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武帝刘秀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好学的陛下

  • 发布时间:2015-11-08 23:55 浏览:加载中

  •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可以说是《后汉书》对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客观评价。经术即儒家经学。光武帝自幼爱好经学,当然知道它 对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但是,西汉末以来的今古文经之争,他当然也是知晓的。如何求得经学思想上的统一,不仅是士人儒生,也是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重大 问题。为此,光武帝即位以后,便勤勤恳恳致力于它的解决。

      早在繁忙的战争岁月,光武帝每天就“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 文,无不毕览”。天下统一后,他每日上朝,“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理,夜分乃寐”。建武十七年(公元41)他还亲临太学,会集诸博士,“论难于前”,即展 开经学辩论,议郎桓荣为“诸儒莫及”,光武帝当场对他大加赏赐。真是一个好学、博识的天子!

      光武帝对待今古文经之争的态度是:“采求 阙文,补缀漏逸”,“博存众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关于今古文经之争,是从西汉末刘歆校书后开始的。此前,整个西汉为今文经所垄断。王莽篡权后,为“托 古改制”的现实需要,推崇古文经,占主导地位。但他对今文经仍兼收并容,因为二者都能为其复古活动服务。不过,复古的需要并不是古文经本身的问题,而在于 王莽对经文的恣意曲解。古文经刚问世不久,鲜为人知,更使得他可随心所欲地加以玩弄。而光武帝对经学涉猎很广,“博观异家,各有所采”。立国之初,他即下 令设今文经博士14人。与西汉比较,《易》增京氏,《书》仍欧阳、大小夏侯,《诗》仍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则废谷粱而立公羊严颜二氏。但 是,他想“扶进微学”,又“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一度在朝廷立古文经博士。建武三年(公元27),尚书令韩歆上书,要求为费氏《易》、左氏《春 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公元28)正月,光武帝亲自在云台召集群臣会议讨论此事。古文经学家陈元和今文经学家范升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光武帝“卒立《左 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其中陈元为第一名。考虑到陈元在争论中首当其冲,为避免过分刺激今文经学家,光武帝决定不用陈元,而用第二名李封为博士。尽管 如此,由于今文经学势力很大,决定一公布,“议论诺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李封病死,光武帝重违众议,“因不复朴”,对治今文经的多数朝廷权贵 作了妥协。但实际上,他对治古文经的人仍多所任用。杜林尤爱古文《尚书》,官至太司空,他所推荐的范逡、赵秉、牛邯等“皆被擢用”。郑兴是古文经大家刘歆 的得意门徒,光武帝拜他为太中大夫,对其建议“多所采纳”。寇恂也爱好古文经,在汝南太守任内聘请治《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大概光武帝感到今文《五 经》章句烦多,中元元年(公元56)下诏书“议欲减省”,这说明他也看到今文经有弊病。

      光武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欲使诸儒共正经 义”,这一政策对后代产生颇大影响。汉章帝时曾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讨论《五经》同异,连月乃罢。章帝尤喜爱古文经,下诏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 诗》、《谷梁》、《左氏春秋》等,“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古文经地位。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出,即光武帝对经籍图书的 搜集。据载他迁都洛阳时,经籍秘书装载二千多辆车,“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仅从保护和收集文化典籍来说,其作用亦不应埋没。鉴于六经荒废,他还下令“起 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这也有利于经籍的整理和传播。

      光武帝上述种种做法,是想在思想文化领域树起一面大旗,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提倡经学的效果非常显著。范晔曾说:“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历年所,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总之,它起到了“励人心而寿国脉”的作用。

       光武帝还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在洛阳城门外兴建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 亲历亲为,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 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 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刘秀还大选儒生为官吏;他在建国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选一些文化人进城,即文首所说那句话。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 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为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充分显示了他 老人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治国战略。

      光武帝还徵用“志士”,宣扬名节,强化忠君思想。新莽时期,囿于封建正统观念,“士之蕴藉义愤 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击之者,盖不司胜数。”人心思汉,亦是王莽失败、刘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秀见人心可用,特别是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和行 为,系皇权的坚实基础,于是在建立东汉政权后,大力表彰气节,激励风尚,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对众多弃官逃仕,不仕王莽、公孙述的士人慰藉有加,收为己用。 如通儒卓茂西汉末为密令,及王莽居摄,称病自危,杜门自绝,不仕新朝。建武之初,对这个已年过七十,“无它庸能”,但颇有影响的“段段小宰”,光武帝首先 下诏访求,授予太傅之职。建武四年(公元29)卓茂死,“车驾素服亲临送葬。”刘秀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耸动视听,收揽人心。又如宣秉,于哀、平之际, “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称疾病。”建武元年(公 元25),刘秀即授宣秉以御史中丞重任,次年又迁司隶枝尉。对其他不仕王莽的士人,刘秀亦优先授以高职,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 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如申屠刚,建武七年(公元31)拜侍御史,后迁尚书令;郭贺建武中为尚书令,高翊建武十一年(公元35) 拜大司农;郭丹建武十三年(公元37)为并州牧,迁左冯翊。由此,“群方成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搜罗了一大批效忠刘汉王朝的知识分 子,扩大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阶级基础。而对心存异心的士人,刘秀则伺机予以讽劝,如《后汉书·冯勤传》: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 乃因讌见从容戒之日:“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夸,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 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子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这一席话名为劝勉,实则威吓,令臣下惕怵不安。

       但光武对儒家今文学派炮制的谶纬迷信推崇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 那篇叫做“赤伏符”的谶语,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光武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 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他晚年经常以图谶决定政事,迷信思想很重,这是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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