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光武帝的中兴之局

  • 发布时间:2016-07-27 11:59 浏览:加载中
  •   反对王莽新朝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赋役征发,使得边地和内郡民众不胜其苦。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郡的粮 草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劫掠,破坏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边民不堪其扰,或流亡内地,为人奴婢;或铤而走险,聚众而反。始建国三年(11),大批边民弃城郭 流亡,随处暴动,并州(今山西北部)、平州(今河北北部)一带最为猛烈。天凤二年(15),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代郡(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民 众举事,以数千人为一集团,并在各郡流动作战。黄淮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农民暴动。天凤四年(17),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起义, 琅邪女子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事,都有较大影响。

      天凤年间(14~19),荆州一带(今河南南部及湖南、湖北大部)因连年干 旱,遭受饥荒之百姓多流落于山泽间,以采择植物为生,渐汇集成武装集团。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经常攻击附近的乡聚,休整、隐 蔽于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中,因此被称为“绿林军”。绿林军发展很快,有七八千人之多;他们没有政治意图,只盼年成好转、返回田间。地皇二年(21),王 莽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迎击获胜,部众增加至万人。次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被迫分作两支队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向进入南郡(郡治今 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等率领,北向进攻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在攻略随县(今湖北随州)时,平林(今湖北随州北)人陈牧、廖湛 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有“平林兵”加入。西汉宗室刘玄也于这时投身平林兵中。

      ——东汉时的政局演变汉宗室成员、南阳豪强刘縯、刘 秀兄弟,以“复高祖之业”(《后汉书·齐武王刘縯传》)为目的,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组成一支有七八千人的部队,称“舂陵兵”。舂陵军与王莽军交战不 利,故与下江兵联合作战。此时的绿林军已经发展至十多万人。地皇四年(23)二月,绿林军为顺应民间倾向汉室的正统观念,拥立时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皇帝, 建元为更始元年。更始政权成立后,王莽派王寻、王邑征调州郡兵进攻绿林军,“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旌旗及辎重绵延数千里,据载还驱赶虎豹犀象等 猛兽以助军威,“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后汉书·光武帝纪》)。

      六月,王莽军前锋十万,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 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夜率13骑突围寻求援兵。当时,新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旗帜蔽野,埃尘连天,战鼓之声传闻数百里; 并以高十余丈之云车俯瞰城内,积弩乱发,矢飞如雨,城中人打水甚至要背负门板。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秀征集郾(今河南郾城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营兵 数千人驰救昆阳。他自带步骑兵千余人,在莽军前四五里处列阵。莽军将帅骄傲轻敌,王邑、王寻一战失利,王寻被杀。刘秀机智传播宛城(今河南南阳)已被攻 破、宛城援军即将到达之信息,瓦解敌军士气;援军将士因连获胜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又亲率三千敢死之士冲击敌军中坚,新莽军阵营溃乱。城中守 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合势,呼声震动天地,莽军溃败,将卒离散,奔逃求生,自相践踏,绵延百余里间。又逢暴风巨雷,大雨如注,河水暴涨,士卒溺死者数以万 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这次战役对绿林军入关和王莽新朝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昆阳之战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进 攻:一路由王匡指挥北上攻取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南),直取长安。“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 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传》)。析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等起兵,攻武关,迎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此时的王 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陷于绝境之中,“呼嗟告天以求救”:“皇天既命授臣(王)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王)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王) 莽。”(《汉书·王莽传》)然后号啕大哭,伏而叩头。

      面对进攻三辅的大军,王莽拜9人为将,统率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向迎击。兵士无心 作战,在华阴附近一战即溃。农民军兵临城下,王莽组织囚徒出城抵抗,但他们尚未上阵就哗变逃散。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绿林军攻入长安,新莽政权覆 亡。更始二年(24)初,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

      更始军占领关中后,以抢劫掳掠为常事,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不断滋长。刘玄居于皇宫之 中,沉溺享乐,亲小人而远贤臣。他无心理政,日夜与妇人饮酒作乐,群臣上奏言事,往往醉而不能见;不得已时,令侍从坐帷帐中应对。他大封诸王,滥授官爵, 长安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之语流传。覆亡的阴云再次笼罩长安上空,赤眉军成了更始政权的埋葬者。

       稍晚于绿林军,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举兵,不久附近各地农民军率部归附。参加这支队伍的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起初也并无攻城夺地的企 图。为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红,故称“赤眉军”。他们起初活动于今山东地区,后转战淮海、中原地区,势力也在转战中不断扩大。樊崇等赤眉将领 曾接受刘玄的列侯封号,但遭受排斥,樊崇等人就脱离刘玄,率部转战于今河南一带。赤眉军虽接连获胜,但部众思归故里;诸将领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 们西攻长安。更始三年(25),赤眉军连战克胜更始军,部众有30万人。军中巫者以神的身份说道:本来应该做天子,为什么要做“贼”?又有人乘机怂恿赤眉 将领,于是樊崇等拥立汉宗室、15岁的“牛吏”刘盆子为皇帝,建元为建世元年。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刘玄请降,更始政权被推翻。

      赤 眉军入关时,刘秀也派兵西进关中。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有大功,其兄刘縯则攻克宛城,他们的势力、声望逐渐凌驾于绿林军诸将领之上。绿林诸将领劝说更始杀害 刘縯,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请罪,以求自保。他既不夸耀昆阳战功,也不为兄长发丧,饮食言笑如常。他的举措,麻痹了更始政权的将领,甚至取得更始帝之信任。更 始帝迁入洛阳,随即派刘秀率军镇抚河北,实则是招降河北诸郡县。刘秀到河北时,仅以少数官属自随,并未领兵与俱廖伯源:《试论光武帝用人政策之若干问 题》,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1990),第18页。,故起初备尝艰辛。向河北行进途中,他接受邓禹、冯异等人建议,招揽人才,安抚民 众,稳定人心,废除王莽时代的苛政,尽量避免杀戮,受到百姓拥护。刘秀借用可以独立决断军政的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交结、招抚地方势力;河北地 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安定河北的强大助力。更始二年,五月,刘秀攻下邯郸,大体控制河北诸郡。更始帝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南 归。刘秀以河北尚未安定为借口,拒不从命,继续用兵,逐一吞灭铜马等部割据地方的农民军,部众有数十万,关西人称之为“铜马帝”。不久,羽翼丰满的刘秀与 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就在赤眉军进攻更始政权时,刘秀以民间流传的谶纬《赤伏符》为宣传,于公元25年在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沿用汉的国号,建元建武。十月,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要面对、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消灭割据势力、实现统一。

       进入长安的赤眉军军纪同样很糟糕。百姓对之失望,纷纷自保。赤眉军粮草不支,在长安焚烧宫室,引兵西进。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及暴风雪的袭击后,又折 返长安。此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洛阳以西地区,截断赤眉军东归道路。赤眉军战败投降。建武五年(29),刘秀统一北方的主要地区。西图陇右、平定巴蜀, 统一全国已势在必行。当时,隗嚣占据陇西,兵精粮足,士马强壮,进则可以闯入关中,退则可以自保边陲;公孙述割据巴蜀,凭借险要地势、雄厚资源财富,称帝 自立。根据形势,刘秀采取了由近及远,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方针。建武六年(30),刘秀派军进攻陇坻(今陇山,陕西陇县西北)。隗嚣居高临下,以逸待 劳,挫败汉军。刘秀集结兵力,大举进军。隗嚣感到形势危急,于是向公孙述称臣,联蜀抗汉,战争进展并不顺利。建武十年(34),汉军最终平定了依据陇山之 险割据天水的隗嚣集团,陇西之战宣告结束。光武帝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十一年(35),刘秀对割据巴蜀的 公孙述形成了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光武帝派岑彭、吴汉率兵溯江而上,进攻公孙述,又派来歙、盖延率军自北南下入蜀。次年,平定蜀地。刘秀基本实现全国统 一。

      在扫平割据、实现统一的同时,光武帝也陆续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这些措施包括释放奴婢、减轻赋税、重用循吏等。从 建武二年到建武十四年(26~38),他连续六次下令释放奴婢和三次下令禁止杀伤奴婢:凡是王莽以来没入官府但不合汉法者,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 被略卖者,吏民遭饥饿、战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者,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如拘执不放则依法治罪,残伤奴婢者按律论处,杀奴婢者不得减罪。这些诏令缓解 了西汉中后期以来的奴婢问题,对改善农民处境、发展社会经济有益,也动摇了青、徐、凉、益等地的割据势力。建武初,处于战争状态,军费用度不足,实行十一 之税;建武六年冬,刘秀下诏恢复三十税一。刘秀在位时,注重考察吏治得失,了解民情,选用最有能力者以发挥其才干。刘秀本人节俭庄重,不奢靡,也不沉溺于 安逸享乐,实际上为循吏做出了表率。许多循吏都留下了清正能治的盛名。譬如,渔阳太守张堪,赏罚必信,取得吏民支持,劝勉百姓耕田植桑,社会秩序井然,于 是民间流传“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后汉书·张堪传》)的歌谣;南阳太守杜诗,被尊称为“杜母”。循吏的所作所为,不仅有益于调节当地的社会关系,对经 济发展与文化进步也有积极意义。

      明、章帝时,在继承光武帝恢复生产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采取了兴修水利、赋民公田等措 施。兴修水利方面,王景治河是件大事。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唐宋之前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黄河是否安流、河患是否治理,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问题。由于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较高,泥沙会逐渐淤积固定的河道,故自西汉中后期以来,河患频繁。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与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两次决 口、改道,统治者甚至为一己私利而置百姓于不顾,使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永平十二年(69),明帝任用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等人,率士卒数十 万治理黄河、汴渠,依据地势高低与河道冲积走向,勘测出一条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到千乘(今山东利津东北)入海口的新河道,通过疏浚淤塞、裁弯取直、 修渠立堤等措施,对新河道进行较为全面的整治;又设立水门,起到分洪、减水、清淤等作用,不仅使黄河、汴渠分流,且减缓河床淤积的速度。自此,数十县荒废 土地得以耕种,黄河安流达八百年之久。明章时,多次将“公田”借与或赐给没有耕地的贫民使用。元和元年(84,本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因牛疫流 行,农作物歉收,章帝诏令郡国招募无田且愿意到田土宽饶之地去耕种的民众,并由政府组织迁徙至新地,政府赐给公田,租赁给种子、农具,同时减免五年田租, 减免三年算钱。以后愿意迁回本土也不加禁止。元和三年(86),诏告魏郡(郡治今河北磁县南)等六郡,将尚未开垦的之地赐予贫民,政府供给种子,鼓励努力 耕种,禁游手好闲。

      与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不同,东汉功臣多近儒。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始,始终比较重视儒学。建武初,刘秀每到一地,未 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对儒学发展有特殊的关心。刘秀定都洛阳时,据说运载经牒秘书的车辆有二千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建武五年,天下尚未安定之 时,刘秀下令修建太学,置博士,令各家以家法传授诸经。他在巡行鲁地时,派遣官员祭祀孔子,封赏其后裔,以示崇孔尊儒。明帝不仅广召诸儒,自居讲席,让儒 者执经问难。章帝效仿西汉宣帝,召集群儒,于白虎观开会讨论经义。此后,朝廷多次修缮太学、扩建室舍,东汉晚期太学生竟达三万余人。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 来。西汉末士人无行,为利禄献媚王莽。所以,在提倡儒学之同时,光武帝还表彰气节:对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以示对名节的尊崇,以 达“举逸民天下归心”(《后汉书·逸民传》)之目的。这些重儒举措,不仅鼓励向学风气、培养大量统治人才,也培养了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东汉初,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刘秀给予功臣优礼厚待,但不给实权实职,且剥夺将领的统兵权,改变了西汉初由功臣出任丞相、在朝秉政之局面。除少数功 臣担任边陲将领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可与公卿大臣商议大政要事。封赏功臣而不用,偃武修文,是为了发展生产,休养生 息,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妥善安排功臣之同时,光武帝普遍任用以儒生为主的“文吏”。鉴于王莽代汉,光武帝在经济上优待外戚,但不让他们干预政事。马 援功劳虽大,但身为外戚,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功臣中。明章时,继续抑制外戚之政策。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发现问题就严加惩处,被屠戮者亦有之。 章帝时,皇后兄窦宪以贱价强夺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深责窦宪,声称“国家弃(窦)宪如孤雏腐鼠耳”(《后汉书·窦宪传》)。对宗室诸王,光武重申旧制 “阿附蕃王法”(《后汉书·光武帝纪》),严禁诸侯王交结宾客;后因皇子刘辅系狱之刺激,刘秀下诏郡县捕诸王侯宾客,牵连而死者数千人。明帝时,穷治楚王 刘英“谋反”之狱廖伯源:《东汉楚王英案考论》,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五期(1996),第55~79 页。,被株连而死、徙的外戚、诸侯及州郡 豪杰、地方官吏多达数千人,被收捕系狱者也有数千人之多。

      光武帝及明章时期,在改革政治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周边地区政权等方面,也都有不少举措。这60多年中(25~88),是光复汉朝统治、恢复发展生产、加强中央集权、缓和周边关系的时段,不仅有光武中兴之局,也有所谓的“明章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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