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禅是个怎样的人?对“刘阿斗”的真实评价

  • 发布时间:2016-02-22 15:42 浏览:加载中
  • 刘禅

      对于“刘阿斗”这个名字,大家都十分熟悉,他就是三国之际蜀国的后主刘禅。刘阿斗的知名度在中国是很高的,成语、俗语和歇后语就有“乐不思蜀”、“扶不起的刘阿斗”,等等。但这些词汇都是贬意词,几乎成了“胸无大志”、“窝囊废”、“昏庸皇帝”的代名词。

      其实,这样议论与定性对刘禅来说是很不公正的,虽说比不上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但他也称得上是个仁慈、开明的贤君。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君臣和谐的情况是很少的。人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专制残暴、疑神疑鬼的君王,他们对位高权重的臣子往往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臣子“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诚惶诚恐,察颜观色,顺着君主说话,稍有闪失就被诛杀。

      可刘禅却不是这样,他与诸葛亮等大臣的关系一向是很和谐的。诸葛亮等人大权独揽,但刘禅丝毫没有猜忌之心。

      为什么刘禅那么大度呢?想想,这大概与他的身世与经历相关吧。

       刘禅前半生的经历是相当坎坷的。据《三国志》引述《魏略》说:“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 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 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谢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为洗沐送馆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 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

      当然,对此史书有不同的记载。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说:刘禅“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坂,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

      不管怎样说,刘禅是在战乱中长大成人的。在东逃西窜中,他看到了战争的悲惨和将士们惨不忍睹的牺牲场面,看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悲剧,也许他还看透了浸透着鲜血的“江山”,看透了这个残酷的人类世界……

      所以,刘禅是比较仁慈的。他经常说:“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

      虽然,诸葛亮上表告诫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但纵观刘禅的一生,他除了曾经有过重用宦官黄皓的错误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特别恶劣之处。另外,重用黄皓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三国演义》上所说得那么严重。

       在君王的地位上,刘禅总是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努力保持着高层的和谐状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 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 岂不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书上说,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

      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也说,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 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 的种种不满,像对待孩子一样耳提面令地教刘禅的“亲贤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则委曲求全。

      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 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而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 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 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伤,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 亮这面旗帜。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 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 松之评价道:“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而刘禅头脑却非常清醒,规劝说:“相父南 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诸葛亮死后, 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 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后提出疑问道:“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之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琰的猜疑。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 妻子母亲入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奴才而已。”夏侯霸的父 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 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 他父亲刘备也不逊色,不失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提刘季玉。

      刘季玉就是刘璋,季玉是他的字。他的父亲叫刘焉,长期治理西蜀。刘焉去世后,刘璋成了西蜀之主。当时,相比较于中原一带军阀混战、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 况,西蜀是比较稳定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民殷国富”。后来,刘璋为了对付汉中的军阀张鲁,请刘备来帮忙,结果开门揖 盗,刘备的铁骑横扫益州土地,最后一直打到成都城下。

      毋庸置疑,刘备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可事情到兵临城下的地步,刘璋该怎么办呢? 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一般作法,是动员所有的臣子、士兵与民众进行顽抗,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另外,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不成功便成仁”,为 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就会受人景仰,就会留名千古,永垂史册。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慷慨激昂、冠冕堂皇“大道理”后面的真正意图是保卫帝王的“江 山”……

      刘季玉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窘迫的局面。可令人钦敬的是,刘季玉对此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措。请看《三国演义》对当时情况的描写: “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 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城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坠泪……”

      《三国志》对这 件事也大体上是这样记载的:“先主(刘备)至葭萌,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这就说明,《三国演义》是按史实录的,没有进行艺术加工,刘季玉就是这样一个人。刘季玉不顾将士们的忠心相劝,轻意放弃江山,败坏自己的名节,其原因是不忍看到百姓们遭受更大的苦难……

      这真让人感慨啊!这样的“人主”中国历史上多乎哉?不多也。刘季玉是凤毛麟角的一位。

      刘璋投降了,西蜀百姓因此没有遭受更大的灾难,士兵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刘备占领益州后,却一直穷兵黩武,战争连年不断,天府之国千里沃野一片萧瑟,蜀民死伤无算……

       后来,刘禅的做法与刘季玉十分相似。魏兵兵临城下,刘禅的儿子刘谌劝说父亲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 应,内外攻击,可获全胜。”可刘禅不听,还叱斥儿子说:“汝欲令满城流血耶?”在对待国家与人民的存亡问题上,刘禅更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在重大的选 择面前,刘禅像刘季玉一样当断则断,放弃自己的“名节”和政治面子,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与无谓牺牲,甘愿献出“江山”。如此决策,与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断地 鼓动老百姓卖命的众多封建帝王相比,不知要进步了多少。

      然而,投降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不光彩的。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宁死不屈”, 是“斗争到底”,是“流血牺牲”,是“为国捐躯,是“杀身成仁”,其他什么也不计较,哪怕你是为了老百姓,为了挽救众多人的生命,为了社会的安定。虽然从 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死人,少破坏社会财富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

      在刘禅执政后期,蜀国人民生活得非常安详

       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 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悼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抬举强人、为胜利的英雄唱战歌,蹂躏弱者、对失败者踏上一脚, 似乎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鲁迅还说,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乱捧与乱骂,比如把英雄说成娼妇,把娼妇说成英雄。

      后来,人们之所以蔑视刘 禅,除了在位时间太长外,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在作祟。因为阿斗的谋略是从长计议,不考虑一时一事的得失,同计较一时一事的面子政治思维背道而驰,必然触犯了 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流的上层观念。如果中国的政治家中多几个善于激流勇退的政治家,恐怕中国的专制也不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古希腊人普鲁塔克说:“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这年头,不知怎的,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像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丫鬟,既可以美化,也可以践踏。

      现在看来,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没有出现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社会的动荡。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要强得多。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为仁德明主。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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