙受到挫折时,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便油然而生。”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警醒了鲁迅对于私人的攻击,他渐渐放弃了这种较小的目标,他的情感强烈地惹动起来,他觉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经没有作从容、幽默的杂感的余地,却只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

      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他呼唤和赞美铁与火之中的“猛士”精神,既是一种绝望和愤怒,也是一种希望和慰藉。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鲁迅,之所以主张复仇、以恶抗恶和不宽容,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民性的深刻了解,出于对文化启蒙的无奈和绝望,所以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也是持悲观态度的。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可以看到,随着《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低潮,“鲁迅已经从原来纯理性的思想启蒙中走了出来,他意识到通过‘火与剑’来改造社会更直接更有效”。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这场思想论争,充分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变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鲁迅的思想转型,似乎昭示着一种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宿命——从文化启蒙到暴力革命。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也只能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才能达成。毕竟历史拒绝了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应验了鲁迅对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想象。

      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理想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由于他们忽视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忽视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政治影响和经济背景,尽管他们企图以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理性的方式坚持文化启蒙,但现实击破了他们的梦想,他们依然无法保持中立和自由,最终仍然沦为某种政治力量的附庸。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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